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关、学校的生产劳动
　　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进行的。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号召机关、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张闻天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做“劳动的先锋”。李富春提出机关、学校生产的种类“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的原则。他们的生产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总的说，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热潮，取得了一定成绩。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困难形势迫使机关、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为了自己动手，共渡难关，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比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组织领导。同时，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主，转到以工商业为主。虽然由于缺乏经验，经过了艰难的探索历程，但是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1941年，后勤机关学校种菜地1801亩，收获各种蔬菜87.9万斤，做到自给蔬菜4个月。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收获各种蔬菜71.5万斤，自给5个月。边区中央局140人，种菜收获2.8万斤，自给达到9个月。1942年，中直、军直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厅合办两个农场，共派10个管理人员与2户移民伙种，共收入约25万元。中央各机关学校，配备种菜人员40名，在388亩川地，1941亩山地上种菜，收获各种蔬菜74.5万斤，平均自给蔬菜5个月。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蔬菜自给在600万元以上。此外，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的成绩。“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约值35万元。”“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1942年至10月止，平均每月养猪265头，10个月共赚23330余斤大秤的猪肉。合边钞70万元。”“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价值当在400万元以上”。①总之，这一阶段边区机关学校的工商业经营是有成绩的，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约达5000万元。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务的阶段。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1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里达到丰衣足食。在“丰衣”方面，除管理局规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给标准外，各机关、学校要在自己生产中解决一双草鞋，多发1条手巾，多补充1套衬衣；办不到的，至少要补充1件背心，1条短裤，同时靠个人劳动，每人自己要织1件毛衣以至1条毛裤。在“足食”方面，主要是改善伙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5斤肉外，各机关、学校自己要解决1.5斤肉，保证每人每天1斤蔬菜、6钱到7钱油。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必须的学习用具，建立俱乐部。生产劳动成绩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不仅制定政策，正确领导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而且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躬行，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毛泽东于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其不要劳动啦。毛泽东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年近花甲的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生产劳动的模范。他和自己的特务组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植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他坚持早晚精管细作。蔬菜长势与收成良好。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都亲自动手开荒种地。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还集资(毛泽东也出了一份)，在杨家岭沟口开设了一个合作社，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边区政府的各主要领导人也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又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林伯渠主席还专门订有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贴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随时接受群众监督检查自己的落实情况。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积极参加。比赛结果，任弼时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给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与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带动下，边区各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仅以一些学校的生产劳动概况就可以略见一斑。
　　党中央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一下达，延安各大中学校纷纷召开生产劳动动员会，组织师生展开讨论，想办法，提建议，为完成本学校生产任务出谋划策。比如，鲁迅艺术学院于1939年2月25日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训育处长徐一新报告生产运动的意义和总生产运动委员会给予的任务。2月9日，抗日军政大学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生产运动动员大会，成立由罗瑞卿、许光达、张际春等11人为委员的全校总生产委员会。延安大学也于1943年1月1日举行生产运动动员大会，副校长赵毅敏向全校师生作动员报告，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和响应。会后，学生们分组展开热烈讨论，不少系、班主动要求全体学生进驻农场，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法学院有40％以上的师生，请求专门从事生产劳动；教职员中，不少人志愿到农场担任文化教员或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还有许多师生积极提供饲养计划、自愿贡献生产技术，或无偿捐献生产工具等等。各种先进模范事迹在师生中层出不穷，呈现了一派生动感人的大生产运动景象。
