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包括整风精神。所谓整风精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整风中的体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既是延安整风所遵循的原则，也是延安整风的成果。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运动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揭露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批判了他们长期奉行的反动哲学基础和唯心主义思想根源，从而一扫当时危害极大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歪风，确立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的革命学风。在整风期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写了“实事求是”的题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路线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党的历史经验和延安整风的成果的深刻总结。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在我们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这些错误，虽然由于毛泽东率领全党坚持斗争，都很快地纠正了，但是连续出现这些错误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根源是什么?本质是什么?还没有彻底闹清楚。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在很大一部分同志中，还有相当的影响，成为阻碍革命发展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两种思想路线的斗争。
　　从党的历史上看，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尽管历史情况和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违反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们否定实践第一的观点，沿着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规律，作了完全错误的甚至十分荒谬的估计。根本不顾客观事实，而是从主观臆断出发，引出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谬论，使革命走向歧途，遭到失败。
　　建党初期，陈独秀空喊马列主义的口号，根本不懂得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看不到我国广大农村中的革命力量，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在农村革命运动出现高潮的时候，陈独秀被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貌似强大的假象所吓倒，提出了无产阶级要由大资产阶级来领导的所谓“二次革命论”的投降主义的路线，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其结果出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毛泽东针对这种出卖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6年，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一著作，对中国社会的状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正确地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毅然发动了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使革命由失败转向胜利。这是毛泽东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
　　1927年以后的头两次“左”倾错误，也同样是违反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冒险主义。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党内的主要领导者错误地认为革命形势“一日千里”，“不断高涨”；并且要“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在革命根据地尚未巩固的情况下，他们下令向全国的大城市发起什么“总进攻”，提出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打到南京去”的冒险计划。结果，使革命遭到惨重损失，党的正常工作全部停顿，几乎所有的根据地被破坏，几万名优秀党员和革命人民遭到敌人的杀害。特别是在组织革命力量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们也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提出要“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荒谬政策。以后又臆造了所谓的“中间力量最危险”的论调，提出了“打倒小资产阶级”的“左”的口号。其结果，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赶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看到，当时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竟连最起码的唯物主义常识都不懂，哪里还能实事求是!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没有任何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二次统治。”①而且长达四年之久。
　　“九·一八”事变之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打着所谓“理论权威”的招牌，变本加厉地继续推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面对着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深重的局面，他们却提出什么“武装保卫苏联”，“占领中心城市”和“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等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口号。看不到阶级矛盾正在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排斥了民族资产阶级，一律取消地主和富农，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和打击小资产阶级，从而不仅动摇了广大城乡各阶层要求抗日的力量，而且孤立了贫农和无产阶级自己。在革命队伍内，他们大搞“唯成份论”和“肃反扩大化”，宣扬所谓“革命队伍要纯而又纯”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谬论；在党政军内部大搞所谓“反右倾”的斗争，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闹得大敌当前而人心惶惶。这些自诩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代表，实际上适应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正如毛泽东曾批评说，这种冒充革命的关门主义口号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大军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了，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正是这个“左”得出奇的王明，又犯了右倾错误。他先是执行了最“左”的方针，后来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确实够得上我们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这个反面教员曾以“理论家”自居，但是翻开他的理论“家当”看看，却不外乎是从德波林那里拣来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垃圾，因为其中最主要的货色就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1938年10月，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但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历史及其思想上的恶劣影响并没有清算。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一“共产党的大敌”还时时作怪。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虽然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党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从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愿望讲，总想早一点把党从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中解脱出来，使党尽快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但是，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仍然迷信王明，所以不便同他正面冲突，只能在理论上作一些研究，起一些启发引导工作。如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就是对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在政治上的批判；1936年12月在保安(现志丹县)为红军大学学员写的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系统批判和总结；1937年7、8月间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石窑洞里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然而在党内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少人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重大意义知之甚少，对王明假马克思主义的面目还认识不清。
　　六中全会的胜利，使毛泽东打消了搞不好党可能分裂的“顾虑，决心在党内发动一场以学习运动为途径的思想斗争，彻底清算王明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及其恶劣的思想影响，肃清其流毒。
　　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②针对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还特别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可以说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已吹响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号角。
　　然而，埋葬教条主义，并非易事。王明机会主义不会认输，他要反击，要报复，仍然要争夺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在王明看来，正面交锋，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于是转换方法，以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企图继续欺骗群众，蒙混过关。
　　一方面，王明利用党内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识别能力不强，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的天真幼稚，对理论的迷信，继续招摇撞骗，到处出风头，作讲演，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故弄玄虚，蒙骗群众。王明讲演时，每次总要抱一堆马列主义的原著，放在讲台上，以显示自己读的书多，理论高深，是当之无愧的“理论家”。讲演中，根本不说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按一国际，二国内，三全区，四本部的框式套；举例子，也不举群众熟悉的、国内的、根据地的，不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希腊、罗马、阿比西尼亚；运用革命导师的话时，总要把卷、章、节、页行的数字都说出来，然后大段大段地往下背，确实象毛泽东所指出的“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王明的这一套装腔作势，确实吓唬住了一些对马列主义知之不多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也欺骗了一批阅历不长，涉世不深的青年人。
