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期，台湾开放“党禁”、“报禁”，人们写文章也不再有政治顾忌，许多老记者回首前尘往事时，吐露真情，中肯而客观。其中，曾于1947年4月被派去延安采访的前《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如实地回忆了四十年前的延安之行，他在文中写道：“中外记者数十人专程赶往延安，亟欲探明国军光复共都究竟，但统率西北的胡宗南将军只是客气地请大家吃一顿，终席之间却是沉默以对……发现这个名声极大而神秘性更高的城市已是人去楼空，既无可访之人，亦乏可述之事。才住了两天，大家便觉得无聊空虚。”
　　国共陕北战争固有文献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约一年间占领延安，这是中共党史和国共内战中一段特殊的史实。中国大陆记载这段史实的文献，多半集中在军事战场上，尤其是毛泽东非凡的胆识，仅依靠小股的兵力保护，在陕北与胡宗南大军周旋，同时指挥全国战局，最后弄得胡部损兵折将，精疲力竭后，弃甲而去。关于这一段作战经历，过去的谜底不仅早已揭露，甚至是一清二楚。至于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情形，一般引述最多的是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人熊向晖的文章，1991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文《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熊氏于1936年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奉周恩来之命打入胡宗南部工作，后来成为胡的机要秘书，在国共陕北战争中，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熊的文章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在于他透露胡宗南为了假造战果，安排一批手下官兵假扮共军战俘，包括让一名国军军官假扮被俘的共军旅长，模拟共产党的硬汉作风，提供中外记者采访。此事颇具戏剧性，成为笑料，因此多年来不断被摘录引用。
　　除了军事文献和熊文之外，好像鲜有别的关于胡宗南进入延安的记载。其实不然，当年国民政府国防部曾安排一批中外记者搭乘专机飞往延安采访。除了国民党党政系统的报刊之外，也包括立场较自由的《大公报》，因此有关延安之行的文章，当时曾大量出现在全国主要报刊上。笔者试从当年有代表性的文章中重现历史场景，同时考虑当时的时空环境，辅以今天已经确认的史料，对这段特殊的史实整理出一些大概的眉目。
　　南京国防部的采访安排
　　1947年4月3日早晨，中外记者团五十五人搭乘三架空运大队的运输机，由南京飞西安。休息一晚后，隔日再飞延安。这个团由南京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卿汝楫率领，计有外籍记者七名、女记者二人，报馆通讯社三十九家，包括《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新民报》记者宋凯沙、《和平日报》记者谢蔚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潘启元、上海《申报》记者俞振基、上海《大晚报》记者邹启元、《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等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则以中央社记者的名义一道前来。
　　刚进《中央日报》不久的龚选舞，年纪轻轻就被托付如此重要的采访任务，既光荣又兴奋。他后来写道：“三架飞机编了队一齐向西北飞行，起先我们还能欣赏到大地上片片初生的嫩绿，可是，一过了淮河，映在眼前的便是无边无垠的黄土。一向，国人每以淮河分南北，从机上俯瞰，颜色可不就是最好的分野……从窗口下望，只看见无边无际的一片土黄颜色，既无青山，也无绿草，唯一与大漠有异的是，在一片黄土中偶尔还有些疏疏落落的小村落。飞机在一片黄土的机场上依次下降，在滚滚黄沙阵里大家虽然难以见面，但彼此都知道早已变成一个个地道的黄人——自顶至踵，尽沾沙尘，须眉以上，平添淡褐。”在飞机场迎接记者团的有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长官部(胡宗南部)政治部主任顾希平、副主任王超凡，西安警备副司令赵才标，肤施县长白崇熙。他们在机场举行一场阅兵仪式，然后记者们分乘六辆大型美军吉普车南下，首先前往边区政府大礼堂，听取参谋长盛文的战情简报。由胡宗南部所安排的光复延安的全国新闻宣传活动就此正式展开。
　　胡宗南攻打延安的前后
　　这里，我们仍需稍微回顾一下历史背景。胡宗南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参加东征、北伐、中原大战等役，对蒋介石赤胆忠心，其所率为第一师，无论人员和装备均为各部之最。胡与许多第一代共产党人既是同窗，也是老对手。第五次“围剿”中，第一师由广元追击红军至松潘，苦战九个月。松潘一役，胡部占了优势，从此军事上对共产党抱有一定的自信心。抗战期间，胡宗南坐镇西安，所部已扩充至第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等三个集团军，主要任务是在西安侧翼牵制日军，同时监控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动向。