　　为了加强对师生生产劳动的领导与管理，不少学校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定本学校年度生产劳动计划，以保证大生产运动有领导、有计划的顺利进行。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生产委员会，徐一新任主任，钟光为副主任。下设宣传教育部、粮食管理部、牲畜农具部、肥料部、合作社部。并通过生产计划，1939年全校担负生产细粮30石，蔬菜达到自给，年产约7.3万斤。延安大学生产委员会，下设农业科、工业科、畜牧科和商运科，并在会计室下设储蓄部，吸收闲散资金，增加生产投入。农业科下设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开办农场和菜园。工业科下设工业合作社，主要举办缝衣、制鞋、牙刷、焊工、木工、纺织等工厂。畜牧科组织学生养猪、养鸡、养鸭等。商运科则组织运输队，开展为盐业公司驮盐、到定边、陇东经商等业务。生产委员会确定延安大学1943年的生产任务是：1943年5月到1944年4月，生产蔬菜32.85万斤，达到自给；粮食1.62万斤，每人每月2斤肉，逢年逢节还要增加肉；衬衣900套，鞋900双；其余费用由政府补贴和学校资助。
　　广大青年学生除了参加本校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生产劳动外，还开展多种个体生产活动。主要形式有：个人生产、小组生产、以班为单位生产等等。各学校生产委员会对学生们的个体生产甚为重视和关照。只要他们的个体生产不违背政府法令，不妨碍集体生产，不影响学习，就给予尽可能的帮助和支持。有的学校划给土地、发给工具、卖给种子；有的代销生产成品；还有的发给学生工钱。这样，学生们就纷纷利用节假日或课余时间，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进行生产劳动，不仅保证了个体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改善了学生个人和小集体的生活。
　　在生产劳动中，广大师生表现出了无限的劳动热忱和极大的创造精神。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师生，于1939年3月20日至4月25日掀起一次突击生产高潮。在一个多月的开荒春播劳动中，从校首长到教职员工，从行政管理人员到炊事员、勤务员，男女老少荷镢扛锹向荒山野岭进军。有的大队干脆在山上安营扎寨，边开荒边上课。许多干部白天生产，夜晚办公。有些红军老干部负过伤，身有残疾，仍然带头劳动，作出表率。很多知识分子过去从没握过锄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都争先恐后的挥镢扬锹，手上打了血泡，脚板被镢锹砸伤，仍然咬牙坚持劳动。女学员个个好强，不惜起早贪黑，也要补上头天没干完的活。替换炊事员的女学员，送开水上山，肩膀压肿了，就用手套、破棉絮，甚至绣花枕头垫在肩上。一些有技术的同志，白天开荒，晚上还加班制作和修理工具。劳动热情十分感人，就连毛泽东也称赞说：目前讲起来，延安生产运动，第一是抗大。1943年，抗大总校返回陕北后，就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由于绥德、米脂一带人口比较稠密，抗大就本着不与民争利的方针，一是把学员拉到偏远的山沟开荒种地；二是打“麻雀战”，在驻地周围五里之内到处寻找零星土地，大的几方丈，小的几方尺，三棵白菜，两棵南瓜，见缝插针。这样做，既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又密切了军民关系。延安大学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推动了生产劳动活动迅速开展。他们在开荒比赛中，不仅提出快、深、细的标准，要求做到一镢下去8寸深，草根翻身不打埋伏，土块均匀平整；而且要求参赛者在开荒中，应主动补空子，挖道去石头，帮助别人。即便条件如此严格，可同学们仍踊跃参加，争先恐后，手打血泡也从不叫苦，创造出一天开荒1亩2分的高记录。在开荒同学的影响和带动下，延大从事其他行业生产劳动的学生们也不甘落后，纷纷出主意、想办法，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们的生产热情甚为高涨。文学部教师何其芳等同志自愿超过免除一半劳动任务的规定，订出了完成200％的生产计划。戏剧部组织的木工小组制造出纺车10多架。美术部木工小组向农业小组挑战，要完成原定任务的300％。美术系女同志组织的“马杏儿织毛小组”成立后，有两个“马丕恩小组”向其应战。制牙刷小组4个月内制出500只牙刷。做鞋小组4个月出鞋300双。织布小组提出“不浪费一寸线”的口号。个人生产方面也样样俱全，应有尽有，诸如修理口琴、钟表、削竹针、焊壶、磨剪刀、裁制衣服等等。
　　延安广大师生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之果实。鲁艺1939年开荒地433亩，1940年开荒地616亩，实现蔬菜完全自给。延大1943年开荒地700亩，收获粮食50石，值3.25万元。收获各种蔬菜42.41万斤，不但实现了全年自给任务，而且超额8000斤。工商等行业也都盈得不少利润，补充和资助了学校的各项费用支出。抗大总、分校1944年共开荒地近2万亩，其中，在“豹子川”的第七分校就开荒山地10777亩，水稻田324亩，收获粮食5650石，足供全校师生半年口粮。各单位还开豆腐坊、逢衣厂、酒精厂、铁木工厂、印刷厂、商店货栈，挖小煤井等。全校养猪1300多头，羊1100余只，牛100多头。其中第一大队第六队达到了4人1头猪，3人1只养，10人1头牛，人均1只鸡，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同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还在生产劳动中磨练了意志，砺炼了生命，由一般的追求光明和进步，情感脆弱、身体虚弱的爱国者，变成了意志坚强、身体健壮、不畏任何困难的无产阶级英勇战士和革命的脊梁。
　　(二)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留守部队的指战员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屯田”号召，提出“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分别到南泥湾、槐树庄、张村驿、大风川、小风川、豹子湾等地军垦屯田，一面开荒生产，一面保卫边区。其中尤其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生产自给搞得最好，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
　　三五九旅原在晋西北抗日前线，为了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保卫中共中央，1939年10月，中央军委把其调回陕北。适值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兴起之际，朱德总司令为给部队选择一个理想的“屯田”及防务区，两次专门赴南泥湾勘探考察，在有了肯定的结论之后，征求三五九旅王震旅长的意见时说：“现有一片肥土，就是南泥湾一带，你们要不要?不过开垦起来难度较大。”王震当即表示：“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它!”南泥湾，方圆约100平方公里，地处延安东南90华里的黄龙山，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这里，百年前曾是个人口密集、有山有水、树木茂盛的地方。清同治年间，清朝政府派重兵在这里血腥镇压了回民起义，从此便成为草木丛生、荆棘遍野、鸟兽纵横的荒凉地区了。但是这里不仅军事地位重要，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而且地广人稀，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是一个极好的屯田区域。于是1941年3月，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志，唱着“开荒好似上火线，要使陕北出江南”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
