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16日，也就是农历元宵节这一天，毛主席观察了延安南区合作社。
　　约在上午10时半左右，毛主席带着他的儿子毛岸英，在一些警卫人员陪同下，乘坐一辆改装过的旧汽车，来到柳林子村——南区合作社所在地。合作社主任、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刘建章同志，头天就接到毛主席来访的通知，当即就可能要谈到的问题做了一些准备，这天一清早又带领合作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把院落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守在合作社迎候毛主席。
　　几个月前，毛主席离开延安43天，去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这期间，南区的人民和整个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一样，对毛主席的安全，曾是严重焦虑着的一桩大心事。现在毛主席安然回来了，而且就要来合作社访问了，我们又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见到他了，大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一向质朴无华的刘主任，这时也禁不住笑逐颜开，满面春风。
　　毛主席这天穿着一身灰色棉制服，神采奕奕。他在毛岸英照料下，稳步走下汽车，和迎上前去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刘建章、王耀明(南区合作社副主任)和我，把毛主席和毛岸英接进位于半山坡的石窑会议室，在这里进行了约4小时的谈话。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或者是由于驶来的汽车(当时延安仅有的一辆小汽车)而引起了人们的联想，“毛主席到咱柳林来了”的“小广播”，迅速在村子里传开了。合作社周围的山峁上，站立着摩肩接踵的人群，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山峁下的合作社会议室，热望着想看到他们殷切想念的毛主席。但是村里的人们又都懂得保卫毛主席安全的重要性，他们极力控制着自己那颗跳跃着的火热的心，始终自觉地站立原地举掌遮目瞭望。有的人拉住自己的孩子，唯恐他们乱窜，影响环境的安静。有个农民背着他那不能行动的老人，守候在山峁拐角处，一心想看“毛圣人”(延安一些老人对毛主席的尊称)。
　　谁也没有组织他们这样做(事前是保密的)，仅仅是出自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于毛主席的热爱。
　　刘建章同志首先对毛主席说：“在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这里的群众，心里一直打鼓，纷纷打问主席是否回来了?有个老汉的眼睛为此急瞎了。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主席以后别再去了。”刘建章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激动，眼角也润湿了。毛主席安详地说：“谢谢南区人民的关心，我不是安全回来了!”
　　对于南区合作社的情况，毛主席是了如指掌的。3年多前，他对南区合作社曾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后来在《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一文中，曾以几十页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南区合作社的产生、发展和它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指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毛主席这次访问南区合作社，是想进一步了解合作社最近几年有些什么新的发展和新的问题。
　　这年春节前，南区合作社开了社员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与社干会同时举行。两会以“整顿与发展相结合”的精神，对1945年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总结，并对1946年的工作任务作出其体规划。因为有此思想基础，所以对毛主席的提问并不感到突然。汇报由刘建章同志主讲，我们相机补充。毛主席边听、边问，有时还作些评价。谈话生动活泼，讨论自由深入。
　　刘建章同志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合作社内部在业务方针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即合作社的业务是以组织群众生产——帮助社员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问题为主，还是以倒买倒卖单纯追求高额红利为主这样两种经营思想的斗争。
　　毛主席在听了这场斗争的一些内容之后说：“噢，你们这里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沉思了一会儿又问：“群众的看法怎样?”
　　我们补充说，绝大多数社员代表要求合作社主要帮助他们直接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问题，认为“这样做，为社员谋利益就谋到实处”；也有极少数社员代表，主要是那些入股金多的，觉得多分红“合算”，认为多分红对社员更有刺激性。合作社的一部分干部，主要是做买卖出身的，手头又攒了不少钱的干部(他们同时也是大股社员)，则站在后一种意见的立场上讲话，说合作社多挣钱，给社员多分红利，社员有了钱，他们就会自己去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问题。他们主张把资金、人力，放在买卖上，做流动生意，挣大钱，分大红，合作社也就会大翻番，大发展。有个权势很大的干部，坚持从合作社现有2.7亿元(边币，下同)的流动资金中，拿出2亿元大买大卖，做能多挣钱的大生意。他拍着自己的脑门说：“依照我的办法办，如果我挣不过谁，拿我的家当来赔!”他大声叫阵：“谁敢和我打个竞赛?”他们的这些主张，实质上就是“什么东西能挣大钱我就做什么买卖”，概括起来就是“唯利是图”4个大字。依了他们，边区农民所需要的镢头锄把、棉花布匹、针头线脑等等生活必需品，或者因利微而无人经营，流通断途，或者为投机商重新打开高价垄断的大门，使物价如脱缰之马一发不可驾驭。它完全脱离了边区小农经济的实际，更不顾国民党反动派要在经济上困死和卡死我们的严酷现实。这是与合作社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总方向根本对立的。他们不只在会上这样说，而且在行动上也开始这样做了。他们这样搞，一是思想认识错误，一是夹有私人的利益得失。他们当中一些人，近些年来正是通过大买大卖，在合作社的招牌下，从中夹带私货，私买私卖，捞到好处，发了财。他们的经济地位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立场也跟着动摇了，有的甚至蜕变了，若不及时把问题鲜明地提出来，既毁了合作社，也毁了他们自己。
　　刘建章同志着重指出，在这次召开的社员代表大会上，社员和社员代表，共提出了200多条意见，批评合作社的“大倒业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作风。他列举具体事例，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说明这两条路线在合作社内部激烈斗争的状况。
　　毛主席十分关注地倾听了这些汇报。他离开座椅，在室内走了几步，点着头说：“斗争还这样激烈!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提出新的问题。看来，斗争难以避免。本来嘛，有团结就有斗争，经过斗争，分清是非，只要处理得当，就会形成新的团结。”他接着问：“斗争的结果怎样了?”
