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是就生产或经济而言的，艰苦朴素、厉行节约是就生活而言的，那么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是就工作而言的。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指的是革命工作上的上进心、进取心，是一种对党和人民事业上孜孜不倦、追求卓越的精神状态。延安时期我党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内在包含着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延安时期艰苦的斗争环境，没能难倒中国共产党人，没能阻止中国革命的前进，反而如同一块磨刀石，砥砺了人们的精神意志，升华了人们的思想境界。
　　(一)领袖们的细微之处
　　延安时期尽管艰难困苦，但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却始终保持着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奋斗着。一桩桩、一件件小事，深刻反映着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境界。
　　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年富力强的时期，他工作起来，用“废寝忘食”四个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他的工作极其繁忙，开会、谈话、写作、作报告、处理重大问题等活动，常常使他忙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吃饭、睡觉。1940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他夜以继日地连续干了几天。警卫员多次劝休，他总是一面答应休息，一面继续埋头写作。看着他消瘦的面庞和满是血丝的眼睛，身边工作人员都很着急。一天，几个警卫员凑在一起商量，让十几岁的小王这个年龄最小的勤务员去“强迫”主席休息。小王走到毛泽东跟前，坚决地说：“主席，您该睡觉啦!”说着便伸手把桌子上的煤油灯端到主席的炕头上。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放下笔，缓缓地站起来说：“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小鬼，快去休息吧!”小王坚持不走，说：“我要等您上了炕再走。”看着他那股认真劲，毛泽东笑着上床躺下。见小王完成了任务，大家高兴极了，都放心地睡觉去了。第二天清早，当他们来到毛泽东办公室时，发现毛泽东正全神贯注地伏案写作。外边站岗的同志告诉说：“昨天晚上你们刚走，主席就起来了，一直工作到现在，你们那个办法又失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著作的诞生，情况也大致如此。
　　第一次接受美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毛泽东从下午3点一直滔滔不绝地讲到凌晨3点。后来，斯坦因写道：一入夜，我几次提议告别，他都不听。直到凌晨3点钟，我已深感困倦，四肢发酸，眼睛发红，决定要离开时，他依然思维敏捷，谈吐不乱，如同昨日下午。为了让毛泽东掌握工作时间，工作人员想给他搞个时钟，并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却说：不要钟好，有了钟就不自由了；没有钟，什么时候工作完，就什么时候休息。
　　精力高度集中，是毛泽东工作时的一个特点。一天夜里，凛冽的西北风刮得厉害，警卫员便生了火盆放在毛泽东的身边。不知过了多久，正准备给他送水的警卫员听到毛泽东喊他。警卫员跑进去一看，毛泽东正弯腰脱鞋，两只棉鞋在冒着缕缕青烟。原来，鞋被火盆烤着了。警卫员赶快把火熄灭，拿起鞋子一看，几处露出了棉花。警卫员找出单鞋让毛泽东换上，并趁机劝他休息。可毛泽东还是那句话：“好，好，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儿就睡。”说完，又埋头写下去。
　　有些物质待遇，毛泽东本来是可以享用的，但他经常让与别人。在延安，很长一个时期，中央领导是没有小汽车的，外出或是骑马或是步行。后来，华侨领袖陈嘉庚送给延安两台小轿车。分配小车时，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而毛泽东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龄大的同志。在他的坚持下，一台分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由他调动使用，另一台分给了延安“五老”使用。一次，毛泽东骑马去枣园开会。回来的路上，马突然受惊，毛泽东从马上摔了下来，左手受了伤，手腕肿得厉害。朱老总和“五老”得知后，都坚持把车让给毛泽东，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跟前。毛泽东还是拒绝了。几天后，毛泽东去中央大礼堂作报告，警卫员又劝说：主席的胳膊摔伤了，走路不方便，这一次坐车去吧，伤好以后就不坐了。毛泽东回答说：胳膊有伤又不耽误两条腿走路，走!说着，他迈开大步向大礼堂走去。
　　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调查研究，始终是毛泽东的主张和作风。延安时期，无论是住在杨家坪、枣园，还是住在王家坪，逢年过节，毛泽东总是将左右邻居们请来一起欢度佳节。住枣园时，毛泽东在元宵节为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祝寿。这一天，毛泽东派人挨门挨户地去请他们，并早早地站在会议室门前等着迎接他们。酒菜端上来后，毛泽东亲自给老人们敬三盅酒，祝贺他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还希望他们传授种庄稼的丰富经验，教导和带领年轻后生们发展生产、丰衣足食，过更美好的日子。毛泽东还送给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贺寿的礼品。根据毛泽东的安排，饭后又专门给他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的电影。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受了大半辈子苦的庄稼老汉，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姓刘的老汉拉着毛泽东的手边哭边说：“毛主席，你是咱们庄户人的大救星，你是咱们穷人的引路人，你对咱们太仔细了，把咱们的什么大大小小的事都办了。咱们祖宗三代都没有做过什么寿呀!”