　　初进南泥湾的战士们面对的是乱木杂草丛生，山禽野兽成群的荒凉世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战斗口号，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去克服所有困难。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窝棚、挖窑洞，甚至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来解决。开荒没有工具，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制造。夏天没有衣服，就光着肩膀开荒干活。冬天被褥单薄，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学习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
　　三五九旅的将士们不仅战胜了上述各种困难，而且一开始就抓住开荒生产这个中心不放。从旅到团都制定了生产计划，规定了生产任务，上至旅长，下到马、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创办了“新中国”的大农场。王震旅长身先士卒，和战士一起开荒，双手打满血泡。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把团部搬到山顶上，架上电话，白天劳动，晚上办公。一次他患了重病。大家劝他下山休息，他却说：“不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开荒任务，我宁死也不离开山头”。政委左齐在抗日战场上失去了左臂，不能拿镢头，就给战士做饭，烧开水，并挑送上山。在干部的带动下，全旅出现了感人的忘我劳动场面。天未亮，许多战士就上山开荒，天漆黑了，还不肯收工下山，领导不得不定出中外罕见的劳动纪律，即“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在一次有175名突击手参加的开发荒竞赛中，七一八团的班长李位，创造了日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不久，七一九团的刘顺义又以4亩1分的记录超过李位，而尹光普又以4亩2分8的成绩超过了刘顺义。在指战员们的艰苦奋斗下，1941年，全旅就开荒地1.1万多亩，每人平均种植粮食蔬菜6亩。
　　1942年，广大指战员们总结了前一年生产的经验教训，置备了足够的农具，开荒2.5万亩，种粮食2万亩，开垦水田，试种水稻获得成功，种菜5000亩。此外还种植了旱烟、胡麻等经济作物，做到了粮食自给3个月和蔬菜全部自给，也解决了战士打草鞋用麻绳和吸烟的需要。战士们还利用当地草木旺盛的条件，各单位分工养牛、羊、鸡、鸭、猪、兔等家畜家禽，保证了每人每月吃3斤肉。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挖出一排排窑洞，建起一幢幢新房，兴建纺织、木工、造纸、制鞋、肥皂等工厂，开办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店等。原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三五九旅战士们一年多的建设面貌为之一新。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邀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看到南泥湾的巨大变化，兴奋地赋诗《游南泥湾》，他写道：“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薰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1943年至1944年，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再接再厉，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浪潮，从临镇到九龙泉，长50余公里，宽10多公里的地区，满山遍野都是开荒种地的人群，1943年全旅种植面积达10万亩，收获细粮1.2万石，洋芋、南瓜等折合粮食(3斤折粮1斤)3000石，共1.5万石；蔬菜收获590多万斤，粮食蔬菜完全做到自给。全旅共养猪4200多头，牛820余头，羊7800余只，达到王震旅长提出的“2人1猪、1人1羊，10人1牛的指标”。1944年，开荒种地26万多亩，产粮3.5万石，收棉花5000斤，实现了年初给每人下达的生产粮食6石1斗，一人一只羊，二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的计划。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交纳公粮1万石。可以说达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使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10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视察南泥湾，他们走遍了陶宝峪、杨湾和九龙泉等地。毛泽东看到三五九旅指战员个个红光满面，看到他们种的庄稼长得好，风趣地对战士们讲：“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制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总之，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生产自给的成绩受到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评价。1942年边区高干会议奖给三五九旅一面写着“发展经济的前锋”的锦旗。毛泽东亲笔为三五九旅四位干部题词，给旅长兼政委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供给部长何维忠的题词是：“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给供给部政委罗章的题词是：“以身作则”、给某团原政委晏福生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屯田政策”。1943年12月16日，朱德总司令在边区劳动大会上也肯定了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的重大成绩。在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这面旗帜的鼓舞下，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对党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工农群众的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地区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区，所以人民群众的大生产运动首先以发展农业为重，在农村就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依靠农民支持革命战争。而当时边区的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租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即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因此，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要求边区各县大力开展互助合作，促进农业生产。毛泽东1943年11月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也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用协作互助的劳动方式开展生产建设。边区各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等劳动互助组织。