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1日)
　　在我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我党及时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为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武装斗争转向生产建设做准备。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在会上作了一个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报告。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重读这个报告，仍能感受到其深邃的思想和震撼人心的威力。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共产党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以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等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此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我把它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永远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拒腐防变。他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预防糖衣炮弹攻击的问题；指出“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他的预见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他强调的两个“务必”，仍是警钟，对于当前我们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抵制糖弹的进攻和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都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在领导新时期的经济建设中，也受到了锻炼与考验。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新时期国内外的复杂环境下，我们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因为，实行改革开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要作相应的调整和转变。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种变革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思想要适应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这种现实要比以往复杂得多；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继承和发扬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对这个转变，很多人的思想是准备不足的。此外，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我们在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趁机钻了进来；还有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有意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渗透，包括通过文化艺术和各种传媒，宣传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这更加剧了人们抵制腐蚀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被糖弹所击中，有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有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冲击，腐败现象在党内部分人中滋生蔓延。腐败必然败坏党的形象，败坏党群关系，被敌对势力利用。腐败分子就是变质分子。腐败现象不坚决遏止，是十分危险的。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极其复杂的严重斗争，其实质是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也就是帝国主义者要打的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苏联、东欧的剧变，我国1989年的风波都在提醒我们，轻视这场斗争，要犯严重的历史性错误。
　　重温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回顾他在报告前后的革命实践，对我们如何进行这场斗争，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一，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做好“预防”工作，提高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毛泽东同志对拒腐的思想教育是抓得很紧的。拒腐首先在“预防”。早在1944年，他就布置全党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②，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必须预防”糖弹攻击的问题，同时要求“必须向党内讲明白”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的必要性，从而在进城以前就打了预防针，增强了全党的免疫力。新时期以来，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思想教育上的预防工作做得很不够，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③对这项工作，现在是到了非加强不可的时候了!
　　加强思想教育，当然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带头做思想政治工作。但仅抓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包括文化、艺术、道德等整个意识形态的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环境新任务中，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意识形态范围内，有些大众化的东西，如文学、影视艺术等对人们的影响很大。但在这些领域，存在问题不少。有些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评，一些宣传色情、暴力、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东西不时冒了出来，甚至还得到一些人的喝彩。有些专门暴露国家落后面的电影拿到国外得了奖，国内有些人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必要的分析，也跟着叫好；有人为了影片得奖，就处处迎合外国人的口味，以让人牵着鼻子走为荣。对这种倾向不引导、不扭转是不行的。用这样的东西去“教育”群众，感染群众，效果能好吗?
　　在思想教育中，对全党还应增加必要的敌情观念和阶级斗争观念的教育。当然，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做法绝不能再重复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敌情观念、阶级斗争观念，就是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④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剧变，我国1989年的风波，都雄辩地证明，不拿枪的敌人确实存在，他们随时窥测方向，伺机而动，无时无刻不想颠覆人民的政权。如果我们因为看不到武装敌人的进攻，就以为太平无事，产生和平麻痹思想，看不到不拿枪的敌人进攻的严重性，看不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放松拒腐防变的警觉性，我们就要吃大亏。
　　最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了。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的著作不仅为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们加强思想教育，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拒腐防变，提供了很好的教材。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准确地掌握精神实质。与此同时，还应选学一些马列、毛泽东著作，以加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理解，加深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
　　第二，坚持开展反腐败斗争，打好拒腐防变的攻坚战。
　　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同志对拒腐防变的问题，在党内进行反复教育，始终予以高度关注，发现苗头及时采取措施。解放初期发动了“三反”⑤、“五反”⑥运动，又亲自批准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⑦的死刑，都是为了防止和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因此，50年代我国的政风是较为清廉的，社会风气也是好的，群众是满意的。这一点至今还常引起人们亲切的回忆。
