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位于西北黄土高原的中部，周围丘陵起伏、沟壑纵横，以黄绵土为主，水土流失严重。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南部的二十几个县，土地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五十万。边区的北面和鄂尔多斯沙漠相连，南面延伸到渭河流域边缘，西面紧挨陕甘宁高原和六盘山山麓，东面以黄河与山西为界，平均海拔高度达一千余米。这里气候恶劣，春季大风多，夏季冰雹频，秋季降霜早，冬季冰雪盖，旱、涝、雹、冻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贫瘠的土地、恶劣的气候，加之农耕技术落后，致使农业产量很低。交通闭塞，汽车稀少，连大车也不多见，西北古道上走了千余年的马帮和毛驴仍然是主要的运输工具。至于工业，更是少之又少，且大多为零散的家庭手工业。除粮食外的几乎所有日用品，从棉布到针线，乃至吃饭用的碗，都要依赖外购。红军到来之前，军阀、官僚、地主、土匪横征暴敛，无恶不作，7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苛捐杂税多达八十余种。由于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这里常年呈现出一幅“十里不见村，出门行人稀”的荒凉景象。当地百姓终年辛劳，难得温饱，长期过着“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垒补了”的苦日子。1935年10月，历时一年、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党中央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党和红军选择了延安，意味着选择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党和红军来延安的目的，不是休养生息，而是北上抗日。而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更需要党和军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一)艰苦奋斗，势所必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集中主要兵力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日军把华北、华中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在这三种地区实施了不同的侵略和统治政策。在治安区(即敌占区)，以“清乡”为主，强化法西斯的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企图肃清内部的抗日分子，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搜刮。在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并用，占用大片可耕土地，修筑公路网、封锁沟、封锁墙、碉堡群和岗楼，并平毁村庄，把人民赶到敌占区，制造无人区，以防我军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细菌，使华北一些抗日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企图釜底抽薪，置根据地军民于死地。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为它的后方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同时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进攻，妄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的困难情景时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①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也一日紧似一日。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政府还供给八路军、新四军部分粮饷和军需物品。随着1939年国共关系的恶化，他们不仅停发了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在陕甘宁边区的周围集结了胡宗南部30万人，构筑了三道封锁线，修建了一万多个碉堡，进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他们还扣留海内外爱国人士支援边区的一切钱粮物资，阻挠边区的对外贸易，妄图困死、饿死边区军民，达到“不剿自灭”的目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一步加剧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困难。毛泽东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②
　　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具体分析了当时延安驻军的情况：留守部队的伙食标准很低，每人每天只发5分的菜金和1.5斤的粮食。这点儿菜金，如果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买到油盐柴火就买不到蔬菜，猪肉就更吃不上了。粮食也接济不上，战士经常出现吃不饱的情形。在被服装备方面，也很困难，衣服不打补丁的干部、战士很少见到。因为不能按季换装，有的人夏天穿棉衣，有的人冬天穿短裤。子弹带破烂得不能用，只好把子弹装在挎包中，战上每人每月只发1元钱的津贴费，就是领最高津贴的朱总司令也只有5元。一个战士如果买一双鞋，需要花一个半月以上的津贴费，那么牙刷、牙粉、毛巾、袜子等其他日用品就无法购买了。同样，由于经费缺乏来源，每月发给连队的办公费只有几元，仅够买灯油和少量的笔墨纸张。
　　延安留守部队的情况仅仅是当时全军的一个缩影。在各根据地，许多指战员因饥饿引起营养不良而患上了夜盲症。寒冬腊月时节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的战士们，仍然穿着夹衣、打着赤脚。内部生活的困难和外部敌人的进攻，使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1940至1942年，八路军由40万人减到30万人，新四军由13万人减到11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大大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扭转这种局面，夺取抗战胜利，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939年9月，毛泽东在同中央社、《扫荡报》和《新民报》的三位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③1940年年底，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的批示信中又明确地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④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是我党、我军延安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使然，而且是我党、我军革命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唯物辩证法阐明，任何事物的发展，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党、我军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从这个基本道理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⑤
