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是毛泽东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
　　江泽民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的讲话中，把“学习外国、自强不息”，〔1〕作为新时期伟大创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客观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思想观念上的新飞跃；而且还深刻地揭示：要不要学习外国、怎样学习外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民族文化同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几乎困惑着整个近代中国。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成为中国近代先进分子们一切文化探索的不懈追求。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林则徐、魏源首开先河，大声疾呼“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继其余绪，对“华夏中心论”的大一统文化观进行猛烈的冲击，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进一步提出“对外开放”的明确主张。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等，则抓住中西文化全面比较的关键，以空前开放的姿态引进西方文化，又以空前猛烈的火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成为中西文化的大冲突、大激战。
　　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正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面对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现实，曾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毛泽东，由于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大胆地学习和研究各种新思想。他通过“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如饥似渴地阅读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和文章。他先后研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听老师杨昌济讲“修身”课期间，在作为教材的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上，写了约1.5万字的批语，而且划了圈点等多种符号，其学习热情之高可见一斑。
　　学习西方文化对毛泽东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引导毛泽东走向世界。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对中国文化积弊的认识和痛恨，激励毛泽东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直接促成了他的早期民主主义立场的形成。1918年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并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就是力图从改造传统文化入手以实现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一种尝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义”成为毛泽东文化探索的中心。在这一时期，他对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和学说，诸如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都一一触摸过，研究过，有的还躬行实验过。但是，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并没有成为某种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总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研究，不断地选择。正是在对各种主义和学说的比较研究之后，他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当代最科学的理论体系。
　　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道：1920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3〕可见，毛泽东正是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在不断地进行文化选择的基础上，逐步接受了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并最终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五四新文化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较大规模地接触外来文化的时期。尽管在这一时期，他尚未系统地形成和提出自己的文化理论。但是，从他当时所写的书信及文章中阐述的文化观点看，他已初步建构了自己的早期文化观，并显露出他在学习和评判外来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文化)方面的独特见解。
　　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先中后西，注重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写道：“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4〕“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5〕在组织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一面明确表示自己是“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同时又批评某些人糊里糊涂出国留学的做法，指出：“‘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在他看来，与其糊里糊涂出国，不如先把中国这地盘内的情形，做一实地的调查，以便能够“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6〕基于此种考虑，他拟定：用一年或二年，“将古今中外的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7〕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在学习外来文化方面的独到之处。
　　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持分析批判的态度。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评判曾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客观地讲，五四运动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与评判，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就是：许多领导人物，“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8〕在对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上的所谓“东方救世说”和“全盘西化论”，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的产物。
　　处于五四时期的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他由于深受业师杨昌济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所强调的“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的观点的影响，在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过程中，自觉地持一种理智的分析批判的态度。毛泽东不赞成当时流行的以西方文化的历史进步性来泯灭中国文化历史价值的“全盘西化论”。他在揭露中国文化积弊，主张对民族文化加以根本改造的同时，仍指出：“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9〕他热切地学习西方文化，主张应大力引进西方文化，但他并不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一切皆好。在研读《伦理学原理》时，他曾写下“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的批语。〔10〕在给黎锦熙的书信中，也曾明确表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1〕
　　毛泽东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均不采取全盘摒弃或盲目崇拜的态度，从根本上超越了那种以此非彼，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它同五四时期形式主义的方法相比，无疑代表着文化反思的正确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在学习和认识外来文化方面的上述特色，在其后来的生涯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升华。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第二次较大规模地接触外来文化的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他曾集中主要力量攻读马列主义的原著，以及苏联30年代的一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此时，由于毛泽东已接受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亲身经历了改造社会的实践，使他得以从科学的理论高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和文化变迁做一基本的总结，系统而明确地阐述他关于文化特性、文化反思、文化创造及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等方面的一系列观点，形成了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毛泽东在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对待一切外来文化的根本性原则，即：“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2〕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首要任务，进行了一系列大胆而独特的探索，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
　　50年代中期，尽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毛泽东仍一再重申：“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还特别强调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13〕
　　上述表明，毛泽东一生在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基本上是持一种开放的、主动选择的态度。他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分析批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方法论。
　　二、立足本国，洋为中用，是毛泽东融合外来文化的基本思路
　　如何解决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是中国文化探索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可概括他一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思路，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文化选择的认识和现实主义态度。
　　首先，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应切合本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要有实践的可行性，操作性。“洋为中用”，贵在“用”字。毛泽东在1920年12月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确说道：他之所以不赞同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的理由，就是这些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4〕
　　在毛泽东看来，民族文化无疑是文化选择的主体。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找到生长点，并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就必须首先取得民族文化中进步或优秀成分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往往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相联系。任何外来文化，倘若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毫无关系，它就没有在中国生长的客观需要，也就很难在社会历史层面和人们的文化心理之间打开通道，获得认同。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15〕可以说，这正是他在不断的文化选择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向。