　　抗战胜利后，国共军事冲突不断，尤其在鲁南、皖北、东北等地，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不过形式上双方仍维持谈判的局面，尤其希望通过制宪程序达成政治上的整合，以呼应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因此，尽管西安与延安近在咫尺，这段期间国民党并无攻占陕北的作战计划。
　　1947年1月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失败离华，3月7日，中共南京、上海办事处及《新华日报》人员董必武、钱之光、童小鹏、王炳南、梅益等七十四人分乘美军四架飞机返回延安，标志着自西安事变之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走进了历史。此时，国民党在战场上已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战局进入僵持阶段。所以，国民党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胜利来振奋军心，安定政局，进攻延安遂成为必然的考虑。事实上，在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前夕，2月28日，蒋介石即密召胡宗南及胡部参谋长盛文来南京，询问其陕北作战是否有把握。胡做了战情报告，列举国共双方兵力对比，答以极有把握。3月1日，胡在国防部提出攻略延安方案，获蒋同意，决定10日开始行动，后来考虑到需等待美军观察组离开延安，延至14日才进击。熊向晖将胡的完整作战计划，及时通过渠道转给了延安总部。因此，几乎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就制定了相应的陕北作战计划，其核心包括命令王震率两个旅由晋绥西渡黄河，守卫边区南线的新四旅、三五八旅则由淳化、合水一线回延安。3月8日，延安新市场举行了万人大会，誓言保卫延安。共军将主力置于延安南部，力图延缓国军的攻势，为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争取足够的时间。中共新编西北野战军包括六个旅，兵力约两万六千人，与胡宗南部兵力十分悬殊，这也是胡宗南胸有成竹的主要原因。对延安的围攻，胡宗南部署了整编第一军在宜川、整编第二十九军在西安，西北的马家军亦由甘肃东路合击”总共六个整编师近二十万人，由三路进攻。由于共军避免决战，其间国共两军仅有几次小规模的遭遇战。18日，毛泽东、周恩来撤出延安，次日，国军就进入了延安市区。胡手下的两位大将董钊和刘戡所率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主力并未停留延安，而是尾随共军，寻求决战。3月25日，共军集结六个旅的兵力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伏击国军第三十一旅，全歼其部，旅长李纪云被俘。次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仍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战局。刘少奇和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村，落实中央决议的工作。
　　表面风光下的真相
　　以上便是胡宗南进入延安前后国共对峙的大致情形。撤退者留下一些机器设备和战略物资，反映其走得匆忙，但比起当年撤出江西瑞金时的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军距离真正的胜利甚远，然而胡宗南发出的战报却极其夸大，称：“伤毙匪教导旅旅长、参谋长、团长、大队长等官兵16，606名，俘获伪官559员、兵9，625名，掳获轻机枪30挺、步枪243枝、手枪5枝、掷弹筒29具。”中央社根据胡部的战报发出消息，立刻轰动全国。一般人不明真实情况，认为中原、华北、东北战事拖延，共军日趋壮大，延安为共军总部，必有重兵驻守，怎么十天就被胡部攻下?惊讶之余，也得到胡宗南大军确实能征善战的印象。其实，部队打仗夸大战果以激励人心，并不足为奇。问题是，胡宗南跟蒋介石也如是报告，实际上是欺瞒上级，误导判断，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作为蒋的头号门生尚且如此，其他文武官员更可想象，这也反映了南京官场之虚骄浮夸，脱离现实。蒋介石随即电胡宗南：“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未几，国民政府公布奖叙名单，胡宗南以下均获晋升颁奖。
　　正是顶着这种表面的风光，胡宗南安排了中外记者团来访，期待扩大宣传。这种宣传自然有一时的作用，它不仅能制造国民政府掌握大局的印象，也能对未能及时掌握情况的各地共产党组织和军队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而且，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陕北的工作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意指过去共产党利用延安做反国民党的宣传，现在国民党也要利用延安做反共产党的宣传。这意味着，国民党也要加强延安的政治与经济的建设，争取地方人心，作为国民党的样板。问题是，共产党在延安苦心经营了十三年，胡宗南来延安才短短几天，就要展现重大成果，唯一的方法就是大方撒钱甚至到处做假。在物资紧张的战争年代，这种做法又能维持多久呢?
