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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借鉴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提高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


  一、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成功经验的集中体现
  延安时期,是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战争史上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时期。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完成了抗日战争的伟大任务,奠定了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基础,而且党的政治工作充分发展并获得了巨大成就。谭政于1994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就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工作的科学总结,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成功经验的集中体现。这个报告是在延安整风的背景下诞生的。当时,为了总结整风运动给边区部队领导干部和全体士兵在思想上、行动上带来的可喜变化,也为了检查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决定由谭政起草上述报告。初稿完成后,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并指示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和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周恩来召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领导干部、留守兵团的负责同志和从前方回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旅以上干部,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并亲自动手集中大家意见,对报告内容进行了充实和丰富。1944年春,西北局再次召开高干会时,又组织出席会议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并由毛泽东几次修改,写下了许多补充意见。〔1〕最后,经过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定稿。可以说,《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党政军许多领导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个报告在总结延安整风成果的基础上,不仅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阐述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等,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党的历史经验、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是继古田会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党中央曾对这个报告作过很高的评价。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学习散发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2〕在全军上下掀起了普遍学习和认真贯彻执行的热潮,使这个报告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提高和发展,对保证部队建设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历史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所阐述的延安整风时期的许多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认真总结、研究,对于提高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不无有益的启示。
  二、做好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转化工作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关键
  从1942年冬到1944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延安边区部队及全军范围内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整风学习,使当时的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报告对此进行了深刻概括。报告指出:“1943年的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关键是整风中首先牢牢抓住了领导干部思想转化这一环。正如报告所说:“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首先抓住军队总的领导关系,亦即抓住高级领导干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作风,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导,作为推动一般干部,影响士兵群众的前提,而只是从下级与士兵身上求解决……,那么这种伟大进步将成为不可能,至少是不会有这样大与这么快的成绩”。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思想。整风学习首先从干部开始,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讲演》中,批评了在军党、军政、军民关系方面存在的同党闹独立性,不执行中央命令,以及军阀主义偏向等严重问题。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干部们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言者达70多人,把自由主义和同党闹独立性、军阀主义倾向和官僚主义倾向、党政军民各方面在具体政策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党政军民相互关系上存在的缺点、毛病统统揭露出来,反省批判,触及了灵魂,提高了认识。为了深入检讨军队方面的问题,在高干会后期,专门召开了军队干部会。“许多在高干会上还未曾完全暴露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彻底暴露出来了,给所有军队干部一次深刻的教育,甚至使个别被认为在思想上很难搞通的干部也被搞通了,坦白地讲出了他的一切缺点,而加以反省。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军政干部会议把高干会的精神向前发展了”。〔3〕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
  三个月的高干整风,为群众性的大规模整风学习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领导作风的大进步,就没有“部队中整顿‘三风’的成绩,精兵简政的成绩,拥政爱民的成绩,生产运动的成绩,防止奸细的成绩与冬季整训的成绩。”〔4〕因此,报告鲜明地指出:“去年的经验证明,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艰巨的。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而如若离开了思想进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进步,便必然只会是表面的与形式的。”
  对照历史,检查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牢牢抓住领导干部的思想转化这一环,是思想政治工作成效不大的关键原因。从1983年的整党到1989年反革命暴乱后的清查清理,几次大的整党,许多单位都有“走过场”之嫌。原因之一就是各级领导干部没能象1942年高干整风那样认真批判错误,提高认识。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一般个别党员身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致使整党成果不能保持发扬,事倍功半。就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重点也在群众身上。领导干部的责任似乎只是做别人的工作,而他自己的思想、作风、行为却没人敢过问。为了讨好他们,有些人对其错误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吹吹拍拍,极尽奉承之能事。难怪一些基层纪检干部说:他们工作中所碰到的最困难,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领导干部的问题。一碰上他们,有些事就不敢查或查不下去,形成搁浅。如果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发展下去,不可能有旺盛的生命力。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首先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要使群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首先干部要成为“四有”新人。特别是党在新时期要经受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不仅要放在青年身上,更要放在各级领导干部身上。这个决心不下,措施没有,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就难以提高。在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对领导干部认真学好用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思想建设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抓住这一有力契机,努力落实十四大精神,采取措施,把对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胜利发展。
  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延安的整风学习之所以取得显著效果,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方针。报告指出:“边区各地部队曾经检查过那里的错误,检讨那里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开过坦白大会,进行斗争反对军阀主义偏向以及那种对于这个偏向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即所谓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次没有做好的又来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果然是做好了”。报告还认为:“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式,不仅在1942年整风中,而且在党和军队的整个历史上都发生过重大作用。毛泽东曾经说过:“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它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方法”。〔5〕
  但遗憾的是,党的这一光荣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这一锐利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被许多同志丢掉了。观察一下周围的生活环境,不要说党外,就是党内也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生活会了。自我批评还有一些,而批评的空气则极差。很少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某人的缺点错误。要么避重就轻,要么含糊其词,要么以“希望”代之,缺乏应有的思想交锋和积极的思想斗争。