　　在延安时，毛泽东经常带着一两个警卫员，有时还带着女儿李讷，外出走走，到处看看，走到哪里，就调查到哪里。他通过与老乡的交谈，详细地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如村里开了多少荒地，养了多少家畜，有多少劳动力，地犁了几次，犁得多深，谷子锄了几遍，洋芋种了多少，每亩地上肥多少，水地、旱地各有多少，等等。同时，他还向老乡询问机关、部队和他们的关系问题。重庆谈判回来后，毛泽东在柳村店原中央后勤疗养院养病，仅住了一周的时间，他就将柳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跑遍了，找各村的群众谈话。
　　自遵义会议以来，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周恩来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忘我的精神，具体组织实施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仅在工作上配合默契、融洽协调，在生活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工作、生活也照顾得很细。一名美国记者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周这样忘我无私的品质，在同毛的关系上最后受到考验；两人的合作关系，无论就经历年代、亲密程度、历史重要性来说，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他们之间长达40年之久的合作关系，是坦率的，也是创造性的，可以说，这是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存在下来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朱德的谦虚好学是有名的。他常说，学习好比人身上流动的血液，不能停息，只有经常学习，才能懂得如何革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朱德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了真理，所以我就投降了这个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司令，只是想为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朱德还说过，他一生跟过三个领袖，一个是蔡锷，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而最好的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真正精通了马克思主义，并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任弼时于1940年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还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会、青年团、妇联及西北局的工作。履行这些工作职责，他总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以“老黄牛精神”赢得了党政军民的交口称赞。他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干部群众感到他和气、可亲、可敬，愿意把心里的话、难言的苦衷、不愿向别人透露的私话向他倾诉。因而，任弼时又获得了“我们党内的妈妈”的美称。有一次，他向一名战士讨教刺杀的本领，那个战士教了几次，见他动作不准确，便板起面孔训道：“乱弹琴!像你这样还能刺到敌人?”任弼时虚心接受，认真操练。当动作稍有进步，那战士又拍拍他的肩膀说：“不错，长进很大。这样下去，肯定是个模范的赤卫队员。”过了一会儿，跑来的通信员报告：“请首长开会。”一听，那战士愣住了。后来当知道学刺杀的人是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他的脸红了。而任弼时却笑着说：“你不仅是个模范战士，还是一个好教练!”任弼时坚持原则，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有一种为革命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英雄气概。一天，江青找到任弼时，要求批给她一些布，准备在窑洞前面搭个凉棚，以备自己纳凉休息。任弼时当即拒绝了她的要求，并说：“前方部队连穿衣都困难，怎么能用布来做凉棚呢?”后来，江青又找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求她在任弼时面前为自己说说情。陈琮英生气地对江青说：“我们共产党人不兴枕头风。”两次碰壁的江青只好作罢。
　　贺龙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兼管财经工作。一次，他召开会议解决两个干部的工作矛盾。会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展开讨论后，大家都觉得两人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却使问题越谈越复杂。最后，贺龙说话了：“你们双方谈的都是自己对，对方不对，而且是自己一切都对，对方一无是处。你们两个都是我领导的，现在发生了问题，这首先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对你们双方负责。事实上，这只能说明我不好，我有责任。”一席话，闹意见的双方都坐不住了，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会议的决定，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二)干部们的务实之风
　　延安时期，干部实行无薪俸的供给制，只有少量津贴，一切个人消费，如应酬、膳食、衣服等都要自备。各级干部的生活标准都低于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战争时期的津贴还常常不能按时如数发放。但是，广大干部在工作上、在事业上，都有一种兢兢业业、廉洁奉公的精神，始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忘我地工作。边区的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员没有什么私利可图。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除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以外，最根本的是靠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去团结群众，吸引群众。正因为我党、我军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艰苦奋斗，不惜流血牺牲，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才使人民群众从党的宗旨和广大党员的模范行为中看到了党的伟大，从而坚定地同我们党站在一起，形成了延安时期那种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1939年，毛泽东在《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科学概念，并把它与我们党历来提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联系起来。这标志着，从那时起，我党、我军正式从理论上确立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本色。