　　他还指出，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我们不能依赖外援；即使有了外援，也还要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自力更生，就要艰苦奋斗；只有艰苦奋斗，才能达到自力更生。因而，自力更生总是与艰苦奋斗联系在一起的。艰苦奋斗，在任何时候都是创造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
　　延安时期我党、我军形成的创业精神中，艰苦奋斗是与自力更生紧密相联的。毛泽东指出：“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⑥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必须以解决自力更生和生产的发展为着眼点。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认识：艰苦奋斗精神的全部内涵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有着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思想上，它表现为斗志旺盛，为实现革命的理想奋斗不息；工作上，它表现为不避艰苦，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生产上，它表现为不满足于现状，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实现对现状的超越和突破；生活上，它表现为艰苦朴素，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精神的实质，是不畏艰难，奋发向上，锐意进取，勤俭创业，为人民乐于奉献。因此，艰苦奋斗精神，不是一种只限于生活范围和经济工作上的精神，而是一个贯穿于学习、训练、工作和生活全过程的精神，是一个人、一个党成就任何事业都不可或缺的精神。艰苦奋斗作为延安时期我们党的创业精神，就是通过自力更生等以上各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就开始注意的问题。早在1936年年底国内和平实现以后，在边区尚未分配土地的地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一边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减轻人民负担，一边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发放农业贷款，为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样，虽然遭受水旱灾害的严重破坏，边区的经济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然而，自然灾害的频繁，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封锁，还是使边区军民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怎么办?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正视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挑战和危机面前，没有逃避，没有退却。他们勇敢地迎接挑战，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边区生产动员大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要求根据地军民共同生产，“各地方政府设法帮助人民，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军队实行爱民，人民实行拥军，军民相互帮助，大家努力生产，以求达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⑦毛泽东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大生产运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据地军民的温饱和战争需要的供给问题。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必须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指导原则，要求根据地军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搞好其他生产事业，使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现生产自给。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以后，各机关、学校、部队等部门及单位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很快形成了边区军民齐参战、男女老少齐动员的壮观局面。军队提出了“一手拿锄，一手拿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机关、学校提出了“白天开荒生产，晚上整风加班，生产、思想双丰收”的口号，农民提出了“搞互助、搞生产、多打粮食多贡献”的口号。各部门、各单位纷纷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生产计划，准备生产劳动工具，寻找开荒地点。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兴起来了。
　　1.一面高扬的旗帜
　　千百年来，人们不惜笔墨讴歌土地，赞美土地，是因为土地的无穷宝藏如母亲的乳汁养育了人类。如果说，民以食为天，那么土地便是人类的命根子，劳动便是人类的谋生手段。大生产运动中向土地“开战”的第一枪首先是从部队打响的。延河岸边，宝塔山下，到处可见八路军官兵挥锄开荒的身影。第120师359旅屯垦南泥湾，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这里土地肥沃，荒无人烟，荆棘丛生，野兽成群。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来，通过对南泥湾的实地考察，提出让359旅开进南泥湾执行“屯田政策”。359旅旅长王震迅速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之后率部于1941年春由绥德警备区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南泥湾一带。
