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笔写这篇文稿的时候，首先对曹伟民同志的不幸早逝深表哀悼和惋惜。这不仅因为他生前的痛苦遭遇来不及等到平反昭雪，更因为解放前地下党员之间只是单线联系，支部的工作全都是由他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作出具体部署，支部成员各自进行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他汇报，只有作为支部书记的他，才能掌握、了解整个支部革命活动的全貌，因此，他的过早逝世，对提供整个支部革命活动的实况造成很大困难。本文系根据支部组织委员陈琛同志生前和健在的其他支部成员提供的零星材料，由曹群、刘开树综合整理而成。
　　一、湘赣边工委曹伟民支部成立的经过
　　曹伟民支部是1949年1月建立的。
　　支部成员在大学读书期间都是进步热血青年，对反动的蒋政权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是校内民主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则是在我地下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中进行着革命活动，或以社团负责人的名义领导自己所在的社团积极配合校内进步组织与反动派作斗争；有的毕业离校后决心追求光明，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并接受锻炼。如曹伟民同志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我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运动协会”，是校内民主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琛同志在中山大学参加了我地下党领导的一个进步剧社，经常演出揭露蒋政权和国民党的腐朽黑暗；曹群同志在厦门大学毕业时参加知识青年军从事抗日救国，成了青年军中的左翼分子，日寇投降后进入南昌绪远中学教书，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贺祖煌、陈时雨同志参加了中正大学(以下简称“正大”)地下党外围组织“工业建设研究会”，贺祖煌同志还担任“正大”“永新学社”的理事长，与校内的进步社团紧密配合，推动校内的民主进步学生运动；刘开树同志参加了“正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农业建设研究会”和地下党领导的“留校同学服务部”的工作。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政治基础，我们这些人才最终走到了一起，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中共湘赣边工委“曹伟民支部”。
　　1947年秋，曹伟民在中山大学经胡光瑞同志介绍，加入我地下党外围组织“爱国民主运动协会”，并在胡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夏入党。由于有一位跟他联系的同志被捕，他即秘密离校避居香港，进入我华南地下党主办的训练班受训40天后，被分派到粤赣湘边游击区总部，进行武装游击斗争。同年秋，组织上派他去湘西做地下工作，先到南昌待命。后经组织告知，去湘西有困难，要他留在南昌与湘赣边工委南昌特委俞百巍同志取得联系，通过曹群介绍，进入当时校址在南昌牛行车站(即现在的昌北)的合作实用职业学校(简称合作职校)教书为掩护，物色对象，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吸收了曹群、陈琛、刘开树、陈时雨、贺祖煌等人入党，建立了支部。支部成员有曹伟民、曹群、陈琛、陈时雨、贺祖煌和刘开树等6人，曹伟民任支书，陈琛为组织委员，刘开树为宣传委员。后因奉上级指示，南昌解放在即，情况复杂，暂停吸收党员，因此，支部成员负责培养的一些进步青年(主要是学生)，如左忠文、王成开、夏尚德、何鑑如、邹霞英、熊亚兰等，只有把他们放在支部外围，参与各项秘密或公开活动，继续加以培养和考验，没有发展为党员。这批受到锻炼的进步青年，在南昌解放后都积极参军参干，后来多数入了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可贵贡献。1949年4月以前，支部由俞百巍同志领导，4月以后，俞百巍同志调去赣东领导地下党工作，改由蔡敏同志直接领导，同时曹伟民同志被增补为中共湘赣边工委南昌特委委员。5月22日南昌解放，6月下旬支部全体成员进入蔡敏同志领导的江西地下党整风学习班(整学会)学习。
　　二、支部的主要革命活动
　　支部成立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指示下，主要进行了下面一些革命活动：
　　(一)揭谣和辟谣
　　辽沈战役胜利后，我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南昌地区人心浮动，国民党反动派在穷途末路之际，散布了许多污蔑我党我军的谣言，如共产共妻、没收私人财产、清算斗争、任意杀人等等，企图把水搅浑。部分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缺乏了解，难免恐惧不安。我们在绪远中学和合作职校先后油印出《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区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等党的文件，由支部影响下的进步学生秘密分发到南昌市内一些大、中学校，还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新区政策》等文件张贴在街头巷尾，进行揭露和辟谣；同时曹群在绪远中学，曹伟民、刘开树在合作职校，利用上课和其他一切机会，由学生和平日比较接近的教职员工揭露、批驳这些谣言，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给他们指明方向，收到了一些效果。如合作职校的训导主任王一星是由青年军转到该校的特务分子，平日耀武扬威，有时穿着青年军的服装，一支手枪晃来晃去，开头他欺骗、蒙蔽、拉拢了一些师生员工跟着他转，后来他就没有市场，陷于完全孤立。解放前夕，曹群和陈琛还通过进步群众联系，曾在“六艺印刷厂”铅印了《新民主主义论》一千多本，分发到机关、学校和工厂，供群众学习之需，有几个支部成员的教书收入全都用在宣传工作中。
