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国人民面临的环境、任务和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等艰苦探索的基础上，成功地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解决了毛泽东生前未能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及毛泽东未曾巡到的新问题。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把毛泽东建党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最大贡献，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如何确立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要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要对中国的国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其中就包括了对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估计偏高，因而急于求成，实行超越阶段的路线、政策，搞“穷过渡”等。新时期，邓小平引导全党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还不成熟。因此，“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这里，一方面指明，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从成熟程度上讲，还处于初级阶段。经过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集中全党智慧，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明确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在这条基本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邓小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有理论上的论述。1980年邓小平指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3〕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强调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又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所阐明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执政党的建设引入了正确的轨道。通过强调党的中心任务是搞经济建设，加深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建设的认识。政党在国家和社会活动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归根到底衡量尺度应该是生产力。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的实践中，提出执政党的作用，“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5〕还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6〕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了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条标准的提出，为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指明了方向。这就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中如何正确地建设执政党，如何正确地发挥执政党作用的问题。
　　二、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
　　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确定，是执政党建设的基础环节，是执政党政治建设的中心内容。这一环节搞好了，就容易使党组织坚强有力，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建设的目标也就容易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就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党的性质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担负起时代赋予党的任务。邓小平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7〕就给保持党的先进性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而且找到了在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途径。毛泽东生前一贯重视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他本意讲，也是为了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但实践证明，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党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必须站在时代前列，提出那个时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并成为领导人民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的坚强核心。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人民实现这一任务的核心，党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实现党的领导是密不可分的。
　　三、丰富和发展了执政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毛泽东把党的思想路线表述为“实事求是”。邓小平对这条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邓小平致力于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是从批评“两个凡是”和积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入手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纠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然而，纠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要有极大的革命魄力和政治勇气。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纠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首先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样搞下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要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积极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并把“解放思想”作为全党全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8〕提了出来。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和积极倡导“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得以恢复。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完整地表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9〕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又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0〕这些宝贵思想，是邓小平对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的贡献。
　　四、提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原则
　　这是邓小平建党思想中又一突出的内容。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毛泽东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也做过有益的探索。不同之处在于：(一)邓小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基于全党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实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的。具体池说，更多的是针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的论调而提出的，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二)基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大背景，邓小平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必须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并认为这对执政党来讲，是一个经常性的重大课题。关于坚持党的领导问题，邓小平强调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观代化。
　　关于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11〕从这个论述可以看到，提出改善党的领导，不仅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破坏，而且因为党的领导方式、领导制度和领导作风在很多方面和党所担负的新任务、面临的新形势不相适应。邓小平认为，改善党的领导，一是要正确实行党政职能分开。〔12〕这是保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根本前提；二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3〕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4〕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又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15〕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拿出主要精力抓思想政治工作。三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邓小平一再强调，执政党要以法治国，不能“以党治国”，〔16〕每一个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另外，还要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邓小平认为，党政分开以后，党实现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则，党的领导就会落空。〔17〕正因为如此，建立一支合格党员队伍，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五、要求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
　　首先，确立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方针，是邓小平的一个崭新思想，也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18〕所以，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总结党执政以来在干部队伍建设上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于1980年首次提出“干部四化”方针。他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19〕后来，他又吸收陈云的意见，明确提出把“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方针。〔20〕十二大把这一方针作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战略方针写入党章。干部“四化”方针是毛泽东关于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改变了整个党的干部队伍的结构和面貌。
　　其次，提出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贯彻下去，必须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问题，必须选拔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特别是要建立一个坚强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是百年大计。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上说：“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帐，否则是交不了帐的。”〔21〕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又强调：靠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因此要注意接班人的培养。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2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就一直在考虑和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致力于建立一个成熟的坚强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邓小平有许多论述。第一，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必须是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班子。邓小平说，这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大局问题。要建立这样的领导集体，对于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的人，要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选。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23〕第二，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他说，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是靠不住的，是经不起风浪的。由于我们党前两代领导集体都有坚强的核心，因而不论发生多大的问题，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只要树立和维护了领导集体和集体中的核心，就会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那么，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样的领导集体，是国家的命运所系、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所系。