　　面对当前腐败现象在党内一部分人中滋生蔓延的情况，党中央作出了反对腐败斗争的决定。这个决定深得人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能不能清除腐败现象，关键要看我们党的决心大不大。决心大，就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群众对此是抱有热切期望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惩治腐败讲过多少次，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在党内。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搞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纠正某些“警惕不足”、“措施不得力”的现象，全党重视，全党动手，来抓好这件事。
　　反腐败斗争，最重要的一条，是依靠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法律武器的威力。要坚决克服少数人对办案横加干涉的现象，让司法机关秉公办案，对腐败分子依法严惩。要在反腐败斗争中进一步完善法律，严密法制。现在办案阻力很大，关系网、说情风严重地干扰秉公办案。这些人大多是干部，能量很大。领导机关应根据其干扰的具体情节，予以严肃的批评教育、纪律处分直至撤职、交司法部门依法查办。还要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对严重干扰的种种行为，要敢于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予以曝光。
　　对反腐败斗争，我们党还有一个有力的法宝，就是群众路线。反腐败斗争能不能取得较大成果，乃至全面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说，还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并造成一定的声势，使搞腐败的人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感到有压力，感到是处在群众有力的监督之中，他就无所施其伎了。
　　第三，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⑧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是我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又是保证我党优良作风得以继承和发扬的有力武器。遗憾的是，有不少人已丢掉了这个武器，而代之以“表扬和自我表扬”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正气受到压抑，歪风邪气却往往畅行无阻，以致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某人因错误严重受到应有的批评，他不仅不受到舆论的谴责监督，反而成了名人，批评者却受到孤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⑨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正气还没有占到优势。因此邓小平同志强调：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正常的积极的思想斗争，就必须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发扬党的这一优良作风，关键要从党的各级组织带头做起，从党的各极干部带头做起。自己在工作中出了问题，有了错误，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作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意见，要真正实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党内和社会上的错误思想、歪风邪气，对于自由主义现象，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敢于开展严肃的批评。当前开展批评的主要障碍，从许多党员干部来说，是老好人主义，不敢坚持原则，怕伤了和气，怕得罪人，遭到打击；从被批评者来说，是报复主义，对别人的批评意见，不管正确与否，都当成是对自己的攻击，想方设法予以报复。这两种态度，都不是立党为公的态度，其实质，是个人主义作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是立党为公。但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公”字大大地淡化了，“私”字则急剧地膨胀了，这就难怪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当然也不可能从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因此在今天，我们强调“立党为公”、“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通过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种种私心杂念和不良倾向，从而真正继承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使我们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成为拒腐蚀、永不沾，任何糖弹都攻不破的钢铁长城和党性坚强的战士!
　　现在，当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这个报告的时候，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更凸现了报告的不平凡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富有远见地指出：“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经济正在快速发展。我们正走向世界。我们正在走向一幕伟大戏剧的高潮。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在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的同时，一定要记住毛泽东同志两个“务必”的教导，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花大力气把拒腐防变的事情做好，把我们党建设好。我们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抓好，有了这两个强健的翅膀，就能一飞冲天，鹏程万里。我们一定能在世界舞台上，演出一幕幕高潮迭起的社会主义正剧来。
　　*这是马文瑞同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发表45周年为《求是》杂志写的署名文章。
　　注释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1439页。
　　②《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1944年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而写的文章。该文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后，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内争不休，致使起义在1645年陷于失败。这篇文章先发表于《新华日报》，后来延安《解放日报》予以转载。毛泽东当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借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③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06页。
　　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7页。
　　⑤“三反”，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⑥“五反”，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⑦刘青山、张子善都是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也都为党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过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刘任天津地委书记，开除党籍前调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开除党籍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在和平环境下，两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利用职权，大量盗用救灾、治河、机场建设等款项，使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并从中贪污挥霍3.7825亿元，其中刘犯贪污1.8399亿元，张犯贪污1.9426亿元(均为旧币)。中共河北省委1951年12月4日决定开除刘、张党籍，经毛泽东、党中央慎重决断并征求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指示河北省人民法院审理宣判，于1952年2月10日对二犯处以死刑。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48-153页。
　　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9页。
　　⑨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6页。
　　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