　　其次，毛泽东认为，对外来文化的融合，一定要有民族的特色。这种融合应“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16〕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观点，正是他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7〕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显然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相吻合。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综合的意识形态体系，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它只有在历史的特殊环境中才能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旦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被用来揭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它就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中，通过中国这种民族形式，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并由此构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因此，他始终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8〕
　　毛泽东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上的正确思路，对他完成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艰巨任务产生至深且巨的影响。
　　在共产党内，从30年代到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面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种种分歧和冲突，焦点就在于：应如何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鲜明地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亟待解决的理论任务，强调：应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时，王明在随后的发言中，不无所指地要人们注意几个“不能”，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19〕在这里，毛泽东与王明在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上的思想方法的分歧清晰可辨。
　　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同五四时期出现的“全盘西化论”者，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脉相承的。“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传染给了共产党”。他指出：“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20〕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批判党内“全盘西化论”的思想启蒙运动。正是通过这次运动，全党才真正从思想方法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需要在中国具体化和如何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也由此走向系统。
　　作为新的文化形态的毛泽东思想，既是西方文化的最高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更新。它是融合中西文化精华的产物，既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又蕴含着民族文化的合理成份，洋溢着中国的作风和气派。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解决中国近代以来始终面临的如何融合中西文化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到中国的移位，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特殊地位，而且还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示了一条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重要途径，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历史证明：毛泽东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方面，强调要以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为标准，要和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这一探索思路是正确的。
　　三、对当代新文化建设的启示
　　毛泽东有关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思想及实践，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变迁产生深厚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他对外来文化的体认和评判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思想方法，为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其次，这种影响还表现在，毛泽东的文化理论，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思想遗产，而是同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以及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曲折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他的思想及实践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印铸在中国几代人的文化心理深层，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建设离不开毛泽东的文化理论这一思想财富。尽管毛泽东晚年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值得认真汲取。但是，纵观其一生，从主导方面来说，他的文化理论是科学的、正确的，对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有着特殊重要的启示。
　　启示之一：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建设，绝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而应面向世界，敞开胸襟，对外来文化持主动选择的姿态，大胆地引进和吸收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类文明成果，纳细川于巨流，以便在较高的起点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任何体系都和其周围环境即其它体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开放性是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一种生气勃勃、繁荣兴旺的文化，一定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的引进，曾对中国文化的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之获得了新的发展，具有了新的形态。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引进和交流，既是相互影响，又是相互促进的，其结果必然会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的必由之路。我国今天奉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提倡文化的引进和交流，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适应历史发展趋向的。
　　党的十四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制度。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21〕拒绝借鉴和利用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对外采取封闭的态度，只会延缓民族发展的进程。
　　事实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敢不敢对外来文化持借鉴和吸收的态度，能不能汲纳百川以充实自己，不仅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这个民族或国家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22〕
　　启示之二：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彻底摆脱以此非彼，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立足现实基础，适应时代趋向，突出民族特色，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既体现为人类优秀文化的综合创造，又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的鲜明个性。
　　我国今天所提倡的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并不局限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包括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但在一个阶段而言，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的确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搞了几百年，它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系统，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类发展共同具有的现代成份。有许多是值得借鉴利用的。对于我国这样的经济比较落后而又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种借鉴和吸收就更为迫切，更为必要。但是借鉴和吸收，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只会以丧失文化的民族特色为代价，客观上有损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必然导致国家建设事业的失败。这不仅是民族自身的悲剧，也是人类文化的悲剧。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应兼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双重意蕴。这就要求在新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具有承受力、鉴别力和选择力。同时要注意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是借口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拒绝利用和借鉴西方文化中那些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思想成果，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排斥；另一种则是对西方文化不加以鉴别和选择，盲目搬用，甚至主张以“全盘西化”来实现民族文化的重构。这两种极端从方法论上说，都是对毛泽东文化反思和文化选择的正确方法的一种反动，是五四时期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复归。其结果，只会造成民族进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正阻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民族的文化重构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不仅由于新的文化体系的基础，新政治、新经济的建立，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而且文化选择主体对外来文化的认识和掌握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整、准确的程度。因而，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及至一个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60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86页。
　　〔3〕《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9页。
　　〔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2页。
　　〔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74页。
　　〔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74页。
　　〔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7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32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74页。
　　〔10〕《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79页。
　　〔1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8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6—707页。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40—751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4页。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5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7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分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67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32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0页。
　　〔22〕周恩来《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1956年5月3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