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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安时期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权威

郭必选


  1.实事求是是认识新事物创造新事物的创新思维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它首先有其独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这也是我们说实事求是思想在延安系统化的一个根本理由。我们知道,毛泽东一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活动,1937年他写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也就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是怎样学习和研究、宣传和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呢?斯诺曾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①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哪些书呢?仅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就可见一斑。这本著作收入毛泽东哲学批注10件,其中8本书的批注是延安时期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等著)、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一书摘录、李达著《社会学大纲》、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雷仲坚译《辩证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
  毛泽东一边学习研究哲学,一边也给抗大、陕北公学讲授哲学。1937年4月,毛泽东应抗大邀请讲授哲学,至“七七事变”,共讲了100多个小时,据在抗大当过教员的同志讲,“七七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因忙于其他工作,讲课只好中断。辩证法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原计划要讲的“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和其他范畴没有能讲了。讲课后,总政治部把讲课的提纲整理出来,经毛泽东的同意,印发给大家学习,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的第十一节、即最后一节。《矛盾论》是其中第二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两论”都是毛泽东根据讲课提纲和记录稿整理而成的。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两论”不但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成果,而且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写这“两论”的目的是什么?题解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的——但却是盲目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矛盾论》也是为同样的目的而写的。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路线。《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主旨是理论联系实际,如果说《实践论》从认识论的角度,通过知和行的关系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矛盾论》则从辩证法角度,通过个性和共性的关系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之,《实践论》、《矛盾论》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广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2.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权威
  1941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最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也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整风运动,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党员,从王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真正确立。
  延安整风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准备时期、普遍整风时期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准备时期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1月,普遍整风时期是从1942年2月到1943年10月,1943年10月到1945年6月是总结历史经验时期。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是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这些著作,全面论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如何进行建设的问题。同时系统地阐明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总之,延安整风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上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1941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在这次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②在讲到教条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时,毛泽东说,它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在白区的力量损失了100%,苏区损失了90%。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全党的大敌,大敌当前有打倒的必要!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而不知改悔的人,自以为聪明,其实他比猪还蠢。毛主席风趣地解释说,猪走路碰到了南墙,还知回过头来,另找新的路子走,可是那些人碰得头破血流还不知回头,你说不比猪还笨吗?当然,有的人可能七碰八碰之后,回过头来了,但也有个别的人可能至死还没有回头的!
  接着,毛主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首先解释了它的含义,然后指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必须下马看花。跑马看花是看不清楚的,只有下马看花才能看清。他说,现在中央集中这么多干部办研究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济、财政、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同志们的眼光一定要向着实际事物的调查研究。毛主席深入浅出地举例说,你们骑马过河,会看到马走到河边时,总是先把前蹄伸到河水里,试一试水的深浅,然后才往前迈步下水,这就是在做调查研究呀!马尚且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却从来不做调查研究。毛主席用手指着大教室靠前一根横梁的柱子继续说,譬如,前面竖着一根柱子,你也不做调查研究,就一直往前走,把头硬往柱子上碰,碰痛了也不抬头看看,做点调查,还是往上碰。这样,最后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才算完事。你们说,这样的主观主义的人可笑不可笑哇?!毛主席说,中央要求新成立的研究院,一定要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作风。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这以后,延安整风运动就大规模地普遍地开展起来了。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③。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在文风上的一种表现。所以,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批判的是对党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相分裂,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同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根本不相容的。“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人教了,则害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④“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能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⑤党内的主观主义的表现有两种,一是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看重理论,轻视实际,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生搬硬套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对群众的创造熟视无睹,对外国谈得津津有味,对本国茫然无知。经验主义者重视实际,轻视理论,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做自己的佣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因此,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是怎样的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的放矢”。“无的放矢”乱放一通,和把箭拿在手里,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不愿意放出去这都是不对的。理论联系实际不只是挂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总之,“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⑥可见,整风运动是一场批判主观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普遍教育运动。1942年6月,毛泽东为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年又为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七大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言而喻是延安精神的应有之义。
  3.实事求是须眼睛向下,面向群众,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要真正从根本上实行,就必须眼睛向下,面向群众,做认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根本途径之一。“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本一环”。毛泽东1941年3月整理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序言和跋。同年8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同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在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们党对于中国历史是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我党现在已是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在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另外,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设置调查研究机关。为了使社会科学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打开新的局面,194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当时的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改称为中央研究院。
  其次,组织各种类型的调查团,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第一个大型调查研究组织是西北局调查研究的考察团,共三十多人,调查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特区的政治、经济、党务等问题。通过两个月调查,写出了一系列调查材料和调查报告,还有人物传略、个人专著。柴树藩、于光远、彭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一书,对绥德、米脂两县的农业生产概况、土地变革的历史、土地分配的现状、土地租佃关系、土地变动及趋势、土地纠纷、农村阶级关系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第二个大型调查团是由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他们在米脂县杨家沟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1942年1月张闻天亲自率领农村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调查,写了《出发归来记》,张闻天深刻地体会到,调查研究是“打破教条的囚笼”的根本办法。他说:“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和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的基本一环,就有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础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话。”⑦
  当时,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组织的妇女生活考察团,通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党家沟社会调查材料》、《沙滩坪调查》等,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了100多人的战地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了调查。东北局在延安也做了不少调查,写出了变工队调查、延安南区合作社调查等等。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也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总之,在延安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不仅是我党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组织的和领导者,而且还带头搞调查研究。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甘宁边区干部和群众向党中央反映: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等大批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党中央、毛泽东仔细听取了当时干部群众的反映之后,派王首道和刘向三到瓦窑堡,接管陕甘宁边区保卫局工作,并指示他们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调查,弄清了情况,经党中央审核批准,决定将刘志丹等同志无罪释放。毛泽东的调查活动,随时随地,多种多样。1941年秋,在边区政府办的农业展览会上,毛泽东找到延安南川吴家枣园的劳动模范郝光华,向他了解农村的情况,后来又写信把郝光华请到家里,进一步了解吴家枣园的情况。在延安,毛泽东还对陕甘宁边区关于发展农业、关于发展畜牧业、关于发展手工业、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关于发展机关学校的生产问题等等问题进行调查。正因为这些调查研究,毛泽东找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规律,制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及公私兼顾等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
  不仅如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态度和方法,从而使调查研究更加完备和成熟。“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就必须了解情况,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⑧要通过调查研究,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就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在调查研究中,不仅要坚持唯物主义,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了解;而且要“眼睛向下”尊重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力武器。可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延安时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不仅在哲学的高度上,而且在具体各方面都广泛而深刻地体现出来。
  ① 《斯诺文集》第69页。
  ②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2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2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2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29页。
  ⑦ 载《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6日。
  ⑧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0页。
  

延安精神论纲/郭必选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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