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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用延安精神激励中华民族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跨入21世纪 一、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升华 1.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延伸和拓展

陈登才,郑志飚


  日月轮回,星移斗转,江河奔腾,时代车轮正飞速逼近世纪交汇点,21世纪的曙光遥遥在望。
  在这新旧世纪交汇之际,中华民族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从世界范围看,和平与发展作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依然是时代演进的主流,这就为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世界并不安宁,除了两种社会制度、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外,各国之间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综合国力的较量竞争日趋激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一个充满发展活力与生机的中国带入21世纪,跻身世界民族强林,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取决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既定大政方针经过党和人民的协力奋斗得到实现,而这一切又必然是以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为前提条件的。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奠定坚实根基,必须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必须以延安精神所代表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观准则作为更新改造全民族精神生活的灵魂和支柱,教育和引导全体人民树立积极健康、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抵制各种错误腐朽的思想文化和陈规陋习的消极影响,才能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国家提供强大的动力保证。
  一、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升华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借鉴和汲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历史同现实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现实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演进而来的。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思想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领域,历史积淀的重量和影响更其显著,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我们只能正视,而不能回避。当然,仅仅认识到社会意识方面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性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认识历史,积极地扬弃传统,来更好地把握现实,创造更加美好的现实和未来。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作为炎黄子孙在千百年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特有观念意识形态和智慧结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民众心理基础。如果说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成分结合起来,创造高尚的革命时代精神是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突出特色,那么在新时期继承这个优良传统,无疑对建设强大的祖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延安精神正是党在这方面长期努力创造出的精神丰碑,它虽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但由于渗透其中的基本原则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最佳契合,因而具有不朽的科学指导价值。
  1.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延伸和拓展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先民在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颇具特色的观念意识形态。它既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是现实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现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民族传统文化正是特定时代的人们在进行新的历史创造实践中必须直面的思想文化条件和氛围。中国共产党人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事业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同样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实践和创造的,同样不可能疏离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大磁场影响。对此,共产党人具有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并对民族传统文化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谈及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问题时所指出的:“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①我们应该采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方法,“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②按照这种科学态度和方法,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对民族传统文化做了积极的分析、清理和改造借鉴,大量吸收了其中优秀健康的成分,为造就新的革命时代精神和思想文化创造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延安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不仅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等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熏陶的同志,在他们的论著、文章、讲话中大量引用古代先贤的重要思想精华,用以阐发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内容到形式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批判“言必称希腊”的盲目崇洋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而且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中央到地方组织及许多优秀共产党人为正确消化和借鉴吸收祖国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培养造就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革命新文化以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优良思想品德,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延安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辛勤努力的必然硕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深深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广泛极取其精华和养分,乃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人高尚思想品质的延安精神生长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失的条件。
  渗透在延安精神中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极其广泛、深刻而浓烈。择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执著追求理想、矢志不渝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追求美好的理想社会,始终是我们民族古往今来无数先贤志士梦寐以求、毕生奋斗的目标,尽管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先贤们对理想社会的种种设计勾画和奋斗途径流于泡影,但体现其中的执著追求美好社会的宏旨和奋斗精神却代代相承,营造出强烈的向善性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愫。从孔子倡言“礼治”、“王道”,墨子的“兼爱”、“尚贤”,到洪秀全追求建立“太平天国”,康有为作《大同书》,直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追求建立理想社会的思考和奋斗绵绵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矢志不渝的探索进取精神。在这样一种厚重的向善精神和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文化氛围熏陶下,我们民族涌现出无数道义至上,热爱祖国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志士,像北海牧羊19年赤心不变的苏武,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自励的卫青、霍去病,誓死抗金、精忠报国的岳飞,直至近代伟大爱国者林则徐等。他们执著理想、忠于祖国的思想操行和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鼓舞后人争取光明自由幸福,反对外敌侵略和黑暗的社会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启示和影响。
  第二,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积极人世精神。朴素唯物主义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它除了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外,还强调了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主体作用以及实事求是、探求真理、事功于国计民生的积极向上人生态度。从春秋战国时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韩非子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当“缘道理以从事”,东汉王充批判“生而知之”,倡言“知物由学、学乃知之”,“为世用者,百益无害,不为用者,一事无补”,到明清之际顾炎武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直至戴震强调“考事辨理”,关注民生,魏源倡导“及之而后知”,“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表现出强烈的求真务实,补益国家民众的思想追求。这种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积极入世思想,对于人们树立以社稷国家为重、以民生民瘼为怀的抱负以及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的向上精神有很大促进作用。
  第三,勤劳俭朴,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正道直行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是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的,从远古以来,先民们始终保持勤勉劳作,不畏艰辛的优良品德,女娲炼石补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愚公移山执著奋斗等故事传说,本身就是先民们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穷且益坚的高尚操行和奋斗精神的反映。中国最古老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箴言,可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传统文化培植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具有两个显著特色。一是愈是在挫折逆境厄运面前,愈能激起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二是不事表面铺张喧然,而更多表现为一种深沉的战斗精神,坚韧的探索和持久的忍耐。它们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四,崇尚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道义至上,无私奉献,为捍卫真理而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和无私献身情怀。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仁学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中华民族尚气节,重情操,有一种浩大的民族正气和强烈的自尊自信心。古人把松、竹、梅称作“岁寒三友”,视之为气节操守的象征,热情讴歌、争相效仿,以其砥砺品志,就是民族精神的一种折射。中华民族有许多垂之千古的格言,如,“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种崇尚气节情操无私无畏的传统千百年来不仅为人们津津乐道,也是众多先贤志士身体力行的。这种高尚品德和优良传统培养了中国千千万万优秀士子和人民大众,他们在内外黑暗势力面前,总是以顽强不屈的斗争方式去拼搏。正义所在,舍生以赴,不畏强暴,前仆后继,无私无畏,杀身成仁,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魂”。
  第五,厚生重民的“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精华,其特质在于强调民众是国家社稷的支柱和依托,关心人民群众的生计苦乐,胞与吾民,泽被四方,为民造福是统治者的天职。反之,漠视民瘼,残民以逞,必致国无依托,失却国本;直至统治倾覆。这方面的思想充盈史册,十分突出。《尚书》就有“民与邦本,本固帮宁”之说。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上民而为天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也;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管子倡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进而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强调厚生节用爱民。特别是荀子一针见血指出了是否重民爱民关于社稷安危“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等,可以说,历代进步思想家无不重视民众的苦乐生计和民心向背的重要意义,反复强调要恤民爱民,以固国本。他们的思想主张虽然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侧重于驭民之术,但其中的确包含有关心民瘼,重民厚生的积极进步内容。这种“民本”思想传统代代相承,鼓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树立天下为公、为民造福、为民捐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道德,对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厚富赡,延安时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借鉴吸收的精华当然也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但是,从延安精神的本质内涵和基本原则去看,上述五个方面无疑是其借鉴吸收的重要思想精神养料。对民族传统文化中精华的广泛吸收和消化,不但是延安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它能够茁壮发育,深深植根于广大中国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心中,蔚成风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延安精神延伸和拓展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而民族的优良传统的渗透滋养又赋予延安精神以勃勃生机和强大弥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陈登才,郑志飚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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