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实加强新闻队伍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积极部署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斗争；同时又提出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和作出禁止有偿新闻的决定。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项紧迫任务。总的说来，我国整个形势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党风不正而引发出来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严重事件，以及假冒伪劣商品、卖淫嫖娼、黄色书刊等等污浊的社会风气，严重扰乱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破坏国家的安定团结，令人十分不安。正如邓小平说的：“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陈云说过：“执政党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2〕1993年8月21日江泽民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发表的讲话，特别强调：对腐败现象“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3〕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开始的三代领导人，一贯十分明确，并身体力行，倡导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可是，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大案要案，确实令人惊心动魄!1992年8月间发生在深圳市发售92新股抽签表舞弊违纪案件。情节十分恶劣，引起群众公愤，甚至引起社会秩序陷于混乱。1993年我国经济形势出现波动，尤其是金融形势，突出表现在金融秩序混乱。主要由于某些银行领导人，利用职权动用大量资金自己办公司。其它如社会集资失控、固定资产投资过猛、房地产投资过多以及股票、债券市场的非正常发行，主要是“官倒”们炒房地产、炒股票、炒期货，把大量资金集中在有权势的投机性很强的领域内，其破坏性当然很强。
　　根据中纪委和监察部1993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国共查处违犯党纪政纪案件中腐败现象的重要特点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查处的一批大案要案中，虽则只是湖北、河南、福建等省的地市级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案件。但是，这些人为何敢于如此胆大妄为，都与其后台撑腰有关。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禹作敏作恶多端，群众中早有传说，但长期以来的新闻报道中从未提及；甚至在破案前夕，电视屏幕上还在播发禹作敏的“先进经验”。新闻界难道毫无所闻吗?
　　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在1993年5、6月间哄动全国的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非法高息集资，在社会上诈骗10亿元人民币的特大案件，已经对120多名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高级干部实行拘捕或责令停职检查，其中国家科委一名副主任已被拘捕审查。令人深思的是：这个长城公司经理沈太福非常懂得利用新闻媒介，为其制造舆论、蛊惑人心。居然以重金贿赂新闻记者为他进行招摇撞骗，帮他邀请高级干部于3月底连续两天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诬陷政府干涉公司难于经营业务，而要向国外拍卖，扬言20万股民可能制造社会混乱，威逼中国人民银行作出让步，闹得满城风雨。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这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毒菌已经深入蔓延到我国新闻媒介系统，致使我国圣洁的新闻队伍，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违犯职业道德的不正之风。比如参加新闻发布会、开业典礼、周年庆典等活动，要“出场费”、收“红包”，接受或索取金钱财物，搞所谓“有偿新闻”。虽然这类问题不像重点单位贪污腐败行为那么严重恶劣，但由于新闻工作性质能左右舆论导向，其影响所及，既广且深。因此，人们对它的要求也就更为严格。特别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旦把记者职业所具备的种种便利条件，用于为个人谋取私利，那么不仅记者个人将身败名裂，而且把广大读者也引入歧途，这就令人难于容忍了。作为新闻记者确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职业，这种独特的身份已成为少数意志薄弱的记者谋取财富的资本。“出钱就报道，不好也说好。”完全背离了新闻必须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背离了党性原则。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于1993年7月31日发出《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中宣部就此随即召开了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要以对党对人民对新闻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坚决刹住有偿新闻这股歪风。这是一项非常严肃而迫切的政治任务，它将对推进整个党风建设，反腐倡廉活动作出有力的贡献。
　　二、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十分重视而且亲自主持推进《解放日报》的改版。这个改版是党的新闻史上一次伟大的改革，从而促进党的新闻工作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舆论推动作用。1941年5月创刊于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为它撰写了发刊词，明确指出：“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人士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4〕创刊以后，经过半年多的实践，毛泽东认为它还是一张不完全的党报，主要是党性不强，反映群众的活动不够。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这标志着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开展。但是，《解放日报》在第二天只在第3版的左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新闻；报纸党性不强还表现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上，没有确切反映出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的原则，把党报变成了外国通讯社的义务宣传员；文风上也沾染上党八股的一套。这实际上乃是党内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路线尚未在思想上彻底肃清，因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也就表现在报纸宣传上。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共产党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5〕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致读者》的社论，对报纸工作的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明确提出了以党性原则为首的办报方针。社论检查了当时报纸各版版面安排的形式主义。无论任何重大的新闻报道，一律按各版固定的任务“对号入座”，以致当时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讲演，也只安排在第三版左下角一隅。《致读者》的社论宣告了《解放日报》改版的开始，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以整风精神办好党报；同时，以党报工作来推动整风运动。《解放日报》又根据毛泽东提出“全党办报”的指示，撰写社论要求各部门的干部和共产党员积极为报纸写稿，参加报纸工作。毛泽东还亲自主持会议，具体组织各部门负责人为党报写稿；并经常为《解放日报》撰写或修改社论、评论员文章，乃至重要的新闻报道。1942年8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党与党报》的社论，着重从党的领导角度谈了帮助党报的问题，强调指出：如果只是依靠少数编辑记者的意见和兴趣办报，“那就一定党性不纯，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给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指示中，进一步要求各地领导机关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
　　在整风期间，延安曾演出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话剧《前线》，剧中有一个新闻记者名叫客里空，他写的新闻经常是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所以当时延安新闻界就借用“客里空”来批判记者中虚构、浮夸、背离事实的资产阶级作风。显然，当前的“有偿新闻”的坏作风，更甚于当年的“客里空”多少倍。
　　1945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提高一步——纪念本报创刊四周年》的社论中再次强调：“毛主席提出的共产党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是报纸的作风，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
　　《解放日报》的全体工作人员，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和他主持的改版精神办事，在报纸改版第一天的头版头条，就登载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关于减征公粮4万石、公草1000万斤的决定。这件关系全边区百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从这天开始，整个版面作了调整，大大扩充了对各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报道的篇幅，体现了结合实际的精神，出现了崭新的气象。接着，延安整风运动全面铺开。《解放日报》突出地增加了对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报道。正如毛泽东所说的：“1942年和1943年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的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7〕《解放日报》也紧紧抓住了这两个环子，对提高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情，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发挥了报纸的积极作用。及时地、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光荣而艰巨的战斗历程。
　　在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深感当年的经验十分宝贵。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就是为了在新时期更好地发展创新。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
　　〔2〕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45页。
　　〔3〕 《人民日报》1993年8月22日第1版。
　　〔4〕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6页。
　　〔5〕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90页。
　　〔6〕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23年12月版，第97页。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07——1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