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精神总是在一定时代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但某种精神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的继承性。延安精神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自然不会因为那个时代的结束而失去青春的光泽，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扬光大。人所共知，博大的世界，自然和社会统括了一切。物质不灭，精神不死，变化了的只是具体的形态。如同相对的静止蕴含着绝对的运动一样，现实的存在必然孕育未来的发展。
　　延安精神在本质上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具有永恒性。延安精神虽然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它的内容和意义远远超出了特定的时空界限。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始，时代已不再是过去的时代，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依然浸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水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覆盖下的中国大地框定了中国革命的舞台；尽管从井冈山走来的革命队伍，大多来自农民，但是，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中国革命已不带有历史的封闭性，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她肩负起领导这场革命的历史重担时，鲜红的旗帜下聚集的力量，决不是铁锤和镰刀的简单相加，而是一支觉醒的队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信念铸就的刚强。有了这份刚强，也就有了新的精神形态即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生成。如果说传统的民族精神反映的是一种农耕文明的话，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不仅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鲜明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大公无私、敢于斗争、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阶级本色，突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恰似现代化的大工业取代传统的手工业表现了历史的进步一样，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产生反映了我们民族精神历史性的升腾。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以一定的时空条件为前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延安精神的过时。这不仅在于延安精神本身是一个科学的系统，有着无限的生命力，而且还在于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它不只是属于延安时期，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整个历史时代，并且与社会实践的发展有着根本上的一致性。尽管60多年前的延安与今天相比，巨大的变化，使历史和现实表现出了惊人的反差：新中国的诞生剪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脐带，和平的阳光驱散了战争的阴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冲破了自然经济的堤岸，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成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的神圣使命。但这种历史性变化本身却体现了延安精神的价值作用，没有延安精神就没有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而且在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背后还深蕴着延安精神永恒的价值指向。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没有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没有变，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没有变，因而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特有精神自然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消亡，抑或失去应有的价值；无论革命还是建设，无论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对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及共产党人来讲，只是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不同任务，都是为了实现最终的理想。延安精神作用于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实践中会表现出某种形式上的差异。例如，民主革命时期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去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建设时期则要求我们去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过去搞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求解放，今天搞建设，发展国民经济，为人民求富裕，等等。但是这种差异并非本质的区别，而只能意味着延安精神的新发展。
　　延安精神在内容体系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能够沟通历史与现实以至未来，并在现实和未来的土壤中汲取新的营养，保持其勃勃的生机。虽然当时的延安，贫穷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延安时期决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时代，延安精神亦不是一种封闭的意识。我们无意把延安精神贴上现时代的标签，但凡是熟知那段历史的人们都不能不承认，延安精神的开放性实实在在而又多方面地体现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在政治方面，对外，大力开展抗日的外交活动，呼吁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大力支援中国抗战。1941年5月，《边区施政纲领》明文规定：“在遵守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活动。其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1945年，解放区派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抗日外交活动的开展，不仅扩大了我党的影响，而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对内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方面，对外，与同盟国军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1944年5月，美军视察组进驻延安，我八路军帮助观察组获得日军在华北的情报，美军观察组成员则帮助训练八路军，并传授美国武器的使用方法和技能，以谋求对日军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战略合作。对内，我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编，由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在经济方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力争外援。抗战初期，除了从国民党政府获得一些抗日军费外，还争取各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给予边区以一定财力物力的支持。1937年～1941年，国内外进步人士支援陕甘宁边区的捐款总计约达8.9亿元法币。此外，为发展经济支援抗战，边区政府还采取了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1941年《五一施政纲领》规定：“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1942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经济建设计划大纲》则进一步强调：“应积极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投资，颁布优待华侨投资办法，赞助在延安华侨兴办工商实业，造就便利华侨来边区投资的基础”，“对其企业的发展予以法律上的保障”。当时，边区物资局还设立了土产、盐业两个总公司，主要负责对国统区进行出口贸易工作。边区政府还规定“欢迎外边的企业家来边区投资，颁布投资保护条例。”上述足以说明延安时期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时代，它与当今的开放并不存在历史的鸿沟。
　　延安精神的开放性不仅反映在当时的革命实践中，而且也反映在延安精神的基本方面。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延安精神的灵魂，它是共产党人跨世纪的追求，共产党人的全部实践都是在为实现这个远大理想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惟一宗旨，无论昨天和今天都是始终如一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都是我们的根本方针；实事求是对于不断变化的新事物、新情况，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须臾不可背离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其不断深化的过程，无不深刻体现着延安精神的方方面面，而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在价值取向上是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目标一致的，富有鲜活的生命力。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因为有了美好的追求，社会才得以不断进步。作为时代的主体精神，其价值趋向必须同人们的美好追求相一致。否则，将是无生命力的，必然为时代所抛弃。有人这样认为，“延安精神不过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苦行僧主义”；还有人这样责问：“现在讲物质文明，还提延安精神干什么，难道想再让人去过那种苦日子吗?”国外一些有名望的学者也断言：延安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在他们看来，似乎延安精神是同人们的美好追求相背离的，是应该抛弃的过时了的东西。而我们要明白昭告世人，延安岁月虽然是一个艰难的岁月，但是共产党人决不是“苦行僧”，延安精神也决不是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是佛教的基本主张，它认为人生的真谛就是一个“苦”字，正所谓“苦海无边”，而苦之根源恰在于人的欲望和追求。要摆脱苦难，惟“回头是岸”，即超凡脱俗，去掉一切物质和精神享受的欲望。这与延安精神有着天壤之别。共产党人提倡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艰苦奋斗，既不是排斥美好，压抑人们的正常需求，也不是安贫乐道，苦中作乐。相反，她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为着人民的幸福，最终实现人类最进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当然，在致力于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却不可能像人们咀嚼口香糖那样甜蜜和轻松。惟有勇于吃苦，乐于吃苦，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才能获得幸福。可见，延安精神是一种消灭苦难、追求美好的开拓、创新、进取精神，它体现的是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今天，我们提倡延安精神，决不是要人们回到过去，品味历史的苦涩，而是要立足于现实，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总之，延安精神作为一种先进的精神，其生命力是无限的。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