　　359旅，这是一支转战南北、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现在面对的是一项新的战斗。身经百战的王震将军向全旅将士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初到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动手搭草棚、挖窑洞，甚至露宿于荒山野岭；粮食不够吃，就到百里之外去背，辅以野果、野菜充饥；工具不够用，就发动战士收集废铜烂铁，建立铁匠铺，自己打制。
　　吃的、住的和生产工具解决了，战士们如虎添翼。密林深处，沼泽地里，山巅沟壑，到处飘荡着雄壮的歌声，到处回荡着劳动的号子声：一把锄头一把镰，誓叫荒山变良田；扛起枪杆是英雄，抡起镢头是好汉。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身为旅长兼政委的王震更是以身作则，被评为劳动模范。718团团长陈宗尧，带病参加生产，创造了每天开垦狼牙刺地1.3亩的好成绩。这个团的政委左齐，在战斗中失去了右臂，难以使锹抡镐，就帮炊事员烧水、做饭，给战士们送水、送饭。
　　干部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他们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迫使领导不得不规定一条奇特的纪律：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一次开荒比赛中，718团模范班长李位抡着一把4斤重的镢头，挥舞如飞，每分钟落地48次，连续奋战11个小时，挖地3.67亩，荣获第1名。一位老农惊讶地看着李位的表演，赞叹地说：“好家伙，一个人比两头牛还凶!两头牛一天才犁2亩多，他一天就开了三亩六。”从此，李位的“气死牛”的绰号便像风一样传遍了南泥湾。
　　艰苦奋斗换来了丰收的喜悦。359旅指战员先后挖窑洞1048孔，建平房602间，建大、小礼堂3座，打水井47眼，制作桌凳3922件，制造农具1万多件，还开办了纺织厂、造纸厂、木工厂、铁工厂、修械厂和军人合作社。就农业生产来说，1943年，全旅开荒10万亩，种植了粮食、棉花和蔬菜。这一年，收获粮食1.2万石，土豆、南瓜等折粮3000担，蔬菜590万斤，养猪4200头，牛820头，羊7800只，平均每月每人可吃到3斤肉，真正实现了丰衣足食。1944年，359旅种地26.1万亩，产粮3.7万石，达到了“耕一余一”，向政府交纳公粮1万石，创造了自古以来军队向政府交纳公粮的奇迹。南泥湾到处呈现出一派喜人的景象：粮食满场园，瓜菜堆如山，牛羊成群猪满圈，肥鸭满塘鸡满院。“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首当年由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南泥湾》歌曲，真实地反映了屯垦后南泥湾的丰收景象。
　　359旅南泥湾屯垦及其成就，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1942年7月10日，朱总司令邀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四老一同去南泥湾视察。看到面貌焕然一新的南泥湾，满山遍野尽是绿油油的庄稼，层层新窑如同高楼大厦，朱总司令十分高兴，当即赋诗盛赞南泥湾的巨变。他在《游南泥湾》诗中写道：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⑧
　　1943年秋，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徐特立、林伯渠、李鼎铭等人到南泥湾视察。毛泽东听了王震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地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⑨毛泽东还为王震写下了“有创造精神”的题词。“创造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2.遍开的生产之花
　　如遍开的烂漫山花，其他部队、机关、学校和干部家属也都开展了生产活动。大生产运动在延安精神形成过程中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实践者。
　　留守兵团各部队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想方设法开展生产活动。中央警卫团有个模范排，它的战士们在完成警卫、训练任务外，还办了两个农场，耕种了1780亩地。他们开荒的速度快，质量也好，每天人均2亩多。留守兵团在刚开始的半年多的生产劳动中，就取得了显著成绩。司令员肖劲光在《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总结中指出：各部队都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因为普遍种菜和养猪事业的较快发展，再加上自己动手砍柴、烧炭，连队伙食大大改善，不仅油盐、蔬菜有所增加，而且每周可吃到两次肉食，日用品如鞋袜、手套等，可保证发给每人两双以上。此外，还补充了被服和挎包、子弹带等军用品。通过生产劳动，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增长了知识，部队中呈现出一片团结紧张的新气象。毛泽东对留守兵团官兵参加生产的意义给予这样的评价：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把抗日部队造成为工农商学兵集合的部队，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央党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学员边学习边生产，自己动手解决衣、食、住、用等问题。他们不仅生产并自给绝大部分的粮食、蔬菜和油、肉，而且自己挖窑洞、建房子。开始没有床铺，学员们就把割来的青草晒干后铺在身下。冬天取暖，没有木炭，就自己烧；没有火盆，就用砖石垒土火盆。听课没有桌椅，就自己制作小木板凳，把膝盖当做写东西的小课桌。为了节省，纸张常常使用两次，先用铅笔写，后用蘸水笔写。笔杆和墨水也是自己制作、调配的。打扫室内外卫生，打洗脸水、开水，由学员轮流值日承担。当时，大家住在山上的窑洞里，担水、送饭要走不少坡路，一遇雨雪天，山高路滑，行动十分艰难。为了解决吃穿问题，中央党校开办了农场、手工厂、作坊、运输队、骡马店、供销社等。学员和职工毫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农忙季节，全体学员上山开荒，种糜子、谷子、玉米、南瓜、土豆、白菜等。每人还配备一架纺车，利用业余时间纺线。据1944年统计，当年全校生产和经营性收入折合边币20935万元，基本上做到了财政供给自给。1943年，他们苦干100天，建起了一座可容纳两千六百多人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毛泽东为礼堂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镶嵌在礼堂的正面墙上，作为全体教职员工的座右铭。实事求是，成为中央党校的校风和优良传统。
