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新时期必须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
　　一、在新时期为什么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并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锐利武器。延安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为崇高革命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紧密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民主、团结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是否还需要延安精神呢?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1〕“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2〕
　　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伟大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崭新课题。这就要求必须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精神。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因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同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人。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重要条件。列宁曾经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4〕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5〕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困难是很多的。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6〕建国40多年来，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家的实力比过去增强了，但是经济落后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转变。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虽然已居于世界前列，但按人口平均的产量仍大大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粮食、交通诸方面的压力将日趋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缩短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发扬延安精神。邓小平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7〕他还阐明了物质鼓励和艰苦奋斗的关系，指出：“物质鼓励还是要的，但是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中国如果不普遍地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达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一直坚持了延安传统、延安精神。我们在延安时，什么都困难，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棉花，穿衣服都发生困难。连盐都没有，火柴都没有。就是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去做，自己拿锄头开荒，不是用机器，而是用锄头开荒，种粮食，搞生产。结果困难都克服了，生活过得很好。现在中国不需要完全那样做了，但那种精神仍然需要。”〔8〕
　　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它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而延安精神，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力量源泉。延安时期，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站在时代潮流前面，不畏艰险，奋力开拓，英勇拼搏，坚定乐观，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同志之间，关心爱护，社会风气，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在延安精神的哺育下，一代又一代新人在成长，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英才。这些不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吗?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9〕“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0〕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延安精神是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它不仅能够陶冶人们的思想道德情操，而且能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离不开延安精神。
　　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时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在这一正确政策的指引下，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各方面的体制还不健全或者需要改革，由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如有些党员干部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些干部为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乃至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极少数人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1〕他还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支持，走向自我毁灭。他又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12〕
　　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从根本上增强防止腐败的免疫力，邓小平强调要大力发扬延安精神，坚持不懈地用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指导党员干部的言行。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13〕坚持共产主义精神，首先而重要的是信仰问题。邓小平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4〕只有不断对党员进行理想教育，才能抵御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丑恶现象。其次，是道德问题，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一切剥削阶级推崇个人至上，利己主义，甚至赤裸裸地宣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价值观，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革命精神。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大力发扬这些精神，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凝结成一种合力，团结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今天，同样需要这些精神。邓小平指出：“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15〕再次，是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要反对骄奢淫逸、贪图享受的坏作风，就要大力提倡奋发进取、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艰苦创业不仅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而且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只有克勤克俭，艰苦创业，才能抵制迷恋奢靡之风，不断取得成功，否则，国家是没有前途的。邓小平提倡，要“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16〕他强调：“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17〕
　　总之，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党的干部队伍，是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重要条件。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弘扬延安精神。
　　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注意继承发扬的光荣传统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全部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总概括。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要应该继承发扬哪些光荣传统呢?
　　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延安时期，抗日救国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1982年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8〕这不仅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爱国主义特征作了概括。他指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19〕
　　要继承和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对于共产党员来讲，既要有爱国主义精神，还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在延安时期，党就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指导整个工作。现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更应坚持共产主义精神。邓小平指出：“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0〕
　　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对现实有科学的认识，才能真正找到实现理想的正确途径。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21〕
　　要继承和发扬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党的宗旨，努力恢复和发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指出：“密切联席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22〕
　　要继承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把它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时隔32年之后，在党的十一大上，邓小平再次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五大优良传统作风之一。1978年12月，他指出：“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23〕
　　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主要标志之一。在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指出：“现在强调一下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重要，有了这一点，好多事情都会变化，都会好起来。”〔24〕他还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年至七十年。”〔25〕
　　要继承和发扬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毛泽东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邓小平也指出，要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做到一心一意干四化，没有纪律不行。他要求：“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否则我们就决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实现现代化。”〔26〕
　　要继承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按照这一原则把党建设成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从而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然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党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失。有鉴于此，邓小平着重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27〕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党的“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28〕邓小平强调应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作风，使党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以加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延安精神就其内容而言，可以总结为许多方面，但基本的是这些内容。其中，哪些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呢?邓小平指出：“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29〕
　　群众路线是延安精神活的灵魂。小米加步枪，何以得天下?人们都想找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获得胜利的“秘诀”。国外一些学者也在探寻这个“秘诀”。有人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其特点是完全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创造力。〔30〕延安窑洞、延安小米、延安人民是共产党成功的基础。延安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延安小米养育了千千万万的民族栋梁，人民母亲孕育了革命领袖。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十分重要，那么党在领导全国政权之后，则更为重要。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31〕