　　旧中国政治黑暗，贿赂盛行，而延安则是一片净土，边区政府被人们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干部力克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绝少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现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抗战时期，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向毛泽东谈到他的访问感受时说：我生六十多岁，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前讲的这段话，现在听来，在如何保持和弘扬延安精神的问题上，仍耐人寻味，启迪犹深。
　　(三)奋发向上的社会氛围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导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带动下，锐意进取、永不满足成为边区广大军民的价值取向和自觉实践。奋发向上的社会氛围、艰苦奋斗的社会实践，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业精神得以发扬光大的最深厚的根源。
　　1945年春，陕北久旱不雨，农作物歉收。为了度过荒年，党中央发出“节食备荒”的号召。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中直机关带头降低伙食标准，节约被服，紧缩办公费，停止修理、建筑和购置，干部、战士和各级领导，以野菜、野果充饥。尽管如此，大家毫无怨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到野外采集野食时，他们自编自唱着这样一首歌：
　　野菜野果，充饥解渴；
　　自生自长，天然粮仓；
　　艰苦奋斗，打败日寇。
　　1944年初夏，中央军委机关和八路军总部组成56人的上山突击抢种队，由驻地王家坪日夜兼程向南泥湾垦区进发。他们在急行军途中写下了生产挑战书，到达目的地后首先向通讯警卫队宣布竞赛条件，提出用5天时间超额完成6天的劳动任务。参加南泥湾生产的一些中直单位，积极应战。陕北的天气，早晚凉爽，而中午气温可达39摄氏度。灼人的阳光直射大地，干涸的土地似乎快要冒烟。大家按照不同的分工忙碌着，泥土在锄头下发出翻滚的“噗哧”声。汗水湿透了衣裳，双手磨出了血泡，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人们天不亮上山，又摸着黑回来，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14至15个小时。只有在出工、收工的时刻，才能听到那满山的笑声、喊声、歌声。归途中，他们总是首先一一报告当日缴了几门“泡”，然后赛歌，有的唱陕北民歌，有的唱家乡小调，还有的高唱战歌，好不热闹。经过5天的劳动，王家坪抢种队战果辉煌：开荒261亩，播谷200亩，锄草140亩，每天人均开荒9分4厘，人均锄草1亩7分。
　　特等模范李树槐是朱总司令的卫士长。他忠于职守，在保卫工作中多次立功。一次，朱老总到一所学校作报告，一个被日寇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并把壶提到朱老总的讲桌上。早有提防的李树槐，机智地把茶水换了下来。后来，那壶水被四个不知内情的同志喝了，结果都中了毒。幸亏抢救及时，四人方才脱险。李树槐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对于朱老总的食品，他总是留心观察，细心检验，必要时，自己先尝一尝。
　　杜河堤是中直机关工作人员，他善于钻研纺线技术，重视工具改革，且有坚持不懈的劳动热情。1944年，他创造了纺线产量的最高记录，被评为中直机关的特等劳动英雄，边区建设厅授予他“延安各机关、学校第一名特等纺线能手”的光荣称号。据1944年统计，当年每人每小时一般可纺线3至4钱，而杜河堤的每小时纺线量不断提高：3至4月是7钱，5至7月是7.5钱，8至10月是8钱，最高达到1.2两。其9个月的总产量是边区建设厅规定标准的4.5倍，达到九十多斤，一等线在90％以上，二等线仅占8.7％，纺线技术堪称边区第一。他用业余时间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当时，机关、学校有这样一种认识：纺线这个活儿靠细水长流，若要提高产量，只有延长劳动时间。而杜河堤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时间论”是一种保守思想。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当加强劳动观念，提高技术，改进工具。
　　八路军后勤部部长邓典桃从事后勤工作五十多年，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任中央总卫生部会计，为我党、我军的后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肩负着统筹中央军委机关一万多人财政供给的重任。他办事非常认真，坚持原则，对部属要求严格，以善于理财、管家而著称，人称“铁算盘”。为了保证供给，他不畏艰难，精打细算，千方百计地落实统收统支的供给管理方针，依靠发展自给生产，解决了财政供给的来源，并指导建立了一套战时供给制度。
　　在物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抗大学员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精神朝气蓬勃，生活愉快活泼。他们充分利用“救亡室”(即俱乐部)开展活动，组织力量办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晚会，进行歌咏比赛，开展体育活动。特别是晚会的内容、形式都很活泼，有唱歌、跳舞、活报剧、双簧等。有一次，李富春和蔡畅参加了抗大的晚会，夫妇俩合唱了法国的《马赛曲》。1938年12月，抗大总校组建了文艺工作团。为了配合抗战，文工团创作、演出了大量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好节目，为抗大赢得了声誉，增添了光彩；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文艺工作者。
　　(四)转战陕北，艰苦卓绝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呼声，悍然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蒋介石被迫改为重点进攻，集中90个旅近七十万人的军队，直指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1947年3月，胡宗南指挥34个旅、23万兵力，在空军和地方军阀的配合下，向党中央所在地猖狂进攻。敌人叫嚣，三天之内攻克延安，摧毁中共指挥中心。延安告急!
