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正是在父亲的带领下，这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落脚点。在中国人民心中，父亲是一位英雄，他曾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1936年4月下旬，重病的母亲，突然听到父亲刘志丹在东征前线阵亡的消息，悲痛欲绝地昏厥了过去。组织上见此情景，没有让母亲与父亲的遗体告别，只是在下葬那天，让人用担架把她抬到墓地。当看到要下葬的棺木时，母亲撕肝裂肺般的痛哭，不顾一切扑过去要与父亲同去，在场的人无不泪如泉涌。当时我年仅6岁，但这令人心碎的场面，让我终生难忘。母亲性子刚强，心胸开阔。过后她说：“人生在世，谁无一死。你父亲为革命牺牲，就是死得其所。”
　　乡间少年走向革命
　　家乡的人都说，刘志丹是个不知有家的人。但我知道，父亲“不知有家”，是因为心中装着大家。
　　1921年，保安县金汤镇芦子沟村年仅19岁、尚在永宁山高小读书的父亲成亲了，母亲小他两岁。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刘家算得上是望族。听家里人讲，父亲的亲事是祖父定的。父亲10岁左右的时候，祖父便在好朋友同家的三个孙女中挑中了生辰八字相合、年龄最小的一个定为孙媳妇。
　　对于嫁给父亲，母亲喜忧参半。她高兴的是嫁了个有学问知书达礼的丈夫，忧的是怕父亲嫌弃她不识字，然而父亲却说： “文化是学来的，只要你肯学，我教你。”旧社会女人一般没有大名，完婚后，父亲为母亲起了个大名。因为他自己出生于农历八月十四日，取名刘景桂，于是给母亲取名同桂荣，并教她名字的写法。“刘景桂、同桂荣”就是母亲最先学会的6个字。
　　一年后，父亲在曾祖父的支持下考上了榆林中学，要离家出门求学。临走前，母亲为父亲凑足了盘缠和学费，并送他上路。
　　1925年7月，在三原县举行的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上，22岁的父亲激情满怀地题词：“共进！共进！同志领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三年中学生涯，父亲变了，变得忘了小家，而一心想着如何拯救大家。此时的母亲，守在家里等着丈夫，照顾年迈的老人。1925年秋，父亲刘志丹终于等到了拯救“大家”的机会，被党组织选派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1926年初，父亲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不久便转入炮兵科。在那里，他结识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王懋廷、陈赓、唐澍等一批革命党人。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救国的洪流中，父亲受到了熏陶和鼓舞。
　　武装革命创建根据地
　　1928年初，国民党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旅长为中共党员许权中）准备在陕西发动起义，父亲积极响应。渭南、华县地处豫陕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5月10日，唐澍与父亲率领许权中大部奔赴华县高塘镇起义，一时间，整个渭华平原，打土豪、分财物，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然而，持续一个月的起义还是失败了，唐澍壮烈牺牲，队伍损失惨重。
　　1928年的一天，根据组织上的安排，父亲重新回到阔别两年的故乡。看到丈夫衣衫褴褛、消瘦疲惫，且长了一身疥疮，母亲心疼不已。但暂短的休养后，父亲又开始“活动”了。1929年春，在曾经读书的永宁山——当时为国民党保安县政府所在地，他与曹力如、王子宜一起创建了保安第一个党支部。不久，他们利用合法手段夺了县民团的权，父亲与曹力如分别担任正副团总，把这支敌人的武装，改造成人民的队伍，在陕西、甘肃交界处打击地方恶势力，创建根据地。
　　父亲深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保安城传唱着好多首有关父亲的信天游。“瓦子川，大梢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人欢马啸惊天地，大兵练好千千万。穷人听了心喜欢，地主老财吓破胆，穷人跟上刘志丹，要把世事颠倒颠。”
　　“男扮女装”度过深冬
　　1929年冬天，我降生时父亲正在家中，他兴奋地向母亲说：“咱们有孩子了。”母亲故意说：“高兴啥，不过是个女子。”父亲反驳说：“男女都一样的。”他立刻为我取名叫力真（尽力追求真理之意），还教母亲我的名字怎么写。
　　我年幼时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清晰，直至1934年国民党军队抄了家。当时，父亲已经创建了南梁革命根据地，恢复了红二十六军番号，对国民党形成了严重威胁。1934年春节过后，国民党派大军“围剿”红军根据地，同时派民团抄红军的家，到处张贴告示重金悬赏，捉拿我家老少。幸而我家早有准备，逃人山林，敌人扑了个空，没有抓到一个人，气急败坏，烧了我家房和窑门窗，挖坑掘地，毁了我家祖坟。
　　我们一家人开始逃命。母亲带着不满5岁的我东躲西藏。其中一次，我们母女俩藏在袁家沟斜对面一条拐沟的山水洞里，足足待了8天，白天我们躲在山水洞里，傍晚才敢出来到洞外舒展腿脚。记得每天晚上附近狼嚎猫头鹰叫，十分阴森恐怖。后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叔叔派人把我们全家人陆续接到南梁苏区。这场灾难过后，我们终于和父亲团聚了，并且相处了长达两年时间。
　　一天，一个战士给我逮了只鸽子玩，我玩着玩着就开始拔鸽子毛，父亲见状狠狠地在我头上拍了一下：“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这么残忍？”“你整天打仗杀人呢，孩子拔根鸽子毛算啥？”母亲上前为我辩解。“那不一样，红军可不是杀人不眨眼，我们打的杀的都是坏人。人要有爱心，这么小都不知道爱护动物，长大了咋办？”父亲生气了。现在想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挨父亲的打。