　　记者们内心的疑团
　　这正是中外记者团踏足延安时所面临的基本情况。大抵上，招待人员说什么，记者们就写什么。而满腔党国赤忱、负有重大宣传任务的龚选舞，对政工人员所说的一切，更是深信不疑，不过当眼前所见与宣传相距太远时，仍不免一丝迷惑。龚选舞说：“当我正全神贯注聆听、埋头奋笔直书之际，平常带领我从事采访工作的《申报》的俞振基大哥却从旁轻声告诉我：‘在战地，要多用你的眼睛去看，不止尽是听人说话。’‘看这些眼前实物，军方说这儿曾剧战，你可在原野上看到炮坑，在建筑上目睹弹痕?’听他的话，我留心地四下观察，果然不曾看见什么剧战的痕迹。……我们参观的是胡总部收缴共军武器的展览。事先，我们认为在一次俘获万人的大胜后，收缴的武器必然大有可观，甚至可能包括共军兵卒撤离时不及携走的一些重兵器。……多年后，据带了一个残破兵团在四川降共的胡宗南将军的副手裴昌会(笔者按，原为胡部延安前进指挥所主任)说，那是一次为了应付中外记者参观而临时部署的战利品展览，不少展品还是来自他处。”
　　胡部政治部为中外记者们安排的行程大抵如下：
　　4月4日：上午飞抵延安，下榻边区政府招待所，盛文参谋长简报，下午参观枣园、中央大礼堂、杨家岭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居所、中共党校、凤凰山麓。
　　4月5日：早上升旗典礼，参观“共军战利品”陈列，采访“共军战俘”，下午自由采访，晚上胡宗南将军邀宴。
　　4月6日：上午民众大会，中午发放延安百姓每人两万元救济金，下午自由采访。
　　4月7日：上午原拟飞离延安，因雨待在室内打牌聊天。
　　4月8日：上午飞离延安。
　　《大公报》记者周榆瑞的专访
　　整个行程实际上只有短短的三天，记者的报道也都集中于上述的内容。不过，在进入其中细节之前，应该先提到胡宗南此时的态度。所有记者都希望采访他，起码能听到胡宗南一些公开的谈话。然而根据龚选舞的描述，胡宗南只在5日晚宴上露个面，模仿他的校长向大家挥手，连声好好，随后便一直保持沉默，让记者团十分失望。尽管如此，胡宗南却主动约见了“中央社记者”沈昌焕与《大公报》记者周榆瑞。沈昌焕原本就是蒋介石秘书，找他来等于是向蒋传信，是必然之举。至于沈昌焕写的通讯稿，则满纸官样宣传，难窥真相。
　　唯《大公报》是有公信力的民间报纸，周榆瑞也是才华洋溢的资深记者，观察敏锐，文笔深刻。龚选舞形容他，面色红润、身材高大、举止潇洒，西文国学造诣皆高，堪称中国新闻界的奇才。周榆瑞搭乘胡宗南副官安排的吉普车，再走上一百多层的台阶到达边区银行最高一层房屋，胡宗南正在庭院中独自散步，两人寒暄几句，胡请他走进一间挂满军事地图的会客室。周榆瑞后来在《大公报》的专访文章里有如下记述：
　　“平汉线和徐州那一方面我不能判定；陕西境内的战事大约可于5月底结束。”胡将军以很肯定的语气答复我。
　　“中共现在的计划如何?”我紧接着又问。
　　胡将军端起红茶呷了一口，然后睞了一下眼睛，说道：“中共现在退守他们的第三根据地绥德，那个地方比延安富足得多。当然，他们是不肯离开陕北的!”