　　刘建章同志说，我们在干部中，特别是在社员代表中，摆出大量事实，揭了这些干部假公济私、倒买倒卖的底，同时说明，如果按照他们那一套办，必将摆脱合作社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大方向，在战时物价不断上涨的形势下，光凭“票面红利”是不能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这一点，南区人民都有深切的体会。许多代表都讲了这些年来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群众觉悟提高了，他们那一套就吃不开了。
　　我们接着补充说，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声确定合作社必须遵循着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方针继续前进。为了搞活流通，买卖当然要做，而且要更好地组织好骡马运输，进一步扩大边区内外的贸易和公营贸易，同兄弟合作社就更紧密地携起手来，群策群力，承担起边区的战时供销任务。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纳入为人民服务的轨道。
　　毛主席说，你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注意阶级分析，注意从实际出发，这很对。(延安)县委有什么意见?
　　刘建章同志说，这场斗争，是在县委和延属分区合作联社的指导下进行的。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帮助，我们的头脑也不会这样清醒。
　　毛主席又问，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你们是怎样处理的呢?
　　刘建章同志说，这些干部，在合作社的发展史上，是做了工作的，有的还是劳动英雄，有很大功劳。他们在群众中也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的错误，虽然夹杂着一些私人利益，但主要还是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对待他们的方针，是教育和团结。教育他们认识错误，团结他们继续共同做好合作社的工作。至于个别违法走私的人，那是另一性质的问题，情节严重的，已由政府依法惩办。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尽力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干部。对于他们，我们还有很多思想工作要做，现在仅仅是开始。
　　他汇报到这里，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我这样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是不是有点‘右’呢?”
　　毛主席笑着说，干革命，搞经济工作，我们都没有现成的章法，谁能不犯点错误?对他们，决不能一棍子打死，搞那个“残酷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有很多经验教训。你对犯错误的干部，一团结，二教育，这就对了。我再给你补充一条：团结、教育的目的，是要诚心诚意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嘛!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革命干部犯了错误，能真正认识和改正过来，他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后做事，片面性就可能少一些了。在一定条件下，正确和错误都是可以转化的。你不要怕人谈“左”谈“右”，实事求是，注重实际，也就是了。
　　谈到这里，毛主席转过身来问我们：你们说是不是?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毛主席建议大家休息一会儿。他起身在石窑内漫步一圈。这间石窑是很宽敞的，室内陈设简单，除桌椅板凳外，再无其它东西了。但在窑壁正中，却悬挂着南区社员最喜爱的一幅珍品，那就是毛主席在1942年底著名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亲笔写赠刘建章同志的一面锦旗。那上面写着：
　　合作社的模范
　　书赠刘建章同志
　　毛泽东
　　我因为熟知这段历史，特向毛主席介绍说，主席亲笔写赠刘主任的这面锦旗，南区人民对它是非常珍爱的。许多社员来到合作社，都要亲自来看看，有的人甚至轻轻地抚摸它，说这是“咱毛主席写给咱刘主任的”，“咱南区合作社是咱们公认的模范社，咱刘主任是咱们公认的模范主任，毛主席写的，正是咱们要说的。”他们对此有强烈的自豪感。
　　毛主席说，真正给人民办事的人，人民就真诚地拥护他们，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是最公道的。值得高兴的是，象刘建章这样的英雄模范，在我们解放区越来越多了，而且各条战线都有了自己的旗帜人物，工农兵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有觉悟的主人，这是人民事业的胜利，也是历史在前进的一个重大标记。你说是吗?
