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4日)
　　今年10月15日，是仲勋同志诞辰90周年，我们作为在青年时代就同仲勋同志一道从事革命斗争，以后又一起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共同工作过的亲密战友和同志，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质，备感意义深远。
　　出生入死，艰难探索，为开创西北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
　　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习仲勋同志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中，同刘志丹、谢子长和其他同志一道，出生入死，艰难探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骨干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习仲勋同志1926年入团，1928年由团转党，这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猖獗之时。他15岁在领导学生运动时，被捕坐牢，在狱中英勇不屈，领导狱中斗争，转为正式党员。其后，又受命于危难，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当时他年仅十六七岁，但已经具有坚忍稳健的斗争才能。于1932年3月举行了有名的“两当兵变”。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打过一阵游击后，决定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与陕甘游击队会合，中途遭到当地土匪围攻，兵变失败。兵变失败的教训使仲勋思考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与农运相结合，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此时，他找到了陕甘游击队，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同志。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的话，给了习仲勋很大的启发，指明他今后的革命道路。此后，他回家乡富平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他担任渭北游击队第2支队政委，又先后任富平西区团委、武字区团委书记和三原团中心县委书记，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他在三原三中发展了许多党员并和驻军王泰吉部队中党员进行联系，后到照金做农民群众工作，为陕西，也是西北地区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渭北苏区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为此后红26军的创建和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1933年春，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的红26军红2团，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时习仲勋担任刘志丹特务队的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刘志丹十分关心他的工作，殷切地嘱咐他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游击运动随即扩大起来。
　　1933年7月21日，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宣布起义，失败后，收集余部撤往照金。习仲勋得知消息后立即带队迎接起义部队进入根据地。此后，张邦英、张仲良等组织的耀县游击队，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在黄子文、杨森的领导下，也相继来到照金。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也发展为1、3、5、7、9、11等几个支队，于是扩展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迅速开展起来。在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随后，刘志丹任参谋长，提出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任务，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对各项正确决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刘志丹提出的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同时进行了红26军的组建工作。这期间，习仲勋同志在转战中得了严重的伤寒，在莲花寺豹子沟把病养好后，他被留在南梁附近的二将川坚持斗争，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当时经过调查研究确定的工作步骤和方针是：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在首先扫清地主武装的同时，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1934年十月革命节，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成立了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
　　求真务实，呕心沥血，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而忘我工作
　　1936年至1942年，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在这7年中，他领导关中分区党政军民，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正确方针，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加强党政军建设，像一把有力的尖刀，插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眼皮底下，为支援抗战，巩固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做出了特殊贡献，受到上级的奖励。
　　1936年西安事变后，面对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仲勋同志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迅速发展党的组织，整顿和巩固基层政权，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关中特委就下辖了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县及旬邑、淳化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党员发展到700多人，全区建立了19个区级，131个乡级政权，人口十余万，干部教育和军队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仲勋同志也成为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模范干部之一。毛主席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分两路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做出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战略决策。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同时决定组成野战兵团，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1949年2月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11月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兵分两路，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跟随部队上前线，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作战。林伯渠、马明方等留在后方，领导地方工作。从此开始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争。3月25日，西北野战军旗开得胜，青化砭一战，歼敌31旅3000人，接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西北局工作中，习仲勋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西北实际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在土地的改革中，习仲勋给西北局和党中央写的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报告，提出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及一系列克服极左情绪的建议，均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主席看后批示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捉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二是按照毛主席要求陕甘宁边区“作一个样子，给全国看，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的指示精神，由此来“推动全国民主化”，仲勋同志和西北局坚决照此进行民主政权建设。三是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富有成效的西北地区剿匪反霸斗争。四是为迎接西北解放准备大批干部，这曾是西北局压倒一切的大事。由于西北形势发展的速度很快，急需大批好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中去。西北局采取派能力强、威望高的同志担任省级领导，大力提高在职干部思想业务水平，培养提拔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变军队为工作队，加强新区党的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宗旨教育等一系列措施，为西北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习仲勋同志和西北局其他干部为大西北的革命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屡遭磨难，信念不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再立新功
　　习仲勋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炼，身陷囹圄的磨难和错误路线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改，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显示了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品质和崇高气节。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小说反党。”从那时起，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就被无故株连，受批判、审查长达16年之久。那是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描写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习仲勋得知此事后考虑到它会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一些严肃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多次建议李建彤最好不要写这部小说，在李建彤的一再坚持下，习仲勋讲了写好这部小说的意见，强调写书是教育青年一代，通过刘志丹这个革命领袖人物，写西北革命，写整个一个时代，写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写好。要根据西北党史把陕甘苏区写成坚持正确路线的缩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这些完全正确的意见，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却被人说成《刘志丹》小说，是习仲勋主持的，是为高岗翻案，美化自己。9月22日，中央决定成立“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负责。经过3年审查，1965年12月，习仲勋被下放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习仲勋仍然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要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已62岁了，我还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习仲勋同志的信念没有落空，1980年2月，中央发出通知，为习仲勋等同志正式平了反。而在此之前的1978年4月，习仲勋就已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南下广东主持工作。
　　当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到来。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仲勋在这次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广东占据着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又有着众多的海外华侨，两千多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怎样再度崛起一直牵动着习仲勋的心。1978年，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多次向中央领导要求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的这些要求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实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中央第50号文件正式决定，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个市为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实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仲勋同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胆略和气魄，在广东干部群众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总之，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开拓进取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党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怀念仲勋同志，就要向广大青少年宣传他的革命事迹，号召年轻一代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未竟事业进行到底。
　　习仲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这是马文瑞同志和张邦英同志合写的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90周年的文章，原载2003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原题为《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收入本文时改为现题，是毛泽东同志1942年为习仲勋的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