　　没等我再问，他继续谈到他在陕北的工作原则；他不慌不忙地说道：“我现在有两个办法：一、大胆释放俘虏，并且发给他们路单和旅费。共军的军需卫生人员被我们俘获时，几乎都是立刻把他们放走的。这样可以使中共说我们杀害俘虏的宣传不攻自破。二、大胆任用土共；陕北本地的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的。而且，他们在本地是有领导作用的。”说到这里，他稍微停了片刻，接着又说下去：
　　“依照我的计划，将来要选择他们之中的开明贤达分子，让他们当县长或其他地方行政人员。我相信绥德和清涧一定都有优秀人物的；可惜高岗到东北去了，如果他在此地，是可用的人材。”
　　刚好昨天午夜国军攻下了瓦窑堡，胡将军起身走到地图旁边，手指着上面说：“瓦窑堡是可以控制绥德的。”说完这句话，他又把话锋转了：“刚才我所说的两个原则实行起来是很有成效的，同时也有配合的条件。我们现在最着重如何收拾人心，给予人民工作和衣食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我们已有对待的办法。”
　　满脸露着笑容，他提高了他的声调，接着往下说：
　　“在延川干谷镇永平镇这一带我们获得了四百万担共产党没有搬走的粮食，所以粮食不成问题。还有，他们没把壮丁拉走，到处皆是。这些壮丁暗中帮国军的忙；例如军用电话线没有被剪断过，伤病兵从前方退下来也没有被杀害。这些事实证明了上述的两方略是可以实施的。”
　　“至于我们的士兵，他们都明了只要共产党能参加政府，就可以了事。事实上，此地的老百姓都是八路军。粮食、枪械、骡马和壮丁都是共产党的生命。而且来归的壮丁中一定还有从前他们的干部，不去说破它就等于招抚八路军。”胡将军放出了爽朗的笑声，从笑声我领会到他心中的得意。
　　胡宗南的轻敌意识
　　周榆瑞对胡宗南的采访记虽然写得不长，但很能反映当时胡宗南的处境和想法，尤其是他准备在陕北施展的政治手腕。他很清楚，陕北战事胜负的关键就是政治，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用的其实是中国人的老办法，尽量启用本地人管本地事，过去的事既往不咎。不过胡宗南的想法过于简单，施惠确实能短暂地缓和社会矛盾，但不足以使百姓和执政者建立一体感，后者需要经过一段共同奋斗的历程。执政者带领百姓一起吃苦，冲破难关，共创美好家园，如此才能真正凝聚彼此的心。胡宗南与陕北百姓无此渊源，更何况他能布施的恩惠并非无限的，所谓粮食不缺并非事实。出于政治考虑，陕北人民一年不收田赋，胡部粮草和地方政府给养都要由南京中央供应，然而华北、东北战事消耗巨大，中央并不宽裕。陕北军队供需庞大，另外还要对百姓撒钱施恩，战事一旦拖延，胡部很快就会捉襟见肘。
　　胡宗南部队进入延安不过一周时间，一个担任侧翼掩护的旅，就在青化砭被歼。他所说的占领瓦窑堡，不过是共军主动撤离，为进行运动战所做的迂回，因为不过大约一周后，胡部一三五旅又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被共军主力围歼。到了5月4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整编一六七旅在蟠龙镇被歼。共军利用国军追击求胜的心理，不断集中力量围歼其一部，积小胜为大胜。共军只有在充分掌握国军的情报，而国军却对共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才能办得到。胡宗南显然轻估陕北的政治情势，他所谓陕西境内的战事5月底结束，应是他真实的评估，也是他十三年前在第五次“围剿”中建立的自信，然而如今时空已有根本的不同，胡宗南的自信导致了致命的轻敌意识。他虽然也知道共产党不好对付，但绝没有料到对方决心在陕北跟他缠斗，用人民战争的方式一步步消耗他的力量，嘲弄他，最后将他彻底击倒。
　　延安百姓的表与里
　　至于人民群众在这场战争中的根本作用，周榆瑞在另一篇延安行的文章里则有清醒的认识。这位敏锐的记者总是在努力透过表面现象，去挖掘真相。采访行程中有一个民众大会，由绥靖区难民急赈总部派人发放救济金，每人可领取两万元。中午左右，县府广场聚集了两千多男女老幼，先是安排共产党树的劳模张永泰、女参议员左淑秀站起来对共产党批评了一番。接着大家排队领救济金。周榆瑞写道：“我信步走到街心，眼看着每个人极忍耐地在灼热的太阳下等候，当四张崭新的五千元大钞递到他手中的时候，他擦一下头上的汗，笑了，笑得有点迷惑。”