这种互助组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旧社会“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却“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当时边区农村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互助组织。如淳耀县白源村变工队，他们把三个自然村72家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组织起来，在全年各种生产活动上实行互助合作。他们按不同季节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各组既独立劳动，又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人员的积极性和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这个变工队代表了当时边区农村劳动互助合作发展的新方向。安塞县马家沟变工队，把全村14户15个全劳动力、10犋牛、10头驴组织为四个组，全年变工，没有牲畜的农户用人工变牛工。延安县吴家枣园变工队则组织全村22个劳动力主要进行开荒活动，同时又按劳动力强弱及相互关系分成3个小组，从开荒、锄草到秋收全年变工队不散。他们为当时组织半劳动力或牛犋还有困难的农村找到了一种互助合作的好形式。还有著名的同宜耀后殿子村的唐将班子(扎工队)。他们不仅取消包工头抽空头、扣工人工钱及高价出赁工具等一系列旧办法，而且废除了包工头压迫工人和一系列封建迷信习惯，代之以读报、教唱新秧歌、公开账目等文化娱乐活动和民主生活。参加这个扎工队的人数很快由10人增加到25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劳动力。他们成为全边区扎工队学习的榜样。
　　在倡导农民组织起来，互助生产的过程中，边区政府还广泛开展了向劳动英雄学习的生产竞赛运动。吴满有是当时涌现出的第一个著名的农业劳动英雄。他是早年从陕北横山县逃荒到延安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落户的。土地革命时期吴满有翻了身，分得了土地。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早起晚睡，辛勤劳作，多施肥，勤锄草，深耕土地，及时播种，每亩地平均比其他农民多收获粮食1／6。他带头缴公粮，出负担。他自己是抗属，却不但不要优待，而且出任优抗主任，优待其他抗属。他的事迹被《解放日报》记者莫艾报道后，引起极大反响。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号召农民中成千上万吴满有涌现出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他们“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向吴满有学习，抓紧雨后开荒播种的好机会，全力推动春耕运动，组织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产热情，创造更多的吴满有”。毛泽东对开展吴满有运动也非常重视，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他指出：“1943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劳动。”1943年8月，他在一份电报中又说：“吴满有方法就是劳动互助、深耕、多锄草、多施肥、多开荒，达到增加生产目的。”这不仅适用于陕甘宁边区，别的根据地也“必须提倡”。毛泽东亲笔为吴满有题词：“天下有名”。
　　在模范互助组织和吴满有为代表的劳动英雄的影响和带动下，边区各县农村的生产互助运动迅速、普遍地开展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合理的调剂了农村劳动力、畜力，因而，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变工、扎工以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30％至40％。比如延安县变工开荒，每人7天可开一垧，不变工则要10天。绥德县变工锄地，每人每天可锄一垧半，不变工最多只能锄一垧。农民劳动互助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在实行变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没有实行劳动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长50％以上。例如，延安县吴家枣园，1942年的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安塞县马家沟村，1942年共收粮食83.7石，1943年达到160石，增长了86％。
　　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主要是通过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学习赵占魁艰苦创业精神的“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赵占魁(1896-1973)，山西定襄人，他从12岁起就开始当工人，受尽剥削和压迫。1938年3月，他进入我党在泾阳安吴堡创办的西北青年救国会训练班职工大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到延安抗大职工大队(即抗大二大队)学习。1939年5月，进入延安工人学校铁工部。同年7月，到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当翻砂工人，并先后担任翻砂股副股长、股长。1941年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候补议员。赵占魁在工作中爱护工厂的财产，关心群众的利益，急公好义，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深受全厂职工的尊敬和拥护，多次被评为模范工人和劳动英雄。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社论指出：“赵占魁在执行生产任务上、爱护革命财产上、照顾工厂生产上、关心群众利益上、遵守劳动纪律上、团结全厂职工上、热心公益事业上，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精神，都是我们边区公营工厂工人的模范。在他的工作作风中，所一贯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正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地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这种新劳动态度是值得宝贵的，值得大大发扬的，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希望全边区有成千上万个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涌现出来。”同年10月10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号召全边区工人学习赵占魁勤苦劳作、始终如一的精神极其新的劳动态度，以掀起一个广泛的运动。此后，赵占魁运动在边区工厂迅速兴起。这一运动也被称为新的劳动态度运动。党中央十分重视这一运动的开展。1942年12月，毛泽东在向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号召：“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张闻天和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对开展赵占魁运动给予了宏观指导和具体支持。从1943年到1945年，赵占魁连续三年当选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成为边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钢铁英雄”。