  思想政治工作如果摒弃了积极的思想斗争,也就失去了战斗力,必然达不到教育同志、改造思想之目的。报告在阐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时指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有步骤的,大体应该是第一步揭露错误;第二步反省错误;第三步改正惜误。没有前两个步骤,就不可能实现后一个步骤。在一切存在着毛病的部队中,三个步骤中,头一个是首先重要的。没有这个步骤或这个步骤进行得不彻底,就是说不揭露错误的本质,不对明明错了的东西认真的批评,就不能警惕干部,就不能发动干部对于检讨错误、批评错误的积极性。而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不揭露错误,就无法测知他对错误的态度,就无法使他进行自我反省,即使反省,也会多是表面的、应付的、没有下决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
  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不能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完善自我的有力武器。因此,要教育党员,干部充分认识新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增强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自觉性。同时,要创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政治环境。既要反对以各种借口打击、报复以至迫害批评者,作到言者无罪;又要反对无限上纲,把人一棍子打死的批评方式,作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然,在大的运动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要目标集中。1942年部队中以改造思想为目的的整风学习,目标就集中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和自由主义态度上。“所谓揭露错误也就是揭露这些,这些目标以外的东西,只是联系着它,而不去强调它。不要企图同时改正一切不良的东西,而应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点,其余就会迎刃而解。”“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与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与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6〕总之,只要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光荣传统,掌握积极思想斗争的正确方针,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作用就会大大加强,其有效性必然会在实践中显示出来。
  四、把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必由之路
  在一个时期内,思想政治工作依据什么开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问题。战争时期,保证军事的胜利,是党的主要任务,所以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主要任务开展。正象报告所指出的:“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军队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军队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的原因。”报告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的。如果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保证军队完成党的主要任务,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教条主义者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制度,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在实际上是在不适当地强调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差别”,〔7〕试图使政治工作成为高居于军事工作之上的东西,其结果不仅削弱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也导致了军事工作的失败。
  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必须同党的主要任务相一致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为什么有些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着“两张皮”、“花架子”等现象,就是因为许多同志还没有把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一道去做,还使思想政治工作游离于经济建设之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对二者结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受过去“左”的思想影响,思想僵化,还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的老一套上。这种人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少。第二,虽然认识到二者结合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都不知如何去做,找不到二者结合的突破口和结合点,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又回到已经熟悉的老路上。大多数思想政治工作者属于这种情况。这就给当代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熟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熟悉本单位的业务情况。除了自身努力外,各级领导也要为思想政治工作者熟悉经济、业务创造条件。在战争年代,军事工作和后勤工作同志可以学习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同志则可以学习军事工作和后勤工作,“并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准备去参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或竟改变现有工作职位去做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8〕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与业务、技术干部的双向交流,使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懂业务,业务技术干部懂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全面合格人才。同时要理解、尊重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不要把他们当作“吃闲饭”的外人,排斥在经济活动之外,而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之参与经济活动,在参与中显示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1990年,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曾破天荒地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招聘三名政工干部的启示,引起大上海的轰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益?就是厂长黄关从在企业的综合承包、自营外贸、放开经营、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以及实行股份制等经济活动中,看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道,明理、解惑,鼓励”作用,从而把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视为关系企业竞争成败的重要力量,倍加爱护,精心培养,多方选择。实践证明,在党的中心工作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自觉为党的总任务服务,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走出自己的光辉之路。
  五、克服形式主义,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重要环节
  报告指出:“如果不是按照每一部队的特殊机能及每一任务的特点,去进行不同内容与不同形式的政治工作,而是对什么都做成一样的政治工作,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形式主义。”报告批评了部队当时在政治教育内容,支部活动形式及政治组织方式上的形式主义,认为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报告说:“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报告要求部队全面克服形式主义,使政治工作发挥真正的效益。
  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形式主义仍然是目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个大敌。从教育内容看,许多单位只知贯彻上级指示,完全不联系本单位实际。因此,虽然目标“宏大”,但却言之无物,既不符合现实需要,也不受人们欢迎;从教育形式看,喜欢“一刀切”,重号召不重组织,往往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忘记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因此,有些活动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并不扎实,没有作到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其余,表面文章做得太多;从教育方法看,沿袭一套的较多,不能根据实际内容、具体情况的变化,及时创造出新鲜、活泼、群众乐于接受的新方式。形式主义的存在,是提高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一大障碍,只有坚决克服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才会有长足的进步。
  总之,《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给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只有认真借鉴历史经验,才会少走弯路,把工作做得更好些。报告指出:“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着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一经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在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确实起到了这样的启发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必将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改善、提高而日益显示出来。