　　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论述，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强调决策的人民性。邓小平总是一切着眼于为人民谋利益，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32〕他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3〕二是强调判断是非标准的人民性。邓小平总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幸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34〕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次指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5〕三是社会实践的人民性，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36〕在讨论修改党的十四大报告草案时，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37〕这种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邓小平社会实践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只要继承延安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38〕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从哲学高度概括出来的时代的精华。邓小平系统地论述了实事求是原则的形成过程：“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1930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1936年和1937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1941、1942年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他“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39〕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论述，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强调其重要性。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40〕“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41〕“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42〕二是强调其务实性。邓小平一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注重实践，讲求实效。他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43〕邓小平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国情。他还坚决反对假、大、空的套话。三是强调其创新性。邓小平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44〕思想僵化是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立的，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则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45〕他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4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坚持不懈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注意总结和吸取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延安精神的宣传和教育。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党的真正优势。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一贯坚持邓小平的上述思想，1987年以后，一度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从而导致社会上一些腐败现象有所蔓延，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有所降低。国内外敌对势力正是利用这些情况，对党的领导进行攻击，最终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痛定思通，邓小平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育，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47〕历史的经验证明，进行延安精神的宣传和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要长抓不懈，落到实处。
　　在重视进行延安精神教育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出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改进教育方法的要求，指出：“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48〕“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要大力宣传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49〕
　　邓小平特别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指出：“革命的现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50〕“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51〕青少年一代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一项战略性措施。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斗争。如果抓晚了，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深了，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就比较困难。只有不断地用延安精神教育青少年，才能培养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人。
　　各级领导要带头发扬延安精神，为广大群众做好表率。当年延安精神就是在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中形成的。今天，延安精神能否继承和发扬，关键也在各级领导。邓小平指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要靠我们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52〕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弘扬延安精神最有效的手段。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是一种最生动、最直接的力量。领导干部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广大党员和群众就会心悦诚服地学习这种好榜样，全党就能形成良好的风气。反之，如果领导干部言行不一，领导不正却要正人，只能引起群众的反感，只能降低党的威信，以至危害党的事业。群众的普遍心理是，不仅看领导怎么说，更要看领导怎么做。让群众坚定信念，奋力开拓，领导干部首先要坚定信念，奋力开拓；让群众遵守纪律，服从大局，领导干部首先要遵守纪律，服从大局；让群众大公无私，先人后己，领导干部首先要大公无私，先人后己；让群众艰苦奋斗，克勤克俭，领导干部首先要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否则，发扬延安精神就会流于形式，成为空话。“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只有各级领导带头弘扬延安精神，从严治党，才能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真理是在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要发扬延安精神，必须不断地批判剥削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想。邓小平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指出：“目前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歪风邪气、犯罪行为，以及一些人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活动，它们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都归咎于思想战线的混乱。但是，确实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53〕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同时，对外开放也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新的课题。国门打开以后，必然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欣赏西方的一些腐朽的意识形态。一直处心积虑要颠覆我国社会主义的西方敌对势力，也会加紧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我国决不能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相反，应当下决心下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先进文化学到手。但是，对于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对于资本主义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则必须坚决摒弃。然而，有些党组织，对于宣传资本主义丑恶腐朽错误的思潮不是斗争，而是听之任之，甚至姑息迁就。这实际上等于自动解除了思想武装。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54〕应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的主动精神，认真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坚决抵制和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真正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牢固地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这是延安精神得以不断发扬光大的重要条件。
　　〔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4页。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4〕《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269页。
　　〔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1页。
　　〔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4页。
　　〔7〕《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1页。
　　〔8〕《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5期，第2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6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1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7、35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154页。
　　〔13〕《邓小平文选》(1975—1932年)，第328，326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1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7页。
　　〔1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1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8页。
　　〔20〕《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6页。
　　〔2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2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02页。
　　〔2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8页。
　　〔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2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19页。
　　〔27〕《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丰)，第134页。
　　〔2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6页。
　　〔2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2页。
　　〔30〕〔美〕马克·塞尔登：《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见《党史通讯》1984年第12期，第44页。
　　〔3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3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16，370页。
　　〔3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36〕《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06页。
　　〔37〕《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2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3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112、121页。
　　〔40〕《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4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4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4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4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4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3页。
　　〔4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4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8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145页。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5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2、191页。
　　〔5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91、202、224页。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45页。
　　〔5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