　　抗大学员把生产劳动作为主要课程之一。没有粮食吃，自己开荒种地。每到开荒春播时，从校首长到教职工和学员，从行政管理人员到炊事员、勤务员，男女老少荷镐扛锹向荒山野林进军。有些学员在山上安营扎寨，一边开荒，一边学习。有些负过伤、身有残疾的红军老战士，仍然带头劳动做表率。大多数知识分子过去从未握过锄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都争先挥镐扬锹，手上打了血泡，脚上被镐砸伤，仍咬牙忍痛坚持劳动。女学员们虽然体弱，但都好强不甘落后，当天没完成的任务，起早贪黑也要把它补上。1939年2月，抗大校领导罗瑞卿校长带头向荒山要粮，学员们的劳动热情如同潮水，一浪高过一浪。这年的5月中旬，罗瑞卿在《抗大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中说：抗大学员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开垦荒地18967亩，超额完成了开荒计划；同时，完成播种面积12270亩，种菜270亩，植树17070棵。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经历、不同思想的抗大学员，由于怀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一起走入抗大这座革命大熔炉，自觉地接受锻炼，改变着自己的习惯、生活和意识。他们不怕艰苦困难，不怕流血流汗，用锄头和血汗塑造自己的新人生，使自己的思想与学习、与劳动、与工作、与战斗等实践结合起来，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统一起来。
　　干部家属也为大生产运动添柴加油。1944年2月，延安干部家属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干部家属饮水思源，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解放了我们，教育和培养了我们，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一面参加生产，一面带好娃娃。我们的丈夫，一面打仗，一面生产，或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我们虽然不能拿起枪杆到火线上打敌人，不能拿起锄头上山生产，但是纺车、剪刀可作为我们生产战斗的武器。她们在写给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的信中表示：愿为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积极生产，并为尽力培养革命的后代而努力!家属们说得好听，做得也好看。她们是大生产运动中一支作用独特的“娘子军”。
　　大生产运动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先进模范人物。中央警卫团的特等劳动模范杜林森，创造了一天开荒6.35亩的成绩。中央党校生产科副科长黄立德，工作积极负责，种菜季节就住在菜地里，冬天则收集粪肥，在技术上不断总结经验，被誉为种菜能手。残疾军人郑位凯，不仅克服困难自己动手，还组织了7名残疾同志一起生产，仅1943年的产值就达18万元。总之，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英雄模范人物，如烧炭英雄吴俊，捞纸能手王国初，模范会计员聂长林，种菜能手姬仲飞等等。这些平凡岗位上的劳动模范，集中体现了延安时期一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健康发展，中央领导同志不断给予及时的指导。1943年年末，朱德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首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今年我们找到了发展生产的好方法，明年生产要搞得更好，这个大会要把明年的生产计划做出来。接着，他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今后应当注意解决的问题：第一，不要以为丰衣足食了，生产就松下来，要知道我们生产不单是为了吃穿，而且是为了支援前方，为了抗战建国；第二，要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勤俭朴素，才能起家；第三，要把发展生产和保卫边区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写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文章，阐明了党中央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正确方针与政策。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保障财政供给的根本途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也就是几万军队及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党政军各方面，都要大力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应当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我们的干部，必须用90％的精力去帮助群众增加生产，然后用10％的精力向人民征收公粮。这样的作风，才是共产党的作风。而不管群众生活，只管向群众要东西，则是国民党的作风。毛泽东根据列宁的合作社理论，总结农民原有的劳动互助经验，引导解放区农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如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社等。这个方针，是抗日战争后期以及后来我们党发展农业生产和吸引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的根本方针。毛泽东强调，党在财经问题上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要反对忽视发展经济而企图通过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二要反对不顾具体条件而提出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观点。
　　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大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1944年，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人口达45％，安塞县苗店子还办起了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这些农业互助组织虽然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但它们是生产制度的一次革命，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组织起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3.是领导人，也是普通劳动者
　　大生产运动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是与边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作用的发挥分不开的。中央领导同志，既是大生产运动的引路人，也是大生产运动的普通参与者。
　　划分菜地时，毛泽东也想有自己的一份。有关工作人员考虑到他工作太忙，劝他免了。可毛泽东一再坚持，硬是说服工作人员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要了一块地。毛泽东对这块地非常负责，种上各种蔬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有时顶着烈日，有时冒着风雨，为菜地施肥、浇水、锄草。别人要帮他的忙，他婉言拒绝：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你们都干了，我干什么?