　　印象里，还残留着父亲的一件“趣事”。1934年冬天，陕北寒冷难耐，细心的母亲找来一些碎布片，七拼八凑地给父亲做了一件棉袄，可过了几天，父亲却又穿着单衣从战场上回来，棉袄不见了。我母亲一再追问，才知道有个小战士掉河里，棉袄湿了，父亲就将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给小战士穿上。再做一件，但没有棉花和布，父亲只好将母亲的一件大棉袄穿上，战友们戏称他“男扮女装”。
　　顾全大局自动“投案”
　　1935年2月，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迅猛，西北红军相继解放了安定（今子长县）、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县）6座县城，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甘肃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正规军发展到4000多人，游击队10多支。然而，正当人民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苏区开始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
　　一天，父亲被调离前线执行一项任务，他骑马路过安塞真武洞时，碰到一位年轻的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红十五军团领导的信，年轻人把信交给了父亲，信中有一份是即将逮捕的干部名单，上面有父亲的名字。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可乘之机，父亲决定舍身顾全大局。他看过之后，把信重新封好交给通讯员，让他送到军团部，自己就去瓦窑堡保卫局报到：“我知道你们在找我。”
　　父亲和其他的所谓“右派”被关在瓦窑堡的窑洞里。我和母亲曾想方设法去看望他，但牢房的窗户全被封了起来，我不住地喊“爸爸”，传回来的只有阵阵咳嗽声，看守叫我们赶快出去。
　　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一听说父亲刘志丹被关起来了，就下令停止“肃反”。11月，周恩来到瓦窑堡，将被押人员迎出牢房。晚上父亲回到家里，在麻油灯下母亲流着泪，一边看父亲被手铐脚镣磨烂的伤口，一边心疼地说：“搞肃反的人这么歹毒，怎么能陷害自己的同志呢。”父亲说：“留一条命活着出来还能革命，那些死了的同志，为国为民效命的机会也被剥夺了。”又说，“党中央来了，一切事都会好起来的”。
　　满园梨花都在哀泣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等20位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并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父亲刘志丹被任命为红军东征北路军总指挥兼二十八军军长。他率领红二十八军出征，临行前，他要母亲带我去送送他。前几夜，父亲与母亲夜夜长谈，记得爸爸说：“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献出我的一切。这一去可能时间很长，战斗也一定很残酷的。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得不够，你要谅解。”临行前夜，父亲再次问母亲：“我说的你都记下了没有？”“全记下了，你放心！”他抱起6岁的我亲了亲说：“你是爸爸的好女儿。”这温柔而又用力的一抱，久久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母亲正要锁门出去送别父亲，杨森叔叔来了，他与父亲并肩战斗多年，在“肃反”中又与父亲一块儿坐过牢。那时他也要上前线，前来与母亲告别。母亲与杨森叔叔话别后，我们再去为父亲送行时，父亲已带队出发了。我和母亲呆呆地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上望着远方。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错过了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父亲东征指挥的部队，是从四个县集中起来的游击队，实际上只有1000多人，人少武器也少。但由于战士英勇，父亲对环境熟悉，打仗神出鬼没。从清涧到神府，部队节节胜利，使神府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3月31日，父亲率领红二十八军强渡黄河，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牵制了敌军，使我军能顺利北进和撤回陕北。4月14日，父亲在前线不幸牺牲。
　　1936年4月24日，是个梨花盛开的日子，瓦窑堡南门外的山坡上，红军部队两三千人参加了父亲的葬礼。那天，满园子的梨花开着，洁白一片，好像在替父亲戴孝。
　　父亲去世后一个多月——193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父亲的出生地——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不久，我们母女随中央机关离开瓦窑堡到志丹县。军委给母亲一匹马，还派了一个同志一路上照顾我们，临行前，母亲买了一些纸和烟到父亲墓前祭奠，她一边烧纸、烟，一边哭着说：“老刘，你放心吧，我会抚养孩子成人，继承你的遗志，我要像你一样做个诚实的共产党员。”
　　（选自《我的父辈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孙佳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