　　赵占魁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改变了他们的劳动态度。他们更加自觉地爱护自己的工厂，积极主动地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如中央印刷厂的排字工人，由21人担任过去24人的工作。他们抓紧每一分钟时间进行生产，没有一个人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中，有时打来的开水都忘记喝，大家一心想的是“我的数量，我得质量”。广大工人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无故迟到早退现象大为减少，而且许多人还自动要求增加工时和义务工。例如工艺实习厂1946年6月有54人主动增加工时549小时，7月份有68人共增加工时812小时。各工厂的二流子工人大部分开始转变，好吃懒做被看成是耻辱，勤劳进取被视为荣耀，爱厂如家、自觉劳动、不怕艰苦的厂风开始形成。赵占魁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使边区工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比如难民纺织厂的产品数量逐月增加，1943年5月生产土毛布552匹，6月生产650匹，7月生产908匹，8月生产1006匹，而使用工人人数及生产工具反而比过去减少10％，使用机油、肥皂等原料和出废纱等方面也大为减少，这样就使每匹毛布的成本由以往折合小米2斗9升，减少到2斗1升。新华化学厂的肥皂生产也是产量逐月增加，而成本却由过去的每100条折合小米1石2斗4升减少到9斗2升。八路军印刷厂年度生产量平均增长30％至50％。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率提高了30％，机器部提高了59％，成本显然也降低了不少。可见赵占魁运动中激发出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为了使边区大生产运动持续开展并向纵深发展，边区党政军在大生产运动中举办了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劳模运动，以及改造“二流子”运动等。通过这些活动，涌现和树立了一批批先进集体与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在领导干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干会议表彰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三五八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工作模范。在人民群众中也涌现出了张治国、郝树才、胡青山、赵占魁、武生华、冯振增、冯国玉、吴满有和马杏儿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1943年冬，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1944年春，各县又先后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除表彰奖励先进个人外，还表彰奖励了模范村、模范乡，这样不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边区农村其他各项事业的开展，改变了乡村面貌。
　　(四)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
　　陕甘宁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169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万亩，比1938年更是扩大了7成；全边区1940年改旱地为水地2.3558万亩，1944年水地面积达4.1109万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2年全边区生产细粮150万石；1943年原计划增产细粮8万石，实际增产16万石；1944年又比前一年增产细粮20万石，这一年，全边区除去军需民食外，余粮28万石。除粮食生产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边区原来不产棉花，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扩大，1941年3.9082万亩，1942年9.4405万亩，1943年15.0287万亩，1944年30万亩，1945年35万亩。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万斤(皮棉)，1942年140万斤(皮棉)，1943年173万斤(净花)，1944年300万斤(净花)，足够边区军民穿衣之用。在粮棉增长的同时，边区的畜牧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牛的数量从1939年的15.0892万头，增加到1943年的21.4683万头，羊、猪等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且又被严重封锁的贫困山区，创造了“耕三余一”、“丰衣足食”的奇迹。
　　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边区原来的工业只有清朝时开办的一个延长油矿，经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则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12000多人。在公营工业发展的同时，私营工业也迅速发展。比如私营纺织厂，1938年只有5家，年产布1260匹，1943年则发展到50家，年产布1.2万匹。私营造纸厂1941年40家，工人108人，年产纸张1295令，1942年发展到48家，工人139人，年产纸张1865令。另外，私营煤炭和盐业等也都有相当的发展。由于公私工业的发展，至1943年，边区的棉纱、布、铁、纸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给。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与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稳定边区物价和货币。同时，公营商业、合作商业与私人商业组成了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方便了军民的生产与生活。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23家，1943年即发展到473家。位于延安城南关的新市场，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被时人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各种性质和组织形式的运输队的成立，公路、马车路的修筑与管理，客店、骡马店的开设，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总之，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农业、工业、商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以陕甘宁边区军民为榜样，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在频繁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一面战斗，一面生产。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6个根据地，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部队和机关生产的粮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个月的自给，蔬菜作到全年自给，达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
　　①《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