　　年近六旬的朱老总身先士卒，在日理万机中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八路军总部大门西侧有一块河滩地，他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有空，就到地里拣石头，平整土地。清晨，他时常背着粪筐去拾粪。傍晚，还能见到他在地里锄草、浇水、施肥的身影。他常常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警卫员在田边放了个小板凳，不时劝他休息一会儿，他总是不肯，还说：这不是爬雪山、过草地，干这些农活累不坏人，心里高兴就会忘记疲倦，再说这也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在朱德的精心耕作下，这块地种的白菜、黄瓜、西红柿、土豆等蔬菜长势好，成熟早，产量也高。干部、战士都称其为“小南泥湾”。
　　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经常往返于延安、重庆、西安等地之间，政事繁忙，手臂还受过伤，但仍经常抽时间参加生产劳动。1943年，他从重庆回到延安，向任弼时提出要一个纺车。王震知道后，派人从南泥湾送来了一个。周恩来积极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他的纺线技术令人叫好，不仅纺得快，而且纺出的线又多又细又匀。
　　任弼时和机关干部一起在岭下开了一片荒地。地开好后，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种辣椒，有的说种茄子。任弼时笑着说：“不要争了，辣子也种，茄子也种，再种点儿黄瓜，黄瓜又脆又嫩，才好吃呢!”大家问：“从哪儿弄菜种呀?”任弼时不动声色地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辣椒种、茄子种、黄瓜种、萝卜种、白菜种。原来，这是他从太行山带回来的。任弼时一有时间，就向过去当过织袜工的妻子陈琮英学纺线。由于虚心好学，反复练习，他的技术提高得很快。在他的带动下，机关里形成了纺线热潮。原来强调工作多、没时间的干部也都摇起了纺车。任弼时还对纺车进行了技术革新，在纺车轮子和锭子中间，安上一个加速轮，加快锭子旋转的速度，结果使纺线速度提高了一倍多。在任弼时的提议下，中央机关还进行了一次纺线比赛。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比赛，周恩来、任弼时均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
　　为了搞好生产，尽量减轻边区人民的经济负担，杨尚昆把身边的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有六七人参加的生产小组。他不仅亲自筹划、安排小组的生产，而且天天利用休息时间倒线(将纺出的线团倒成线捆)。为抽调人力集中摘生产，他自己打水、扫地和抄写材料，把一些由勤务员、警卫员、秘书做的事包下来。秘书曲一去经商，在新市场沟口开了个小杂货铺；警卫员范庭五、饲养员陈武志在延安城北门外开办屠宰坊；任光胜是个纺纱突击手，专门从事纺线工作。在1941年至1942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的生产小组获得15万元边币的盈利。按照杨尚昆的意见，除每人添置了一双布鞋、一双布袜、一条毛巾外，全部收入上缴到供给部。
　　1939年2月，中央办公厅机关远征南泥湾，在那里开办了一个拥有三百多亩地的农场。中直机关生产工会主任王首道和不少领导干部经常去农场参加劳动。他们不怕山高路远，也不顾盛夏炎热，和干部、战士一样拼命地干。有些同志劝王首道主任少干重活、注意休息，多指点指点就行了。他回答说：不论做什么，贪轻松就一事无成，当领导的不能只说不干，也不能只干不说。这也像打仗一样，指挥员如果怕这怕那，战士就冲不上去!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制定了个人生产计划。他制定的1944年生产计划有四条内容：第一，通过农业生产完成细粮2石，交粮食局；第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第三，自1944年1月1日起，戒吸外来纸烟；第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等，完全不要公家供给。这个生产计划，首先在新年墙报专刊上公布，后来又在1944年1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林伯渠在公布个人生产计划的同时，还在墙报上赋诗一首：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
　　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广开草菜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
　　大生产运动中，党的领袖们在百忙之中抽身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的率先垂范作用，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精神风貌，也对推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在整个解放区的发扬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汗水换来的累累硕果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滴滴汗水，换来了累累硕果。