　　这正是纯朴陕北农民的典型反应，有钱领自然开心，但他们不太清楚为什么国军要发钱给他们。周榆瑞无法满足于这种制式的采访行程，急欲了解延安百姓真正的感受，他到街上四处采访，后来写下的《延安人的话》即使今天读来，仍然值得品味：
　　延安虽然是中共十三年的根据地，但是当他们撤退得只剩下空房子和家具器材的时候，只有逐渐回来的老百姓才是记者们寻求真实的对象。因此，我们纷纷地在街头上，在店铺里，在山坳，找老百姓和我们谈话。
　　起先他们对于我们总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说话时多少有点拘束；他们把我们叫做“国军的记者”，以为我们是来“说服”他们的。随便问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对于中共的看法，他一定赶紧答道：“共产党不好得很，毛主席是坏人；蒋主席是好人，他给我们一个人两万元。”后来因为我们时常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又常常和他们说话，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缩短了。
　　大体上说，他们对于“八路军”的军纪都相当地赞扬；因为共军的部队全是自供自给，不打骂老百姓，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在政治方面，他们对于“斗争”和“清算”的办法是非常反对的。“这种办法只有流氓地痞才能得到好处，不仅是地主，就是我们一般农民也是不赞成的。”一位六十来岁的庄稼人向我表示他的意见。他和其他的人们一样，很直觉地说出他所认为的“是非”。
　　有几个人告诉我们说中共的医院是办得很好的，在从前，延安根本没有医药设备。“共产党的医院有外国医生，他替咱们老百姓治病打针不要钱，这是很好的。”他们都这样地说。还有，他们认为从前中共审判的方法是不错的，有理没理都可以弄得清白。对于开会，他们都十分地反对，他们认为从老远的地方跑来，听中共干部人员说一大套他们不大懂的话，又费时间，又没有意思。
　　赵成业是我所接触的老百姓中最肯说话的一个人，他大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他最先在北门外种地，后来又开了一爿小店。当他看见投诚的韩继恩(笔者按，此人物本文稍后说明)正在会议厅中向许多的同业陈述毛泽东与陈绍禹的冲突时，他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我便问他认识不认识韩，想从他的口中听到关于这位“科长”的一些故事。
　　“延安人哪一个不认识韩科长?我们从前怕他，现在还是一样的害怕。他最贪污，到处问人家借钱不还；而且他还吸鸦片烟，他的老婆也是强娶过来的。”赵老头这样地告诉我。
　　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他甘心情愿替共产党做情报，常常派人到我们的门外偷听我们私下的谈话。”听了他的话之后，我不免看了韩继恩一眼；一个朴实农民的叙述简直把他的脸谱给勾出来了。
　　……
　　他对于共军的军纪也称赞了一番；此外，在他的心目中，医院和学校都办得很不错。“看病和娃娃们读书都不要钱的。”他对我说。
　　卖香烟的一些老百姓告我们说，他们的香烟是国军发给他们售卖的，并不需要先付批货的钱，等将来卖完香烟后再算账。我觉得这确实可以帮助他们解救目前的窘迫，再过些时候复业救济一开始，希望可以解决大多数人民的问题。政府对于陕北一带人民的态度委实值得我们的赞扬；除掉发给救济金之外，还公告豁免本年度的田赋征实。本来，从任何观点来看，老百姓是没有罪过的。
　　后来，另一个的偶然机会使我遇见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他说这次战役中被国军俘获的多半是民兵，正规的“八路军”早已撤退了。“现在回来的老百姓虽然不少，假如没有集中训练的话，回来的人更要多。”他很坦白地告诉我。
　　问他对于内战的看法，这位青年农民以极坚决的口气答复我说：“再也不能够打仗了；内战不停止，倒霉遭殃的是我们老百姓!”在他洪亮的声音中，我恍惚听到了四亿五千万人民在做同样的呼唤!
