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在现时代遇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待遇，赞誉珍爱者有之，歪曲贬斥者亦有之，前者是健康的、明智的，理当予以首肯；后者则是病态的、盲目的，表现了一种庸人的偏见。我们认为，产生种种对延安精神的错谬理解，不但有其主观原因，而且有着客观原因。就主观方面来讲，一方面在于贬斥者本身对延安革命和延安精神的知之不多，另一方面在于其对中国社会现时国情的了解不够；就客观方面而言，一方面与“传统文化反思”和“传统观念变革”中的“一刀切”思维方法密切相联，另一方面与理论宣传的片面性和盲目追求高消费等病态时尚直接相关。在这诸多错谬见解中，“过时论”、“禁欲论”和“僵化论”颇具代表性，我们不妨一一对其进行剖判纠谬。
　　(1)“过时论”批判。
　　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延安精神曾被片面理解。有人把“艰苦奋斗”同改善人民生活对立起来，空喊“艰苦奋斗”，而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只有过苦日子才能体现艰苦奋斗的本意；又有人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用以抗阻对外开放的实行，似乎越是紧闭通往世界的大门，才越能体现“自力更生”一样；还有人把“愚公移山”扭曲为盲目蛮干，把主观能动性夸大到了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程度。所有这些，我们都是深有感触的。当我们开始纠正这些片面性错误的时候，又有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怀疑甚至批判起延安精神来了。值得发人深思的是，“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了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以致于“过时论”泛滥，贬斥声载道。“过时论”往往打着最新观念的幌子，通过一系列的“对立论”表现出来，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不予以清理，不足以明是非。
　　“过时论”论点之一，是把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与全面改革的宏大工程对立起来。有人责问：“靠延安精神还能搞改革吗?”似乎延安精神与全面改革互不相容，要搞改革，就必须抛开延安精神。显然易见，诘难者对改革和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理解全然是浅薄的。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主义改革是继延安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发展，也不懂得改革大业中强烈体现并急需的开拓创新精神正是延安精神的延续。我们知道，延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就必须排除各种障碍，克服各种困难，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推进改革，已成为全党工作的重点，要完成这一不亚于推翻“三座大山”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仍然需要排除各种障碍，克服各种困难，艰苦创业，开拓进取，锐意改革，并付出必要的牺牲。延安革命有它的艰难险阻，全面改革也会遇到重重困难，尽管二者的历史条件不同，但所反映的社会进步的基本逻辑却别无二致；尽管二者的历史使命不同，但同样需要艰苦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暴露了“对立论”的荒唐可笑!
　　“过时论”论点之二，是把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有人说，“现在搞对外开放，还讲什么自力更生?”他们把自力更生与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同日而语，认为只有踢开自力更生，才能有效地进行对外开放，似乎自力更生已成为对外开放的绊脚石。“自力更生”作为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之一，它丝毫不意味着排斥外援。尽管困难重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也没有因此而饿死、困死，他们正是把解决问题的立足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依靠全体军民的自力更生，去克服重重困难，夺取最后胜利。今天，我们有条件实行对外开放，正是为了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很难想象，不经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吸收和消化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同样很难设想，单凭对外开放，而不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就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种否定自力更生而寄全部希望于对外开放、争取外援的观点，不过是幼稚可笑的幻想而已，它不但是对中华民族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反动，也必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过时论”论点之三，是把延安精神与提高经济效益对立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认为，延安时代就根本不讲经济效益，而在今天大讲经济效益的时代，就必须抛开延安精神。这也充分暴露了“过时论”者对延安精神的无知。请问，大生产运动的掀起，节约运动的开展，能说是不讲究经济效益吗?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严重经济困难的克服，能说是不讲究经济效益吗?我们认为，工资奖金的增多，并不是经济效益高低的唯一指示器，只有“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者才会借口讲求经济效益而去否定延安精神。如果以牺牲延安精神为代价而企图求得经济效益的提高，无异于水中捞月，全然是一派鬼话，而只有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冲天的干劲和辛勤的劳作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社会经济效益。
　　“延安精神过时论”，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为理论背景，每每打着观念变革的幌子，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其进行分析剖判，定会使其荒谬本质暴露无遗。
　　(2)“禁欲论”剖析。
　　把延安精神曲解为“禁欲主义”是对延安精神妄加贬斥的又一错误观点。“禁欲论”者的主要论点是把延安精神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立起来。有人说，“延安精神不过是以苦为本、以苦为乐、以苦为上、以苦为荣的苦行僧主义”；又有人说，“观在讲物质文明，不要再提延安精神了，不要再让人去过那种苦日子了”；还有人更为明了地把延安精神规定为“贫穷精神”、“落后精神”、“愚昧精神”、“平均主义”和“地域观念”。延安精神的真正本质果真是这样的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应该承认，延安时期确实很苦，住窑洞，点油灯，吃小米野菜，穿粗布衣裳，战斗频繁，经济的困难，使延安革命遇到了现时人们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但是，边区军民不甘受苦受穷，他们正是以延安精神来改变穷困的现状，谋求民族的解放与人民的幸福。现在看来，食求果腹，衣求蔽体的生活水准确实低下，但是，“丰衣足食”的获得在延安时代何尝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伟大创举?!恰当地讲，延安精神非但不是贫穷精神，反而是改变贫穷的精神，正是延安精神激励着人们去创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我们今天相对幸福的生活不正是靠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换取的吗?