　　休息片刻之后，刘建章同志继续汇报。他介绍了合作社办的附属学校——南区合作职业学校联系南区实际，实行学以致用的教学方法，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争送子弟入学，打开了南区教育新局面的情况。
　　原来，这个学校是1944年春成立的。原名沟门民办小学，是合作社属下的沟门信用社为培育“有点文化识点字”的后备接班人而创办的。有了这个明确的办学目标；又选拔了一个有事业心和有教学能力的教员；再加上合作社运用“教育入股”的传统办法，学生家长每年只交相当于一般学校学费20%的“教育股金”。合作社通过对这笔股金的经营，以其所得利润，加上合作社公益金项下对教育事业的例行补贴，就全部解决了学校的行政经费，学生的食宿、书本以及其他文具费用，比边区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免费入学，伙食、文具自备)还优越，而“教育股金”本身，则作为发展南区教育事业的公共财富，其所有权及其相应的荣誉，则仍属于股票的持有人(不再分红)。因此，这个学校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成为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中的知名学校之一。今年(1946年)年初，社代表大会决定把它作为南区合作社的直辖单位，并把合作社的纺织工厂合并进去，使教学进一步与生产结合。学生主要学文化，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以一定时间学习纺织技术。工厂厂长(高能文)是学校的兼职教员。参加劳动的学生，得到全年服装的有偿报酬。他们学写学算，又工又读，学生有劲，家长高兴。他们毕业以后，可以到合作社当会计，当工人，当乡文书，做小学教员，办黑板报，忠诚地为人民服务。学校的所有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些目标进行的。此外，他们还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地开办了许多校外的教学活动。教员薛民锋办学有功，群众拥护，今年学校改名为南区合作职业学校的同时，他被任命为校长。
　　毛主席以很大的兴趣听了这个汇报，不时提问，还作了一些插话。这段汇报结束后，毛主席高兴地说：“群众在经济上翻了身，就要求在文化上翻身。你们这个学校方向对，办法好，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坚持办下去。”他转身问毛岸英：“这个学校的事迹都记下没有?没记清楚的，再和他们核对一下。”
　　这时已是下午1时多了。主持餐食的刘嫂子(刘建章同志的夫人)已悄悄派人催问过几次，因为毛主席听汇报的兴趣正浓，不便中断。现在汇报告一段落，王耀明同志宣布开饭。
　　端上来的饭菜，都是当地群众过年的土餐，有油馍、枣糕，还有毛主席平常喜欢吃的“金银饭”(大米、小米煮成的混合饭)，再就是当地的特产米酒和几样腌菜。毛主席兴致很高，特别喜欢喝米酒。米酒，是用小米酿成的，稀稀糊糊，又叫稠酒，酒性温醇，味道略甜。毛主席问了米酒的酿造方法，说他还是第一次喝到这种好酒，接连喝了好几盅，啧啧称好。他对这些简朴情深的招待，表示满意和谢意。
　　席间，毛主席问我来合作社多久了，和群众结合得怎样，还想呆在这里吗?刘建章同志接过话头，向毛主席介绍了我在合作社的情况，说了许多我当之有愧的好话。我接着说。刘主任刚才讲的，是对我的过奖和勉励，我这个学生虽已进堂还没有入室哩!
