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就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昌城工部的建立与组织隶属问题，我同南昌市委党史办来访人员介绍过。一九八七年九月写过一个说明。现再就这一问题补充几点具体情况。
　　一、李健原是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在上海的一个关系。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李被调到南昌搞城市工作后，即不再属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领导。黄扆禹于同年十一月调回福建工作时，将李健关系交由蔡敏直接负责。并不存在什么“横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农工部”和“城工部”之分。
　　二、闽浙赣区党委自其城工部错案发生后，决定不再建立其城工部的部门组织。中共江西工委对城乡实行统一领导，也没有单独设立“江西工委城工部”。在南昌市，江西工委采取了分散发展的方针，建立的下属组织有：南昌城工部、南昌特委和一些支部、小组、联络站等。这些组织各自分散活动。至于在南昌要否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虽有过设想，但鉴于当时形势发展迅猛，很快就解放了，故未实现。
　　三、闽浙赣区党委发生了城工部错案，株连李健。一九四八年五月区党委曾通知蔡敏要采取紧急措施切断同李健的联系。(一九四九年我在建瓯解放后，听黄扆禹说，也曾通知李健不要与蔡敏联系而与黄扆禹联系，但黄并不和李联系。)蔡当时本想执行，但事实上没有做到，其时蔡因对“城工部问题”不摸底，而李健又继续积极同蔡联系，只好根据当时开展工作需要等实际情况，决定以审慎察看的原则，采取措施和李健保持关系，维持联系。如要李健筹集输送钱、枪、搞兵变，发展组织；可以中正大学为重点，向赣西北、但不向赣东北发展。不要再送人员进入江西工委山区根据地，可利用自身关系安排在各地活动。转移到赣西南一带的人员按秘密工作原则由江西工委接收并直接领导，固定同李联系的地点与人员，蔡敏对李健联系使用的名字为“蔡文华”等。总之，李蔡之间的交通人员及书信电报来往等均未中断。
　　四、南昌城工部是在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事件发生之后，于一九四九年二月才建立的。当时形势发展很快，李健来信要求明确组织名称等问题。为了更好开展活动，配合解放，江西工委决定成立南昌城工部，并通知了李健。其组织全称为“中共湘赣边工作委员会南昌城工部”。李健为负责人。当时没有用“部长”或“书记”等名义。在对外工作需要时也可用化名，如“江南党委城工部”等。所以，“南昌城工部”既不是由闽浙赣区党委建立与领导的，也不是李健自己想出来的。
　　五、一九四九年五月初，赣东北先于南昌解放。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率部到江西会师。中共江西工委交通员在上饶向曾汇报了江西工委工作情况。当时曾镜冰即将江西工委的关系，情况统一向解放军及党政领导作了交待。同时，也就地将江西工委所属组织赣东工委移交在上饶的赣东北区党委。此外，曾还就江西工作专门写了一指示信给江西工委书记蔡敏，要求配合好江西的解放与接管工作，做好组织移交，以一部分人力支援福建和总结江西工作等。据此，江西工委又随即作了进一步部署。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南昌解放。李健成立了南昌城工部的具体办事机构，并公开以中共湘赣边工作委员会南昌城工部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六月，蔡敏带队到新淦和解放军会合并赶到南昌。蔡敏一方面向中共江西省委汇报请示，一方面在南昌阳明路听取南昌城工部及其他组织的情况汇报，传达原区党委和江西省委指示。布置配合解放与接管等工作。与此同时，还决定集中南昌城工部及附近其他组织的人员，成立整学会(即整风学习会)进行了学习。有一些人员则根据解放与接管需要安排了工作。可见，南昌城工部不仅解放前属江西工委领导，而且在解放后不久，向江西省委正式移交之前，都是由江西工委领导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联合”，也不仅是李健只送人钱枪给蔡敏的关系。
　　六、福建建瓯解放后，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蔡敏赶到建瓯向原闽浙赣区党委汇报了中共江西工委的工作。对于南昌城工部问题，当时由于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错案还没有得到纠正，仍在风头上，而李健来自城工部，又曾自首过，问题未得到澄清。为了减少江西工委的株连面，决定把由李健负责的南昌城工部这一部分组织作为与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有关连的一个部分划分出去，由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提请中共江西省委审查处理。
　　中共江西省委在中共江西工委举办的整学会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江西省委组训班”，对地下党员进行审查培训。组训班结束时，中共江西省委宣告了对南昌城工部系统不予接收。
　　七、此外，在接到闽浙赣区党委对其城工部及其有关人员实行肃反通知后，蔡敏对上山人员进行了审查。由于当时处于分散游击秘密活动环境，斗争非常复杂严酷，为了确保安全，对当时认为有问题的五人实行了镇压，其中有李健送来的三人。但对肃反问题总的还是较慎重的。如对来自城工部而又自首过的李健本人，也还是采取边工作边观察的办法对待。就此问题，蔡敏在解放时即分别向江西省委和原区党委作了汇报，也提请复查。有的人在一九五0年已按烈士对待。错杀五人这一历史教训确是很深刻的。
　　198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