　　当时，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总共有2万多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党中央暂时离开延安。毛泽东的考虑是这样的：放弃延安，诱敌深入，以“蘑菇”战术把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主力拖在陕甘宁边区，然后乘敌之隙，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各个歼灭，收复延安，并支援其他地区的战场作战。这是一个积极而富有进取精神的深谋远虑。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全党说明：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必须用坚决的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与西北解放区。
　　敌军日益逼近延安，城内已隐约可闻前线传来的枪炮声。同志们劝毛泽东早点儿离开延安。他笑着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一人半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没有什么可怕的。后来，经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多次催促，他才说：“好吧!吃罢饭再走!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放端正，茶壶、茶杯摆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经过周密的部署，延安的撤离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德国医生说：“我经历过希特勒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时产生的混乱，但延安的撤退是任何国家首都的撤退中最有序的。”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意志和无往不胜的信念，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7年4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小山村枣林开会。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当时，胡宗南匪军已占领延安，20万大军气势汹汹，四处寻找中共中央指挥机关，留在陕北的中央前委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尽管如此，分工时大家都抢着留在陕北，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朱德和任弼时主张毛泽东过黄河、去平山；刘少奇考虑任弼时重病在身，建议他也到平山。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打垮胡宗南，绝不过黄河。结果，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留在陕北，其他同志到平山或晋西北。分手时，战友们依依惜别。毛泽东坚持把自己身边仅有的一部吉普车让给朱德，让他带到平山去。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非常英明。从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到一年后我军在西北战场转入进攻，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等一直战斗在陕甘宁边区，这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对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在这里，毛泽东不但指挥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而且指挥了全国各个战区的解放战争。作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协助了毛泽东的指挥和领导。
　　转战陕北的一年是艰苦奋战、大捷频传的一年。党中央离开延安后，毛泽东部署以一个营的兵力作掩护主力转移之势，边战边退，诱敌北上安塞，以主力6个旅隐蔽集结于青化砭地区，待机伏击敌人侧翼。1947年3月25日，我军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敌旅长以下近三千人。初战告捷后，军事上发生了是北上打榆林还是南下打敌后路的问题。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胜利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4月4日，敌135旅进入羊马河以北地区，我军以4个旅将其包围，迅速攻击，全歼该旅旅长以下四千七百余人。为了使敌人十分疲劳和极端缺粮，毛泽东决定调敌北上，并切断敌人的补给。于是，我军以部分后方机关佯做向黄河河东转移，用部分兵力诱敌北上，把主力部队用于攻歼蟠龙守敌。敌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诱敌计划行动，以9个旅北犯绥德扑了个空，我军于5月2日至4日全歼蟠龙守备旅旅长以下六千七百余人。随后，我军又向西挥师陇东，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歼灭马鸿逵部四千四百余人。8月初，毛泽东部署我西北野战军主力直逼榆林，再次调敌北上，敌人主力日夜兼程北援。8月6日至11日，我军攻击榆林部队消灭榆林外围敌人五千两百余人。之后，我军撤出战斗，向沙家店地区转移。8月20日，我集中4倍于敌的兵力全歼沙家店敌人六千余人。
