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慧吉响应了党的号召，由党领导的香港达德学院回江西参加革命活动，地下党外围团体《信江解放社》安排他担任了经济股的负责人。当时，社里的革命活动经费全系社员捐献自筹，而社员多数是失业失学青年，有的虽然在中小学任教职员，薪水微薄，除维持生活外，能对革命捐献的金额有限。慧吉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44年他父亲死后，留下约一百多担田产，由于慧吉参加革命前一直是在校读书的学生，这部分旧家庭的遗产由家庭中老辈代为经营，但还可以设法用各种借口提出变卖。记得是在1948年9月，地下党湘赣边工委派甘群光、俞百巍两同志布置慧吉设法搞一笔急用的经费后，慧吉便以“要一笔钱经商”为名，要代管田产的老辈变卖了一部分田产，第一次大约变卖出40多担田地。这笔钱除大部分捐献给湘赣边工委驻上海联络站作活动经费外，也有一部分为信江解放社购买了一批革命理论和进步文艺书籍，供社员学习之用。那批书籍是通过俞百巍同志找上海三联书店进步关系设法购买的。慧吉当时扮作商人模样，住在上海广信公寓附近的大方旅馆，由地下党介绍的人员协助他捆扎书籍，作百货物，设法运回江西。
　　1948年底，湘赣边工委通知慧吉去南昌开辟地下交通站，慧吉带病匆匆赶去南昌过元旦，接受了新的任务：担任南昌三眼井交通站站长，协助湘赣边工委南昌特派员俞百巍同志增辟状元桥香烟店交通站。这项任务十分紧急。而交通站是租赁民房使用的，要高昂的租金；南京、上海、赣南、赣东各地通过交通站秘密运送文件、武器和干部的各种急用物品，所需费用都要交通站自己设法筹措。除了南昌的地下党员李彩媛、横峰的地下党员李如文、徐毅捐献过一部分银元和首饰外，大部分由慧吉捐献。为此，慧吉第二次以经商需要钱为名，要家族老辈变卖了50多担田产。除上述交通站用费外，还用于配合李如文开办状元桥香烟店，以及为地下党买了一批药物。中共湘赣边工委南昌特委于1949年2月成立后，许多活动经费临时急用，也都由慧吉支援。湘赣边工委经费很困难，百巍同志和慧吉为了减轻党的负担，及时开展工作，尽量设法自己解决活动经费，从不向上级伸手要钱，这一点，当时曾受到党的表扬。
　　由于我当时是青年学生，还没有直接经管家产，未直接为慧吉办理过变卖田产的事，这些事都是慧吉自己托人办理。不管家庭中一些老辈对慧吉如何舆论，但我心里明白，慧吉接近的是正派的人，不是为自己挥霍享受而搞钱，也就从来没有对他的活动加以阻拦，也没有多过问。一直到江西解放后，慧吉才和我大致谈了一下有关情况。但更具体的情况，还是百巍、荒陵等上级领导代表组织陆续向我谈起的。
　　又记得十年动乱中，造反派多次说慧吉有田产，要定他为地主身份，我很气愤，问慧吉为什么不把历史真实情况说明?慧吉说：“上一代留下的一些田产，我设法变为革命经费，自有党组织了解，我何必自己宣扬?为革命事业，许多同志连生命都献出了，我这一点工作不值得多讲啊!”
　　慧吉不幸逝世了，有幸而由党为他作出优秀共产党员的结论。
　　注：解放前赣东一带农村群众对田产的估算基本上是以“担”为单位的。一亩田为三“担”，意即可产稻谷三“担”，一“担”稻谷约重百斤出头一些。文中所指遗产“约一百多担田产”，折算起来大约是四十亩左右。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