　　人民心向中国共产党
　　从这些简单的叙述可以清楚看见，纯朴的百姓尽管讲话小心谨慎，但对于是非仍然有着直观的标准。他们批评“清算”、“斗争”的方式，不喜欢老是被叫去开会，抱怨自己被监视，对少数狗腿式的人物更是厌恶。不过，根本上，他们非常推崇八路军，觉得共产党公平公正，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只是他们对“国军的记者”吐露真心话时，表现得比较含蓄。《大公报》敢于发表这些言论，不负其在新闻界的盛名与口碑。另一方面，如果谈到争取民心，胡宗南不一定没机会，但他时间太短，不可能取代共产党与延安人民长期培养的情感，更何况此刻征战陕北的共军青年，多半还是延安人民自己家中的子弟，人心向着谁?答案不问自明。
　　这也是毛泽东敢在陕北与胡宗南大军缠斗的重要原因，共产党所拥有的不仅是那近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而且是整个陕北的政治与经济生态。放胡宗南进来，等于是放一头猛兽进入一张结得扎实严密的巨网。这也是中共进入延安后，修正过去在苏区的做法，埋头建设后的总检验。这种检验对于共产党的壮大深具意义。延安建设有别于早年的苏区，区别在于改变了在苏区实行的极左的政治与经济政策。苏区所在的华南农村，以氏族为基本社会组织，地主和佃农常为同一家族的成员，用暴力方式杀害地主会激起氏族本能的反抗，一旦富农甚至中农也被划到地主这一边，氏族的对立性更强，即使取得土地的佃农也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中，以致红军突围时因民众后援不足而损失惨重。
　　到了陕北，中共以灵活务实的做法，来处理土改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取消苏维埃，改为边区政府，实际上等于有了更大的政治团结空间。传统地方土绅、商贾、知识分子等，许多人被推选为参议员，而且经过一定的民主投票形式。虽然这跟现代意义的民主不一样，但对共产党团结地方人士，建立开明形象裨益良多。至于分田政策，基本上不杀地主，只以清算斗争的方式强迫其分田，对于富农，甚至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授予“劳动英雄”的荣衔，以有效地刺激生产，在繁荣农村经济的同时，也凝聚了人心。毛泽东再三称赞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富农典型吴满有，就是明证。
　　边区转为强大的战争机器
　　在生产方面讲求实效之外，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抗战八年中，中共透过“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以及各种大大小小政治集会，已经将延安地区建设成政治、军事、社会、生产紧密相连的复合体，一旦动员起来，能立刻成为强大的战争机器。在这个机器中，军队的兵源、补给、情报构成一相互支持的完整体系，进退灵活，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一般读过熊向晖回忆文章的人都知道，胡宗南军部用自己人假冒被俘的共军旅长，其实当时开放给中外记者团采访的所谓重要共军战俘有三位，其中那位“旅长”陈国栋已证实是国军自己假扮的，另一位“团司令员”吴守先，国共两方面都无史料记载，因此国军自己假扮的几率也很大。不过，最后一位被称为延安“公安局科长”的韩继恩，的确是延安人都知道的，而且在延安地方史料中也能找到韩继恩这个名字。根据周榆瑞的描述，主动来归的韩继恩自告奋勇，跟记者团批评起共产党来滔滔不绝。韩继恩的表现正是胡宗南所谓“陕北本地的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的例证。如前所述，虽然陕北民众也有抱怨，但他们分得田地，医疗免费，儿童就学免费，治安良好，儿子参加八路军，这些根本的情况决定了他们对共产党的归属感。根据史料，胡宗南大军最少有两次与毛泽东的队伍只隔了一个山头，却还是找不到对方，与其像共产党嘲笑胡宗南是“饭桶”，毋宁说陕北的政治、军事、地理形态导致了这个结果。