　　以上几次内线作战，前后不到半年，共歼敌31000人，打退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迅速地从根本上扭转了陕北战局，造成了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同时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的作战。后来，西北野战军又经过了冬季整训，部队的杀敌情绪更加高涨。1948年2月中旬，西北野战军举行出征誓师大会，接着，分路南下，势如破竹。早已沮丧的敌军，稍作抵抗便慌忙溃退，有的则闻风而逃。西北野战军在取得宜川、清涧、洛川等战斗的胜利后，终于在1948年4月21日收复延安。敌军盘踞了一年一月又三天的革命圣地，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转战陕北的一年，是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一年。“两山中间一道川，两川中间一座山；翻过山来又是川，转过川来又是山”。处于这样的地理环境，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军民齐心协力，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夏顶炎炎烈日，冬迎呼呼寒风；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夜里行军，稍不留神，就会坠入山沟。遇到暴雨，眼睁不开，气喘不出，衣服贴在身上，冻得瑟瑟发抖。时常与敌人同宿一山，山下是安营扎寨的数万敌军，山上便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中央领导和老乡一样，吃的都是整黑豆、整玉米、小麦粒、粗高粱、米糠做成的糠窝窝等。为了调动敌人，并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他们跋山涉水，穿越了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12个县，行程一千多公里，先后在陕北37个村庄居住。
　　《周恩来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靖边县的王家湾，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在贫农薛如宽老汉腾出的两孔半套窑洞里。窑洞又破又黑，毛泽东住在左边那一间，里面除了土炕、一张无斗柳木条桌、两个小圆木座墩外，还砌了个长方形的土粮仓，放着一溜儿酸菜缸。窑洞几乎挤满了，毛泽东只能在炕上放一张小炕桌办公。周恩来、陆定一住在一进门的过道窑里，连一张桌子也没有。他们办公的时候，以小木墩为座，膝盖上垫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锅盖板板，把电报、文件放在上面，边看边批。腿麻了，就换个姿势，又伏在锅台上继续工作。任弼时住的右边那半间，是个半截窑，条件更差，连腰也直不起来。因为住得很挤，进出又只有一个门，所以平时除开会外，都各自聚精会神地工作，屋里一点儿声响也没有。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指挥了解放区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转战陕北的过程中，任弼时担任中央机关直属支队的司令员，负责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不仅精心组织和落实党中央机关的居住安排、物资供应、安全警戒、敌情侦察等项工作，而且经常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为使毛泽东、周恩来集中精力指挥全局，他把一些具体事情都考虑、安排得非常细致周到。对撤出延安思想不通的同志，他坚持做思想工作，向这些同志讲清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的道理。他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但工作起来常常忘记自己的病情。
　　西北战场的总指挥彭德怀临危受命、镇定自若，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在敌我力量悬殊、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以他卓越的指挥才能，运筹部队驰骋战场，英勇作战，奇迹般地克敌制胜，为陕北战场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彭德怀娴熟的指挥才能，来自于他的科学态度。他常说：在某种意义上讲，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更难。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究竟做到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一个古人都能这样要求自己，我们是共产党人，应该比古人高明些吧!我是一月一省吾身，不管工作怎么忙，每月总要抽出时间把自己做过的事认真地检讨一番，看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以便少犯错误或不犯严重错误。1948年2月，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西北野战军在宜川瓦子街地区又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歼敌2.4万人的胜利。对这次战斗，彭总很满意，从前线回指挥所的路上，他一贯严肃的面孔换上了笑容，迈着轻盈的脚步，哼着湖南小调。走着走着，他停住了脚步，把皮带往左手掌上一打，自言自语地说：“彭德怀啊，可不敢骄傲呀!”在另一次战斗中，有的部队打得不太顺手，受了一些损失。后来，彭总在总结这次战斗经验的会上，首先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他手指自己的额头说：“彭德怀啊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只看到胡、马(胡宗南、马鸿逵)两家有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两家在反共问题上的一致?我们在看问题上，就不像毛主席那样辩证，还要好好学习啊!”面对胜利，他谦虚谨慎；面对挫折，他勇于反省。这就是彭德怀。
　　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部队爬山越岭，行军打仗，很费鞋子。可彭总穿的那双布鞋，八九个月中一直没有换过。春天，鞋的前头磨破了，两个大拇脚趾都要露出，走起路来，沙土直住里面灌。警卫员要给他换一双新的，他风趣地说：“穿着露脚趾头的鞋通风凉快，不长脚气，好处多着呢，换它干啥。”秋天，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彭总的鞋底又磨出了洞，走起路来鞋里灌满了泥水。警卫员又要给他换，他却说：“鞋底穿了个洞又有一条好处，里边存不住泥水，走起路来方便。”冬天，大雪纷飞，彭总还是穿着那双破布鞋，坚持不换。他说：“后方运来的东西不多，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行军打仗，没有鞋穿怎么行啊!”这位出身贫寒却战功赫赫的将军，无数次地打败和更换自己的对手，却三番五次地拒绝为自己换鞋，充分体现了作为一名无产阶级军事家艰苦奋斗的高贵品质。
　　转战陕北的一年多中，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战争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凭着这种精神，人民军队英勇作战，无往而不胜；依靠这种精神，人民群众踊跃支前，与子弟兵并肩作战。延安保卫战的胜利，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