我留在延安，似乎只能玩玩外交游戏，这使我深感不安。我不能和八路军和民兵一起战斗，但是我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才能取得必要的亲身体验，使我能向上作真实报告，反映共产党的潜力。有幸的是，我和黄华来往密切。他是在延安照料我们使团活动的一名共产党员。当了解到我们为了进一步考察民兵的活动必须进行数次外出旅行时，黄华和我就谈到了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去到边区工作的可能性。他同意这是考察民兵活动的最有效办法，并为我、赫伯特·希契和路易斯·琼斯去八路军前沿地区作了必要的安排。
　　1944年9月4日，我们从延安出发去晋察冀边区。在那里我们将和八路军和民兵一起工作。我们骑马旅行，用骡子驼运我们的装具。但木制的马鞍迫使我们步行相当长的路程。以往的集镇己成为大堆的碎砖瓦砾，这促使人们想起日本人占领所造成的恶果。道路旁边有胜家牌缝纫机、贝壳石油和可口可乐的广告，这是战前外国特别是美国影响留下的唯一残迹。在八路军控制区没有通讯工具——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没有电力。夜间，只有油灯照亮我们的窑洞，油灯的黄色底盘上印着我们熟悉的牌子——壳牌。
　　在这条路线上，有几种原因使我们难以辩别方向和距离。首先，当地老百姓在战时为了躲避敌人的袭击，经常搬迁他们的村庄。即使我们确切地了解村庄的位置，路程的距离要看向谁问路，长短不一。一华里约相当于一英里的三分之一的路程，然而这一距离在当地要按在路上要抽几袋烟功夫或按其它这种含糊的当地计时办法来测量。当我向一位老乡问路：“到下一个村子还有多少里？”他回答说“五里”。这可能是半天或是半个小时的路程。我就学会马上问第二个问题：“是大里还是小里？”
　　战争对村民来说就是要保卫他们的土地。我们碰到的当地农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不太知道蒋介石或毛。但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对红军十分尊敬，并无条件地给我们分享食物、住宿和其它东西。我们同主人一起睡在一铺大炕上。这种炕就是用泥土块搭制的平台床铺。这种床铺离地面约有36英寸高，可以从下面烧火取暖。炕上还有一床大棉被，可以把我们全体人员都盖了起来。在白天，村民们还照料伤员，分发他们隐藏在地洞中的粮食和面粉。村民整天整夜都对敌人保持警惕。由于没有电，他们就在竹竿上升起黑布旗，来预告敌人的到来。这一战时报警的方法，在1937年前起源于中国，这是由于当时飞机的活动受到限制。后来在缅甸也采用了这一方法。
　　我们发现村民都渴望得到消息。由于他俩身处偏僻的地区，他们认为抗日战争只是在中国进行。他们询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询问中国以外和世界上的情况。他们专心一意地听取我们讲述关于家庭，关于日军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印度、缅甸和在太平洋的岛屿上等事实。到了出发时间，他们就送我们上路，给我们中国的小米面包和煮鸡蛋，并祝愿我们“一路平安”。
　　日本人为了要战胜中国农民的抵抗，实行了所谓“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种政策，更确切地说，就是用屠杀人民，烧毁村庄，破坏或掠夺作物、牲畜和农具等办法，对中国农村实行恐怖统治。因此，有好几百平方英里的土地变成了没有任何人迹的无人区。
　　事实上，日本人的这种政策比任何意识形态的争论都更能促使中国团结起来。它把共产党人赶进了一个地下的村庄世界。农民实行“换工”进行互助，而共产党军队则协助农民收割、隐藏和保护他们的粮食，避免被侵略者所掠夺。他们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拥护。
　　为了要同优势敌军的作战中取得生存，民兵避免和日军打正规战，因为他们没有攻城掠地的军事手段。同时，由于他们的火力太弱，也不能打硬仗。因而，共产党人集中力量打袭扰战，依靠速度、突击、勇气和完善的机动性来取胜——这一切均依靠周密的计划。他们作为一支打击力量，也保持某些通道敞开，竭力维护前线的现状，不许敌人侵占任何领土。毛泽东把这些士兵的特点比作“跳蚤——机动灵活，不断盯咬，坚持不懈，难以抓到”。他们的口号是：“每发子弹消灭一个日军”。据估计，从1937年至1944年，被共产党军队和民兵消灭的日军约350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