　　中国各边区的强大组织高举革命旗帜向全国进军，几乎无坚不摧。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这种组织严密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的复合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传统形态松散的社会无力阻挡。通过革命胜利，这种组织无论政治道德和组织形态，都会大大提高和强化，不仅有效解决了作为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生存问题，也解决了百年来一般中国人迫切需要的秩序、安全与尊严的问题。不过，在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和平建设时期，这种组织也会显露弱点，但，这已是后话。
　　延安历史影像的珍贵价值
　　无论如何，在延安采访的中外记者团，不可能意识到中国历史正面临如此巨大的变动；相反地，这些过惯南京、上海热闹都市日子的记者，在无新闻可采访时，对于延安单一的景色和生活，开始不适应。4月7日，原本记者团依照行程搭机离开延安，不料却碰到一场春雨，走不了。龚选舞写道：“下雨天被困在屋里已经叫人气闷，连绵大雨中局处在窑洞的陋室里更令人有寂寥空落之感。……为了打发时间，外国记者们围着几张桌子，打他们的桥牌，中国同业找不到麻将，只好三五成群，天南地北地闲聊。‘这鬼地方，我们才住了几天便觉难受，也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他们有耐性，一住下来便是十年。’一位同业找出这么一个话的题目。‘而今，一有地方跑，他们不也自动自发地走了。’另一个同业开玩笑以应。可是，毛泽东他们又跑到哪里去了呢?问军方，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只说刘戡、董钊两个大兵团都分别出去追剿了……”
　　8日天空放晴，记者们终于可以成行，周榆瑞留下陕北行的结尾是：
　　七日的清晨一睁开两眼就在院子里跑，看到满地阳光的时候简直从心里笑出来。大家匆匆地吃完饭，迫不及待地分乘着六辆汽车赶到飞机场去。明明知道飞机不会这么早来，但是总觉得非在飞机场上等着不可。飞机终于来了，我们鱼贯地爬上飞机，十分钟后，我们已经高高的在天空上了。当我们的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一周的时候，我禁不住又俯视我们这三天中留下无数脚印的小城。对于那些善良的灵魂和那些纯朴诚恳的脸孔，不期而然的起了依恋的情绪。
　　只有短短三天的行程，那些带着宣传目的，又只能看表面的中外记者团的报道有价值吗?当然有，因为那毕竟是第一手的资料。今天，我们已经有许多公开的史料，可以做各种公正的探讨，可是属于感性层面的细节，只能从当年的临场记载中去印证。这将使得我们的历史认识有更宽阔的胸怀，更成熟的智慧。
　　此外，中外记者团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他们拍摄了许多延安市井生活的画面，原来拍摄延安最著名的是摄影家吴印咸。不过他拍的主要是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的照片，延安市井生活照片几乎没有。如今，我们所看见延安建筑和市坊的老照片都相当陈旧模糊。这里刊出中外记者团留下的延安市街和百姓生活的一系列照片，绝大多数都是隔了六十年才第一次问世，在中国影像史上无疑具有珍贵的价值与意义。
　　当年记者团主要成员，1949年后各奔东西。龚选舞随《中央日报》迁到台湾，担任过采访组主任、副总编辑、驻欧洲及驻美国特派员，1980年代末退休后留在美国自由撰稿，著有《国共战争见闻录》。至于周榆瑞，国共内战时期以“宋乔”为笔名，出版《侍卫官杂记》，揭露蒋家内幕，一时洛阳纸贵。周生性自由不拘，在南京经常跑梅园，与中共领袖熟识，对共产党语多欣赏，引起国民党高层极度不快。1949年后，周榆瑞留在大陆，很快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不过却在1957年获准出国。周到香港后，通过新闻界旧识希望到台湾，却遭国民党严拒，后来他转往英国，潦倒无依，终老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