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延安精神是在世界面临全方位的挑战中再生的。它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然要回应“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冲突，在“和平和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上寻找自己新的生长点。
　　一、迎接“和平演变”的挑战
　　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在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超级大国操纵国际事务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改变，霸权主义到处碰壁，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加强，依靠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种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总格局没有改变。我们有可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但是必须看到，世界并不太平，仍然存在诸多的矛盾、斗争和不稳定因素。
　　这里需要指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的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国庆讲话中分析了这一国际形势和当代主题后指出“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了。伴随着这个人类社会最先进制度的出现，国际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反动本质，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直至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从来不甘心的。东方以苏联为代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大阵营。从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以来，西方采取不同的战略手段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其经过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7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斗争的特点是扼杀与反扼杀。扼杀策略是当时英国首相邱吉尔提出来的，他叫嚷“把年轻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里”，并纠集了10个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张伯伦说要把德国的进攻引向苏联，借用希特勒的力量来扼杀社会主义，结果也没有成功。
　　第二阶段，从1946年到1988年，斗争的特点是抑制与反抑制。西方对社会主义实行抑制战略，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来的。从战后到60年代是冷战时期，主要采用军事进攻，经济上禁运封锁，政治上孤立分化，意识形态搞和平演变。
　　从50年代起，美国就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在中国培植支持“民主个人主义者”，就是一种和平演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把在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当权的共产党第三、第四代身上。以后美国历代当权者都强调并发挥这一思想。例如艾森豪威尔强调和平取胜，卡特提出人权外交。尼克松写了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集中表达了他的和平演变战略思想，说苏联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美国和西方的目标是不战而胜地建立一个“自由世界”。
　　第三阶段，从1989年布什上台开始，进入和平演变战略实施时期，他们称为超越抑制战略，又称走出抑制战略。这主要是布什提出来的，特点是全面地、主动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和平演变”的攻势。布什认为，苏联刮起了政治公开性和多元化的新风，波兰、匈牙利起了带头作用，民主自由的思潮已经从华沙刮到天安门广场，美国必须抓住时机，推行90年代的新战略；认为无论苏联和东欧、中国都是充满了希望的地区，东欧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新边疆。
　　布什的这套超越抑制战略，主要内容和做法是：
　　第一，政治上进行渗透、颠覆，重点是扶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上的反动势力，例如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支持中国的方励之等。
　　第二，经济上进行援助、控制，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或一些国家的经济困难之机，给贷款，但有条件，即要求经济上向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变化，向私有转化。
　　第三，思想文化上的攻心战。他们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武器，兜售西方的价值观念。他们攻心战是要宣扬社会主义没有前途；要宣扬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是腐朽没落的；要挑拨人民与国家领导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涣散人心，离间上下。
　　第四，以东欧作为实施战略的突破口。布什在《东欧政策》这份文件中就提出，主要目标在于推动东欧的和平演变，促使东欧政治上走向多元化，经济上自由化，外交上逐步脱离苏联。美国领导人认为：对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声称：东欧在90年代“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次政治地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亡我之心不死。89年5、6月在我国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和平演变”的一次预演。因此，江泽民同志强调“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为了做好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我们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要全面认识国际形势，树立长期警惕和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观念。我们既要看到国际形势缓和的一面，又要看到斗争的一面，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广交国外朋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经济关系，又切不可在一片友好声中丧失警惕，模糊同他们思想上、政治上的界限，要摒弃资本主义丑恶腐朽东西的渗透。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中，要从抵制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做好工作。
　　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做好国内工作，把经济工作搞上去，消除产生动乱的因素。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一面实行改革，搞活经济，一面治理整顿，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制止通货膨胀，正确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搞好安定团结，防止动乱因素滋长发展。
　　我们知道，延安精神作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要对付西方“和平演变”的挑战，不使他们“不战而胜”的野心实现，不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改变颜色，就必须继承我们党的传家宝——延安精神。可见，延安精神在九十年代的复兴正是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开始的。
　　二、回答“全盘西化”的挑战
　　延安精神的重新崛起，不仅发生在东西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对立、“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形势下，而且从文化上看，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冲突的背景下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传统文化的结晶，自然是同否定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论”是对立的。同时也必须回答“全盘西化论”的挑战。
　　在“全盘西化论”的鼓噪中，《河殇》可谓出尽了风头，其影响之大，流毒之广是众所周知的。下面请我们看看《河殇》的论调：
　　第一集寻梦中写道：“在当今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化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亚细亚，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温带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壤处，从冰山雪峰中淌出来的几条大河，分别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因此，亚细亚是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从亚细亚升起，就象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但是，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太阳陨落了。这几个最闪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迟一个个暗淡下去了。……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的文明，黄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象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
　　《河殇》在谈了黄河文明衰落了之后，又来谈黄土地。“有人说，太阳送给地球的第一份珍贵的礼物，应当是土壤。一万多年前，当地球上的冰川消融后，南行的风，卷起冰碛物中的黄色粉土，纷纷扬扬地洒满了地球中纬度的表面。这茫茫一片黄色丰厚的土地，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家。面对这片支离破碎的高原，的确难以想象，远古那充满魅力的声势浩大的黄帝族的传说，竟然就发生在这漫天遍野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
　　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后土”的“后土”，意思是地之母。由此可见，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乃是黄土地的代身。是的，你看那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豆，住的是黄土山下挖的窑洞，喝的是黄泥汤的水。古时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当了皇帝，就要穿黄袍，走黄道，住的是黄色琉璃瓦大殿，死了以后呢?统统都赴黄泉。
　　“因此，世界上其它民族对土地的崇拜，都不及我们的祖先那样虔诚、那样隆重而深刻地把它烙印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中。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面朝黄土，背靠青天，土地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传家之宝，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几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这黄土里。于是，它就显得很神秘，仿佛包裹着中国人的心魂。”
　　看来，《河殇》的作者似乎找到了炎黄子孙的根和病。归根到底，中国人生息的这块黄土地不行，这条黄河不行，说透了中国这种“黄种人”不行。可见，这“人种”本来就是劣种，今天还有什么理由再传下去呢?从历史观上看，《河殇》作者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而是从地理环境出发，来分析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河殇》既然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明，否定黄河、黄土地和黄人种。那么，也就不会放过黄土地的腹地——延安，也就不会放过革命传统。他们写道“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街小巷。神圣的土灰色的宝塔，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朦胧的背景。(陕北安塞千人打腰鼓)在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中，他们的祖先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却随着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么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中吗?”
　　这里，非常清楚，在西化论者看来，作为革命圣地象征的“宝塔”在商品社会的今天淡化了、朦胧了，作为革命传统的延安精神自然不合时宜了。这片黄土地也萎缩了，这里的人民也只能在打腰鼓中消耗自己的生命力，这是多少愚昧、落后啊。曾经征服中国的老延安，革命老前辈也已经衰老了，成为祖先了。总之，在《河殇》看来，中国还有什么希望。这一点《河殇》说得非常明白：“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单靠这片黄土地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了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总之，在《河殇》看来，中国文明是农耕文明、内陆文明、封闭的文明，是一种黄色文明。西方文明是工业文明、海洋文明、开放文明，是一种蔚蓝文明。“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中国的希望就是“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黄土地”，用西化文明代替东方文明，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一句话，中国只有做亡国奴，再来“三百年殖民地”才有出路。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所以，“全盘西化”和“卖国主义”是相通的。延安精神作为黄土地的灵魂，它本身内含着实事求事的科学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民主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弘扬革命传统，发扬延安精神，振奋民族精神，正是我们民族希望之所在。延安精神的再次兴起正是时代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