　　饭后，毛主席找我个别长谈。他关切地问我的健康情况和生活情况，要我谈谈来合作社后的感想和今后的打算。
　　我说，我来合作社将近两年。合作社的同志们都很关心我，把我看做自己人，我的肺结核病基本好了，生活很安定，也很充实。1943年春，主席把我找到枣园住处和我的那次谈话，特别是对我的那段赠言，我时刻铭记在心：
　　“有出息的革命知识分子，就是要走与工
　　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现在
　　灾难深重，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群
　　众结合在一起，才能有所作为。”
　　前年我决心来南区合作社，就是怀着“与工农相结合”的愿望，来学习，来实践，来改造世界观的。
　　我在这里的时间不算很长(近2年)，但从合作社许多同志身上，特别是从刘主任身上，我看到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的精神和实质。刘主任下乡做群众工作，常常带着我一起走沟串户。他所到之处，无论是青年婆姨老年汉，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有心思和他说，有意见向他提，有问题和他商量，有困难找他帮助解次。而刘主任对每个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以至他们的思想、情绪和需要，也都了如指掌，或者一点就明。
　　他用简朴的一席话，或者一个主意，可以让穷愁潦倒的汉子振奋起来，把他们组织到互助组里，同时通过合作社，帮助他们解决口粮、农具等具体困难，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逐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他能够让婆姨们打开密藏的小布包，把积储了几年以至几十年的首饰、银元等翻腾出来，请他折成边币，或者保存原值向合作社入股，从而把“死银”变成“活钱”，让它进入流通领域，为生产服务。而这些婆姨们，则通过合作社组织、发给的纺车、棉花等种种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把这些“死银”变成不断升值的财源。
　　他把一个名叫董世海的中医兼“阴阳先生”(看“风水”的迷信职业)，作为“人股”吸收到合作社来，创办医药合作社，推动他给群众认真治病。从此，董世海即以自己过去的种种“迷信”活动，现身说法，说明“阴阳”、“巫神”是怎样欺己骗人的。可是在这里，乡民却可以照旧买到迷信品，董世海边卖边宣传医药疗效，而且用实际事例向买主宣传烧香敬神是费钱误人。有人请他“看风水”，他也不拒绝，但向他们说明这事徒劳无益，坚持不收费。有的群众说“阴阳先生”看地不收费，神鬼不安，丢下钱就走。他和刘主任商量后，就把这些钱交合作社代他们入股，叫“迷信入股”，照例分红。头3年有50多个这样的人入了“迷信股”，到前年就没有了。
　　他把他过去的“同僚”——赶毛驴、骡、马的“脚夫”组织起来，挂上合作社的旗号，成为有组织的运输队，给正在为完成运输公盐任务而发愁的农民代运公盐。同时他又和政府有关部门签约，包运南区农民应运的公盐任务。运输公盐是边区政府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的一项重要财税来源。合作社承包政府的运盐任务，政府也就相应地把发给运盐农户的运费转发给合作社。合作社代农民完成政府规定的运盐任务，农民也就相应地把驮运公盐中应付的资金，交到了合作社，作为他们的“公盐股金”投入合作社。这样，政府如期完成北盐南运的任务便有了切实的保证，农民也不再为长途运盐死牲口、出门粮草费用大、家里农事缺乏劳力等种种困难发愁了。而合作社则因此组织起10多个装备精良的骡马运输队，运力强大，运输有经验，对牲畜保养好，更可搞往返运输，北盐南运，南货北运。因此，合作社在完成代运、包运公盐任务的同时，在组织边区内外商品交流，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物资封锁方面，又作了重大贡献，而合作社则从中迅速积累了巨额的利润和资金。一举四得：便民、利公、打破封锁、壮大了合作社为人民服务的力量。这是刘建章同志在组织合作经济中令人叹止的一项艺术杰作。
　　这些事例，我一讲到它，就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有的事，主席是知道的，现在连贯起来向主席复述一遍，是想向主席报告，我来合作社后，从以刘主任为代表的南区合作社许多同志身上，体会到“为人民服务”这句口号的真实内涵。我由此较深地感知到，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是要学习他们同群众化为一体的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去转变人们的思想、组织人民经济活动、开拓人民文化的才能。这是我从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上不易学到的科学知识。我深深感知，刘建章同志是我应当恭恭敬敬学习的一位活生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学家，我为自己能找到这样一位杰出的良师感到幸运。我现在的生活很充实，也很幸福。
　　毛主席点头说：“看来，你没有虚此一行啊!不过，也不必老呆在一个地方啦，可以到各个解放区走走。多走些地方，更能开阔眼界。”我说，我来合作社之前，博古同志也曾向我提出这个建议，经过郑重考虑，觉得到基层锻炼，对我来说，是自我改造、进步不可或缺的一堂必修课。来南区合作社后，我如同孙悟空到了“西天”，目不暇接，到处都有真经。现在才略窥斑豹，怎能浅尝辄止?还有一层，过去，我观察问题，常常带有不自觉的片面性，只从自我狭隘的“下面”看问题；现在，通过合作社这个“小社会”的种种斗争和实践，开始懂得把视野扩大到整体的重要性，应当把“上面”和“下面”，局部和整体联系起来，才能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经过这段实践，我认识到许多昨日的种种幼稚病，但这仅仅是开始，我还想靠这块“佛地”，多取点“真经”。主席的吩咐，我铭记在心。
　　毛主席最后对我说：“你的想法也不错，但不要‘划地为牢’，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吧!”他希望我把自己这段经历写出来。
