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斗争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2年西北党组织成立——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后，1922年8月，陕西也建立了党团组织。陕西的党团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逐步把陕西的革命斗争推向高潮。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陕西出现了刘志丹和谢子长两位民族英雄。刘志丹，1903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他和谢子长一起领导了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先后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总指挥、红二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瓦窑堡警备司令，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4月率部东征抗日时，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遭国民党反动派阻击，英勇牺牲，时年33岁。毛泽东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为了纪念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将保安县命名为“志丹县”。谢子长，1897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1928年5月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曾成功地领导了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后在清涧河口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身负重伤，1935年2月，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逝世。为了纪念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命名为“子长县”。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今耀县境内)，创立了照金革命根据地。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933年3月，陕甘边特委成立。11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回到南梁地区，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建立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并于1934年11月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政府主席。与此同时，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
　　随着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两块根据地日益接近。1935年2月5日，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在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先后解放了子长、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从而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初步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当时全国惟一保存的革命根据地。
　　第二阶段(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历经千难万险，行程两万五千余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10月22日，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行动方针，做出了把陕北作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随后，中央红军南下到达甘泉县下寺湾，在这里纠正了陕北肃反错误，释放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习仲勋等受害同志，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11月21日至24日，中央红军在富县直罗镇赢得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瓦窑堡期间，中央红军还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193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并于7月3日抵达保安(今志丹县)。
　　1936年12月12日，驻扎在西安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受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扣押了亲赴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保安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由此实现了国内战争到全面抗战的重大转变。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凤凰山麓成为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第一个驻地。1937年2月，国共两党的合作由秘密走向公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共中央在延安及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迅速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全面抗战。并召开了延安干部紧急动员大会，整编部队，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同时，致电蒋介石，红军主力将要全面投入抗日。随后，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领导八路军的抗日军事行动。长征前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多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19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日军，阻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使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许多军事著作，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抗战期间，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权建设。1937年9月，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正式宣告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为首任政府主席。10月1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决议，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的抗日民主区，中央在边区实行了广泛的民主，在县、区、乡都实行民主选举，还选举产生了参议员。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对边区政权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41年12月至1943年底，边区又进行了精兵简政，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减轻了人民负担，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阻力，跋山涉水奔向延安。为了造就抗日救国的人才，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延安创办了30多所干部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央到延安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府，先后培养了十多万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人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是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毛泽东于1943年还为中央党校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的题词，这个题词一直被奉为中央党校的办学宗旨，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延安时期，党中央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41年7月，将陕北公学的民族部、中央党校民族班以及抗大、女大的少数民族学员集中起来，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延安民族学院汇聚了藏、蒙、回、苗、彝、满、汉等各民族的优秀青年。学院还成立了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字、政治、经济、历史及社会风俗的藏族研究室、蒙古族研究室和回族研究室。在课程设置上，还开设了藏文、蒙文等少数民族语言课程。而且，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学员也格外关照，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予特殊优待，每人每月多发10斤白面，每人每年加发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每逢民族节日，还按照民族风俗习惯庆祝、聚餐。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民族学院还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对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延安时期，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边区的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1941年到1942年，边区军民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严重地步。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迅速在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带头参加劳动，毛泽东和他的警卫人员在杨家岭挖地种菜；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参加纺线比赛。1941年3月，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经过3年的辛勤劳动，把昔日一派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大生产运动不仅使陕甘宁边区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达到了丰衣足食，而且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改善了党政、军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生产建设的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和人才，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
　　1942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整风运动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任务，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运动方针。经过全党的整风，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了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解决了党内存在的矛盾，增强了各级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加强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胜利召开，历时50天。大会选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位同志组成的中央书记处，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七大”也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永久地载入了史册。
　　第三阶段(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7年中央离开延安)：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去重庆“共商国是”的邀请，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通过谈判，中国共产党不仅保住了八年抗战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在此期间，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派10万部队和2万干部奔赴东北开展工作，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3月，蒋介石违背谈判协议，调集了39个旅、23万多人的部队大举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与进犯的敌人周旋；刘少奇、朱德前往华北，组织华北前线的对敌斗争。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历时1年零5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在陕北成功地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攻。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胜利收复延安。
　　1948年3月28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迁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那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最终赢得了全国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