　　另一方面，王明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表面上规矩起来，甚至想方设法在一些公开场合去讨好毛泽东，以达到他推崇毛泽东的假象。1940年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王明特意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1941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曾到马列学院的大教堂里给师生作过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王明预感不妙，为抵消《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也跑到马列学院大教堂给学员讲《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讲完后，还给每个学员发一本精装讲义，很漂亮。据说是在苏联印好后带回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公开在《中国文化》上发表后，王明也在延安再版了他集主观主义大成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与此同时，他又写文章，吹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说：“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学说，根据斯大林同志关于国家问题的新学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理论。毛泽东同志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南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的这些表演，在全党学习运动还没有步入正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还是很能迷惑人的。他的错误路线虽被终止了，但广大干部，青年学生对其本性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他的地位和影响，实际上成为党内的二号人物。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颇深。女子大学学员曾有人称他为“王妈妈”，有人曾在大庭广众呼“王明万岁”的口号。许多人对他脱离实际而又头头是道的长篇大论倍加赞赏，认为是“最高级最精采的”。1939年4月，在延安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会，王明被推为指导员。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毛泽东是慈祥的领袖，王明是“不可一世的英雄”。
　　由此可见，要彻底克服教条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解放思想，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1940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共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对于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和策略作了全面的概括，指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有原则的区别。并且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的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就从党的政策上分清了是非。但是，对王明“左”的错误在认识上并不一致。这种认识分歧表明，在党的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经验，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对党的路线政策问题，认识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党的历史经验，对于党的路线问题，进行认真地学习。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重要的准备。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了普遍开展时期。由少数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发展为全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的学习，由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是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
　　普遍整风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学习中央规定的文件，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目的就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党员，从王明的主观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的方法。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特别着重检查和批判了当时对党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作风，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④
　　当时党内主观主义的表现，一是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也脱离实践，把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王明的教条主义主要是假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崇高威信，把他们的言论变成教条，到处乱套，谁不执行他们的“教条”，就严加惩办，乱打乱斗。经验主义者轻视理论，也不愿意刻苦地学习理论，只是满足于狭隘的经验。二者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是共同点都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因此，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不免都要犯错误。
　　毛泽东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着重批判了对党危害最大的教条主义，指出教条主义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王明教条主义非常无知，又非常狂妄自大，自封为百分之百正确的人物。毛泽东给王明之流画了一幅维妙维肖的像：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⑤
　　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结果使革命遭到失败，“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
　　为了彻底批判主观主义，毛泽东在整风报告中针对人们存在的一些糊涂观念，着重说明了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从而为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指明了方向。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的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就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违背了就要失去方向，就要犯错误；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来源于实践，反作用于实践，为实践服务，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
　　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是什么关系呢?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践通俗的比作“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来去射中国革命之的，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还要着重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应用它真正地去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问题，对于每一个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尽可能详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加以具体地科学地分析，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指出同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遵循毛泽东的教导，认真学习了若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回忆对比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家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革命的理论方法是怎么说的，我们在过去的实际斗争中又是怎么做的，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是怎样领导我们取得胜利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又是怎样使已经取得很大成功的革命重归于失败的。而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是怎样在千难万险中使革命转危为安，使战争转败为胜。这样就使大家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重视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真正懂得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还揭示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关系。他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宗派主义拉山头，闹分裂，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所以反对主观主义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在宣传工作上，在文风上的表现，它是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公式主义。党八股的产生，同主观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息息相关。毛泽东历数党八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八条罪状，号召全党反对党八股，清除主观主义藏污纳垢之所。
　　毛泽东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党内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明确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和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就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这一方针的指出，吸取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对于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43年10月以后，延安整风转入到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历时11个月之久，进一步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并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系统的说明；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了基本的结论。《决议》的通过，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实际上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决议》的通过，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它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全党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懂得了要把握住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作为延安精神的一个内容在整风运动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注：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15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8—499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0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页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