  〔1〕 毛泽东对《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作了大量的修改意见。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中毛泽东指出“在军党关系上(所谓军党关系上,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他指出“陕甘宁边区部队的特点,就是它是后方留守的部队。它守备了数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敌人还不敢越河进攻。这些都是和前方部队不同的。但其他一切则都大体相同。特别是在领导作风问题上,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进步,可以为一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所仿效。”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演变,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内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过去的红军中与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在这三个时期的革命军队中所做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强,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他不但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做的,许多的军事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也都参加了这种工作,同样,许多的政治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军事工作。这在内战时期是如此的,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的。”
  “以内战时期来说,我们军队在其初期是创造的时期,其中期是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其成绩的时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创造、发展与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某些成绩的情形。特别是在内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改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很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
  “以抗战时期来说,其初期是生动活泼的,是有伟大成绩的。在这时期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的民族敌人,以至于能够协助处理正面阵地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保障了中华民族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击败,这些都是做得好的,很正确的。在抗战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整个军队继续执行了党的路线,与党的许多具体政策,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军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击破敌伪军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荡’,能够有效地对付其杀光、抢光、烧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敌人再度夺去的许多中国土地,又被我军再度夺回来,能够忍受史无前例的没有政府接济、缺乏武器、缺乏弹药、缺乏药品,缺乏粮食被服的无限困苦,而为中华民族,为同盟各国,坚持一条中国大陆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战线,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总之,不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整个军队的成绩是伟大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成绩也是伟大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也和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一样,他们是有功劳的,是对中国人民有了光荣的贡献的。”
  “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这里只说政治工作),是存在过与存在着缺点的,我们应该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检讨这种缺点,克服这种缺点,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我们的政治工作,在内战后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就其积极方面说来,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曾经执行了反对人民敌人的政策,曾有过许多成绩。这种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例如关于鼓励官兵的英勇斗争,关于争取俘虏等。在团结军队内部与团结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绩。例如,关于争取人民参加军队,军队的更加有秩序,军队中许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许多好的工作等。(这种成绩主要是表观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几个区域军队中,在另外某些军队中,由于个别同志在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领导上的绝对错误,就不但看不出这种成绩,反而摧毁了原有的成绩。)但是,就其消极方面说来,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在军事工作特别是在军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这里不去论列)。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工作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军队的实际,机械地搬运外国经验,不适当地强调当时军队的正规化,割断我军的斗争史。这些同志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列主义)对于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不甚重视与不甚强调我们军队所应该认真倡导与认真实行的真正的军党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军队间的一致等等基本思想,不是严肃地认真地把这些思想列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这些基本内容、基本方向,当作不甚重要的东西,却从形式方面重视了与强调了许多不应该重视不应该强调的东西。”
  报告具体地分析了政治工作中的缺点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以下四段话:
  “应该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点,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不是一切部队同样具备的,其间轻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队的优良成绩,优良传统,也是各有特点,互不相同一样。我们的军队始终是革命的军队,其有缺点,好似一个壮健的人有时生了一点疾病一样,很快就会治好的。”
  “还应指出,上述这些缺点,也不能认为都是由于教条主义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与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与没有肃清,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则是其主观的原因。1942年整顿三风以及实施各种改革以来,这些缺点都逐渐减轻了,某些整风深入的部队,缺点就更少了。”
  “还应指出,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和内战后期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当时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则军队是不会单独产生怎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
  “还应指出,当我们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着重在某些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在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后工作的借鉴。还应知道,我们的军队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认识也是向前发展的,某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或是已经进步了,或是正在进步中,或是一经指出就可能使之进步,根据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应该团结一切从事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毛泽东还强调:“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军队不走偏向”。
  〔2〕 194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关于学习散发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指出:“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这个文件“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也值得全军重视。”通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进自己的思想与工作。”通知还要求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和全军战士,应编写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1944年10月1日,总政治部提出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指出这个报告是给了各地总结与改进自己的工作很大的帮助。指示全军各部队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在检查与改进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曾经发现哪些问题,有些什么经验教训,盼多作些调查研究。要求各部队将一些典型材料向总政治部作详细报告。1978年5月29日,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军经受住严酷的战争考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3〕 《陕甘宁边区高干会经过及其经验与总结》(1943年5月)。
  〔4〕 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96页。
  〔6〕 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7〕 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8〕 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延安精神和改革开放/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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