〔24〕第三，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25〕所谓眼界和胸襟要开阔，就是要求新的领导集体成员在考虑问题时，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要服从大局；在选择干部时，要抛弃个人恩怨，敢于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不感情用事；在工作中，要能够很好地团结，互相信任，互相谅解。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圈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在个人修养方面，每个进入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都要明确自己的任何言行都不再是个人小事，因为责任不同了，因此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应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总之，胸襟开阔就是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当前，也放眼一切方面。第四，要正确认识党内个人因素的影响。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26〕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多次向党中央提出辞去中央领导职务的请求。1980年，他提出了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27〕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终身制，他提出了退休的愿望。〔28〕当时，中央尊重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1989年9月，他又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他在信中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在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29〕十一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他的请求。这表明，邓小平用实际行动带头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党建立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保证干部队伍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邓小平还提出了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奖惩、升降、轮换、退休、退职、淘汰制度，解决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以及副职多、闲职多、效率低的问题，还要加强对干部的监督。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实践，是改进党的组织建设的创举。
　　六、强调了执政党要注重制度建设的思想
　　这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在执政党的条件下，注重从制度上建设党，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如何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运动错误的重演。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十年动乱的原因及防止它重演的办法，不应只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中去找，而应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方面的缺陷以及社会、经济、思想根源中去找。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30〕从这样的高度，如此深刻地论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党的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其次，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党的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提出要重视觉的根本制度及基本制度的建设，论述了党的基本制度的主要内容：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生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并且区分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体制)。这是制度建设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第三，具体分析了我国现行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及党的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党内其它一些制度的具体内容及步骤方法。
　　七、规定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系列新思想、新原则
　　首先，在反对错误思想的内容方面，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其次，提出实事求是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提出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不能放松对另一种错误倾向的警惕和斗争，抓住重点，有所侧重。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1〕再次，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不搞政治运动，原则上不再使用“路线斗争提法。”〔32〕邓小平指出，对党内犯错误同志的错误性质要做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由于党内矛盾和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根据历史教训，邓小平提出要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33〕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他还提出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软弱涣散的情况。他指出，不搞政治运动，决不是放弃党内斗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必须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严肃的认真的批评。〔34〕
　　八、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新发展
　　首先，把党风问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980年，陈云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很赞成陈云的话，提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35〕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36〕
　　其次，阐明了党风建设的实质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问题。邓小平指出，党的组织，党员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就会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所抛弃。〔37〕
　　第三，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坚决惩治消极腐败观象，是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邓小平多次指出，要搞好执政党建设，实现党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第四，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邓小平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又是全党的表率。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要从高级干部做起，纠正不正之风也要从高级干部抓起，群众的眼睛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38〕
　　九、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两手抓，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和主张。1982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39〕有时，邓小平也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40〕或讲，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41〕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贯的，就是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抓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要抓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抓精神文明建设。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次重申：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42〕这主要是针对“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43〕各种犯罪活动的增多，妨碍和影响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顺利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不仅经济要搞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4〕怎样坚持两手抓，邓小平提出，一靠法律，二靠教育。〔45〕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依靠群众民主自治的方法，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依靠法制的办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制止各种丑恶现象的蔓延，并逐步地加以消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才能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坏人坏事。邓小平始终强调的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是正确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建党思想极为丰富，以上论述的内容只是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所做出的贡献。这些思想对于加强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3〕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3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79页。
　　〔5〕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7〕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
　　〔8〕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1页。
　　〔9〕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1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3、235页。
　　〔12〕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
　　〔13〕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4页。
　　〔14〕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4页。
　　〔15〕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16〕 参见《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12页。
　　〔17〕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5页。
　　〔18〕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6页。
　　〔19〕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2页。
　　〔20〕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0页。
　　〔2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0页。
　　〔22〕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1页。
　　〔23〕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301页。
　　〔24〕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
　　〔25〕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27〕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28〕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2页。
　　〔30〕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32〕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2页。
　　〔33〕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
　　〔34〕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5页。
　　〔35〕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18、357—358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37〕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38〕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4、120页。
　　〔39〕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9页。
　　〔40〕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
　　〔41〕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4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4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44〕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45〕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