　　接着，毛主席让刘建章同志谈谈合作社团结知识分子一道工作的问题。他问欧阳山同志什么时候离开合作社的，这里现有多少外来知识分子，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对这个问题，我们事前没有准备。于是刘主任掰着指头点名：欧阳山、虞迅夫妇，在此担任秘书、文书工作，对我们很有帮助。他们主要是来此体验生活，准备创作的，前年已回文协。他俩的工作现由从中央党校来的李蕴辉接替。李蕴辉同志在这里还接办了个半日校，招收附近失学的娃娃读书识字。她在合作社门口行人大道上，办了块黑板报，联系实际，宣传时事和政策，很受群众欢迎。她遇事有见解，群众关系好，对我们很有帮助。西医陈静波夫妇，负责南区的医药工作，他们除了门诊看病给药，遇有紧急病人，就不分昼夜寒署，立即带着药箱，骑上毛驴，奔赴深山老林，救治病人，受到了群众的衷心欢迎。教员薛民锋，是南区人民尊敬爱戴的老师，他创造了一整套适合本地情况的教学方法，成绩卓著。他既是一位好老师，也是童龄学生的好“保姆”。剧作家墨一萍，编写了秦腔历史剧《正气图》和许多秧歌剧，交给由旧戏班子改造过来的“合作剧团”演出，为群众喜闻乐见。还有从机关、团体派来的曾延淑、魏林等同志，都为合作社作出了贡献。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学到联系群众的本领，又能发挥自己所长，工作有成绩，因而安心满意。他们和本地干部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亲切和谐。
　　刘建章同志接着说，合作社规模大了，事业发展了，没文化不行。知识分子参加合作社工作，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常常及时提出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使我们打开了眼界，更加清醒地向前迈进。有了他们，我们就如虎添翼。
　　刘建章同志让我也说说。我说，合作社在团结、教育、改造外来知识分子问题上，是很成功的。我要补充的是，它在培育本地知识分子方面，也卓有成效。在座的王耀明同志，是刘主任最得力的助手，他紧紧掌握党的政策，密切联系职工群众，而又擅长财会业务，是一位为群众打算盘、维护社员利益的当家人，他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财会人员。纺织社主任高能文同志，熟练纺织技术，又善于教练师徒学生，有力地推动了全区的妇纺运动。还有位张和堂同志，是合作社土生土长的秀才，南区合作社的一部历史全装在他肚子里，主席以前索要的有关合作社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他的手笔。他们都是合作社的领导骨干，刘主任的得力助手，也是团结外来知识分子的桥梁。
　　毛主席说，在革命和建设中，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而知识分子要有所作为，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什么时候工农干部知识化了，我们的事业就好办了。今天的谈话很有益，谢谢你们。
　　毛主席这天在合作社停留了约4个多小时，下午3时左右离开合作社。
　　毛主席乘坐的汽车一驶出院门，柳林子村立刻沸腾起来，人们从各个瞭望处涌进合作社的院子，涌进石窑会议室。一批又一批的乡邻社员，争着打问毛主席讲了些什么，身体好不好，饭量大不大……。他们在这里流连忘返，有的抚摸着毛主席坐过的椅子，吃饭的桌子，琢磨毛主席在这里谈话的情景；有的老人说刘主任的手是和毛主席握过手的手，就和刘主任使劲握手，分享与毛主席握手的幸福和快乐。刘嫂子知道毛主席爱喝她酿造的米酒，又连夜精心酿制米酒两大瓶，让刘主任第二天清早亲自送到毛主席住处。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更是欢欣鼓舞，为人民服务的劲头更足了。延安县委听了关于毛主席视察的汇报，和刘建章同志一道商定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具体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建议合作社社委会，在继续整顿内部的同时，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进一步办好合作职业学校，扩大招生名额，培养有文化、有实际工作能力、能忠诚为人民服务的后备人才，以适应南区和全县经济大发展的需要。
　　在诸事齐备、奋力前进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3月，他命令胡宗南倾巢进犯陕甘宁边区，以23万的兵力，向延安疯狂扑袭。南区合作社遵照上级的统一部署，迅即投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解放全中国的自卫反击战的序列。在合作社党组织和刘建章同志的领导下，合作社分为3个部分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争：(一)王耀明、高能文等同志带领部分职工，在做好坚壁清野、藏产于民工作的同时，把能流通的物资有秩序地后撤，为战时军民的后勤生活服务，合作社多年积聚的700多头高骡大马，则交给人民解放军运输战略物资，直接为战争服役(解放后，人民政府折值交还合作社)；(二)高生华、封世英同志带队参加延安县游击队西安支队，发动敌后游击战，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战斗；(三)薛民锋同志和我，带领合作职业学校50多名大龄学生和员工，组成战时服务团，参加了教导旅的战时救护工作。这些学生半年后都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有的在战场上牺牲了!幸存者大都成为部队和地方医务界骨干，少数转业的同志也在各条战线上继续为人民服务。
　　延安南区合作社的职工，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中，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嘱咐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