　　(二)传递信息，沟通“正大”与南昌市大、中学校的联系，胜利召开了“四一”追悼会
　　1948年冬，刘开树被吸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正大学寒假留校同学服务部”工作。1949年初，刘因家庭经济困难，通过亲友关系介绍在合作职校兼课，从此与曹伟民同志相识，后来由曹伟民介绍他入党。那里地处偏僻而离市区很近，交通也比较方便。刘在合作职校兼课期间仍与“中正大学寒假留校同学服务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党军队向请愿学生开枪，打死3名，打伤百余名，酿成了“四一惨案”。“正大”地下党组织立即发起召开南昌市大、中学校“四一惨案”追悼会，发给各校的通知就是万家耀同志(中共地下党员)到合作职校交给刘开树，再由刘开树就近骑自行车转送到各校的。那时南昌市大、中学校传达室门口都有一个学生自治会的信箱，只要把通知投入信箱就立即离去。当投入剑声中学学生自治会信箱时，该校传达室立即有人追出来要抓送通知的人，刘骑着自行车三拐两转，很快消失在人群中，算是一次危险的境遇。4月17日南昌市大、中学校数百人，冲破重重阻挠，到达了望城岗，与“正大”学生1000多人一起，胜利举行了“四一”追悼会，抗议和声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行。同时全市学生采取统一行动，罢课3天示威游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壮大了革命群众的声威。
　　(三)加紧统战工作，稳定有影响的社会知名人士。
　　支部成员通过师生、同乡、朋友等多种关系，主动接近欧阳武、彭程万、伍毓瑞、贺济苍、龚师曾等当时号称“社会贤达”的人士和“正大”周拾禄、黄野萝、杨惟义、张明善、王志鹄以及中正医学院院长王子玕等教授，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迂回曲折地对他们做思想工作，消除他们对我党我军的顾虑，站到人民一边来。这些有影响的社会人士在南昌解放时，除王志鹄去了台湾外，其余都留下来了。在他们的后半生中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欧阳武和彭程万先生等，由于曹群跟他们做了思想工作，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强迫押送他们去了赣州，软硬兼施，要他们跟随国民党撤离，但他们坚决不依。后因国民党自顾不暇，他们终于回到了南昌，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由陈琛联系并做思想工作的贺济苍先生，当时任南昌市立银行行长，还把保存下来的一百多两黄金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
　　(四)进行社会调查，向上级党组织提供情报
　　支部受命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南昌市大、中学校、文教系统和各报社(主要是江西民国日报、华光日报、力行日报、中国新报)的社会政治背景，如各校学生自治会的政治态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姓名和政治立场、学校对学生自治会的控制情况；各报社的社长、主编和记者的姓名、政治态度和言论动向以及反动的党政军特主要人物和活动等，写成书面材料，供组织上分析参考。
　　(五)发动群众，护校护厂
　　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南昌前夕，团结、发动群众护校护厂是地下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支部主要受命保护“正大”、合作职校、绪远中学、南昌女中、正大中学，兼顾助产学校。如贺祖煌、陈时雨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支持的“正大”应变会，担任值班保卫工作，贺祖煌还担任应变会下面一个小卖部的经理，卖早点、卖菜以压低私人菜摊的售价，减轻同学负担；曹群在绪远中学、陈琛在南昌女中筹划并主持了各校的护校活动；在曹伟民和刘开树的策划下，团结合作职校的师生员工，成立了护校委员会，大家亲自动手，把学校由牛行车站搬到市内阳明路助产学校，避免了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的骚扰，学校财产未受任何损失；又如曹群得到进步职工送出的信息，得知国民党江西保安团想把一个被服仓库烧掉，支部立即发动全体职工起来巡逻保护，结果仓库的物资完好无损地由我省军管会接收了。
　　(六)作好准备，迎接解放
　　南昌解放前夕，大、中学校基本停课。国民党反动派树倒猢狲散，对学校的控制已经无能为力了。支部成员利用这难得的时机，在学生中广泛开展革命文娱活动，印发、教唱解放区流行歌曲，如《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胜利进行曲》、《我们的队伍来了》、《山那边呀好地方》、《光明讃》、《青春进行曲》、《兄妹开荒》、《傻大姐》、《朱大嫂送鸡蛋》等，同学们非常爱唱；同时教他们跳秧歌舞；并用彩色纸写好了“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革命进行到底”、“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标语，熬好浆糊，5月22日南昌解放那天凌晨，就组织合作职校、绪远中学、南昌女中的学生队伍拉出去游行，高呼口号，跳着秧歌舞，张贴标语，迎接解放军进城。那欢欣鼓舞热烈的场面，激动得人们热泪盈眶，至今犹历历在目。
　　2005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