　　贫穷与富裕是相对而言的，人类总是在摆脱相对的贫穷与追求相对的幸福中前进的。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天性，是人的本质所决定的，我们也总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不断提高。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但是，不顾国情国力的实际，一味企盼生活条件的改善，脱离实际地盲目地追求高消费，总想在花钱中得到享乐，则无疑是纵欲主义的变种。纵欲主义是一种只顾自我、不顾国家和他人利益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膨胀，不但会导致“自我”的堕落，也会阻碍社会的进步。现阶段，我们提倡延安精神，并不是不要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不是要去指责和干预人们的衣着发型及其生活方式，不是要人们去当苦行僧，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的正当需要。需要强调的是，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靠艰苦奋斗干出来的，生活的改善程度和速度，必须同生产发展相适应。既然我们的物质财富还谈不上富裕，只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连小康水平还未达到，怎么可以坐享其成，贪图享受呢?不切实际的吊高消费胃口，不仅会造成低工资与高消费的矛盾，也会造成供求矛盾，引起一连串的恶性循环，如果任其发展，不但会影响国家建设的速度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我们需要的仍然是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只有发扬延安精神，创造出更好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怎么能说延安精神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相对立的呢?
　　(3)“僵化论”纠谬。
　　与“过时论”和“禁欲论”相联系，歪曲否定延安精神的又一表现形式便是“僵化论”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把延安精神看作是“僵化的教条”，是“老正统”的思想观念，把恢复延安精神的正面教育诬蔑为“老调重弹”，说什么“老讲延安精神那一套是墨守成规，是让人回到老框框里去。”这种见解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的失误是显然易见的。
　　从延安精神的历史内容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延安精神既不是“僵化的教条”，也不是“墨守成规”。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以指导延安革命的具体实践，并在实际革命斗争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而又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延安时期，在我们党内确实有教条主义存在，但它正是我们党竭力克服和全力反对的，正是在以整风运动为主要形式的批判纠正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才逐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如果不是歪曲史实，谁能说延安精神就是僵化的教条呢?同样，在延安革命斗争中，我们党既不墨守中国历史上的任何陈规，也不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号令；既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金科玉律而笃信不疑，也不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的既成模式；而是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走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正因为这样，才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而把中国革命不断地引向胜利。又有谁能说这种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是“墨守成规”呢?
　　从现时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看，我们强调要恢复发展延安精神，同样不是把延安精神教条化，不是让人们机械地模仿甚至照搬延安时期的具体做法，而是要从延安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吸取科学求实、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并在现代化建设中有所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延安精神的历史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暴露出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来，因此，我们决不可照搬固有的表现形式；然而，也因为延安精神的本质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应性，我们又不能不加以继承。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把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区分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新的辩证统一。
　　我们的分析表明，把延安精神曲解为“僵化的教条”的观点，正是“僵化论”者自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把恢复延安精神歪曲为“墨守成规”的观点，也正是“僵化论”者自己在搞形而上学。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延安精神历史发展的辩证性，也全然无视现时代中国实际的客观性，他们缺乏的正是辩证思维的方法。
　　把延安精神看作是“老正统”的思想观念，实质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僵化论”观点，我们也略加评述。在我们党内，从来不习惯用“正统”与“非正统”的概念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观念，既然“正统”的术语已经问世，我们不妨予以认可。我们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统”的思想观念，以此为指导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作风、政治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就是共产党人的“正统”的作风。既然这些“正统”的东西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必须坚持，既然这些“正统”者们能够坚持正确的东西，我们就应该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如果企图用“正统”一词来讥讽和嘲笑受过延安精神陶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同志，势必沾污延安精神的美誉，妨碍延安精神的发扬和光大。这是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不能容许的。
　　上述种种错误观点的出现，与“传统观念变革”中的“一刀切”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可否认，在新的历史时期，确有许多羁绊改革开放时代巨轮迅猛前进的传统势力，诸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君效亲”、“奴化”观念，安分守己心态、小农经济思想、农民意识、夜郎自大等传统观念，都已成为巨大的保守力量，成为一种历史的惰性力，它们与民主政治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相容，对其加以变革是完全必要的，也只有对其加以变革，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疾驶猛进拓开航道。但是，“传统”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有较远的传统，也有较近的传统，有优质的传统，也有劣质的传统，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传统，应该得到不同的报应，而决不能“一刀切”地把它统统推入荡涤之列。我们认为，真正的传统，永远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向上的力量，积极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它激人猛醒，催人奋发，是中华民魂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的主杆部分(不排除因时代变化而暴露出来某些局限)就属于这种真正的传统。我们说这种传统是革命的，也就否定了它具有保守性；我们说这种传统是积极的，也就否定了它具有消极性。因此，这种真正的传统对社会历史发展只能起促进作用，而决不会起促退作用。故此，我们决不能把这种革命的传统与政治上反动的剥削阶级的保守传统以及小农经济土壤里滋生的阻碍改革开放的消极传统混为一谈。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其妄加变革，不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明确了这一点，也许会对我们的纠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