　　首先，基本实现了丰衣足食。粮食总产量由1938年的120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180万石；棉花产量由1941年的50万斤，猛增到1944年的三百多万斤。广大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有的还做到“耕一余一”。边区的手工业和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红军到来之前，延安只有砖瓦窑两处，城内的铁匠铺、裁缝铺、照相铺、木匠铺等约二十六家，从业人员仅66人；乡村流动的皮匠、木匠、铁匠等约四十人。1938年，边区政府提出了工业建设的任务；1940年，在争取生产“半自给”的口号下，又提出了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方针。在政府的号召下，广大职工和技术人员，依靠党的领导，在缺乏设备、原料、技术和资金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先后办起了纺织、兵工、冶铁、被服、造纸、印刷、化工、石油、火柴、陶瓷等小型工厂。到1944年，边区共有轻重工业十类，公营工厂一百三十多个，职工七千三百多人，手工作坊上千家，手工业者四千多人。工业产量按边区军民的军需和生活需要，布匹自给率在40％以上，纸张、火柴的自给率在50％以上，各种油类基本实现自给，肥皂和食盐自给有余。此外，炼铁、玻璃、制药、印刷、制革、机械制造、军火制造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的需求。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都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解决了日用品的供给，使边区财政收入取之于自己生产的部分逐年增加，1942年占43％，1945年占61.42％。总之，通过大生产运动，在正常年景下基本实现了丰衣足食。对此，毛泽东自豪地说：“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⑩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作用的结果，反过来又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写出了震动整个西方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他把延安精神称之为伟大的“东方魔力”，并断言这种力量是“兴国之兆”、“胜利之本”。
　　其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战胜了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动员一切力量，不论职位高低，也不论男女老少，都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大力发展自给经济；发展经济，要坚持农业第一的方针，相应地发展畜牧业、工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等，防止弃农经商，严禁投机倒把；开源和节流并重，发展生产与厉行节约相结合，反对铺张浪费，勤俭办事，防止吃空用光，单位与个人都要建立革命家务；生产与分配密切结合，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贯彻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原则，正确处理大公、小公、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行首长负责，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专业生产和业余生产相结合，发扬民主，经济公开，依靠群众理财管家；一切财政供给实行统收统支，保证重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生活，既要有精神鼓励，又要有物质奖励，把评选劳模列为党和行政工作的重要任务，树标兵，抓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按照各尽所能，多劳多得的精神，在一切经济部门和一些后勤服务部门实行多种形式的物质奖励分红制度，还有的生产部门可实行工资制；等等。毛泽东曾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大生产运动使我们产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语，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陕甘宁边区的这些经验，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经验，也是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的经验。它的传播，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其他根据地也得到了弘扬。
　　再次，奠定了革命胜利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说：“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11)发展自给经济，既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领导、干部、战士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2—943页。
　　②同上书，第89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页。
　　④同上书，第76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2页。
　　⑦《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⑧《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2版，第13—14页。
　　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巡礼》，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893、8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