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宁边区妇女的概况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北部，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一个封闭的区域，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道德在这里更是根深蒂固。妇女不仅遵守着封建的三从四德，还要忍受地主、军阀、高利贷者的剥削以及夫权的压制。她们从小缠足穿耳，不能随便走出家门，外出时头戴面纱，骑在毛驴上，还要把脚藏起来，当地流传的“女人不是人、母猪不献神”、“官凭印、虎凭山、婆姨凭的男子汉”、“打到的婆姨揉到的面”等口头语，充分说明了这里世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卑微及悲惨的处境。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中国妇女解放也逐步发展起来，妇女尤其是知识女性为了自身的解放而不懈奋斗。她们从最初的反抗家庭压迫，要求放脚到后来逐步要求“男女平等”，既有家庭、婚姻的平等，也包括政治上的平等。辛亥革命后，妇女要求自身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五四运动后，妇女以科学新文化和新思想为引导，使得中国的妇女解放规模更加扩大。然而，由于陕甘宁地区的封闭落后，以及近代军阀的破坏，使得全国妇女解放的浪潮到这里就显得势单力薄，影响非常之小，这里的妇女依然过着封建式的愚昧生活，如同榆林女教师王佩珊所描述的那样，“最残酷的，缠足之风仍非常盛行。两三岁的女孩就马上把脚缠上。因此妇女们的脚，多半数是对上下的金莲，30岁左右就扶上手杖了!她们拿着膝当脚用。她们说：跪着做事更便易些①，脚要不痛一点。她们的脑子自然是混一点，每日除侍奉翁、姑、丈夫，抱小孩外，无所事。最不仁道的，十四五岁的女孩就嫁出去，生育非常之早，一生有养过十六七个小孩的。她们幼年经了缠脚与生育的摧残，她们的身体自然个个都很体弱、黄瘦、弯曲的了。本地暗娼很多，纯粹人家真是寥寥无几!……至乡下妇女都是寒苦极了!住的是山洞!吃的是糟糠!”②
　　陕甘宁地区妇女的这种生活，随着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开展和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建立才开始有了改善。
　　二、西北根据地时期奠定了妇女政治参与的初步基础
　　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员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即后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范围内，陆续设立了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主要设在乡、村，区、县的妇女联合会是个别的。③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妇委会宣传组织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斗争，为红军游击队做鞋袜，缝补衣服，护理伤病员，有时还送信放哨，侦探敌情。她们开始自觉拥护共产党及游击队，当时陕北的妇女流传着一首歌曲：“妇女们仔细听，放脚闹革命，敌人来围剿，小脚跑不动。”④这表明边区妇女革命意识的觉醒。
　　在根据地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中，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也逐渐包含其中。如安定东区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实行婚姻自由自主，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禁止买卖婚姻和童养媳，禁止妇女缠脚，提倡妇女放脚，剪短发等几项工作。⑤陕北革命根据地还颁发了政策法令，实行婚姻自由，提倡男女平等，妇女剪发放脚。⑥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在分配土地的同时，还组织妇女给红军做草鞋、护理伤病员、送水送饭、缝补衣服、发动妇女放足，提倡婚姻自由，使妇女同志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具有了反叛封建礼教的精神。
　　1934年6月，陕北清涧县高杰村白纪振烈士的遗属刘景如，带领本村的白云凡、白茜等9名姑娘，离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们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男女平等的政策，反对买卖婚姻，帮助妇女剪短发、放脚、教唱革命歌曲，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妇女慰劳队，慰问护理红军伤病员，给红军战士缝衣服、做草鞋、帮助烈军属种地。当时流传着这么一首歌曲：“三月里，三月三，如今世事不一般，男当红军女宣传，团结一致闹共产，人人都喜欢”。⑦
　　1935年秋，西北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1935年9月14日中共西北工委、少共陕北团委制定了《关于妇女工作的决议》，其中指出：西北根据地内“已经组织了万余人的妇女联合会，领导了一部分妇女群众的斗争，执行了一半的缝衣、洗衣、送信、放哨等工作，帮助男子耕种收获，取得了不少成绩”⑧。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妇女群众，统一对妇女运动的领导，中共西北工委、少共陕北团委决定建立全省妇女代表大会筹备会，同时颁布了《妇女代表大会组织大纲》，指出本会的宗旨是：彻底摧毁旧社会的残余势力，改善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推动妇女参加政治工作，领导妇女和男子站在一起，参加革命战争和一切革命工作。还规定：凡14岁以上的工人、雇工、贫农、中农、城市贫农的妇女都有选举代表与被选举之权，妇女5人可选1乡代表，乡代表6人可选1区代表，区代表18人可选1县代表，县代表18人可选1省代表。⑨通过逐级选举，于1936年1月召开了陕甘全省妇女代表大会，使陕北妇女运动从零星分散状态趋于统一，妇女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也为边区随后的选举模式提供了借鉴。
　　1935年10月，为了使长征后到达陕北的红军站稳脚跟，获得充足的兵源，陕北省委组织了许多扩红突击队，在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的普遍推动下，陕北根据地掀起了一场母送子、妻送郎的扩红浪潮。大批青壮年男子上前线，但又出现了劳动力严重缺乏的问题，而妇女多半是小脚，没有劳动习惯，封建意识相当浓厚，因此，根据地党和政府首先动员她们剪发放足，鼓励她们参加生产劳动。1935年年底，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危秀英到绥德、安定等县检查工作，发现当地的妇女虽然分了土地，但比男子少一半，妇女群众的意见非常大。经济上的不平等决定了妇女在家庭中仍处于依附地位，无法获得政治文化上的平等，积极性受到影响。陕北省委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抽多补少，按人口分配土地，这样既受到了广大妇女的衷心拥护，又维护了妇女的利益。
　　三、党的妇女政策奠定了边区妇女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妇女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就制定了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提出了“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⑩的目标，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党的三大又提出“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11)的口号。之后，一批女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妇女部工作，党的早期妇女工作者蔡畅、邓颖超、向警予、杨之华、张琴秋等，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发动妇女群众，推动了各地的女工农妇运动。1924年11月到1925年春，中国共产党还推动并领导了国民会议运动，在各大中城市纷纷成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强烈要求妇女团体应有参加国民会议的权利，反对“善后会议”。(12)之后，根据时局的变化，党的六大又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农妇受压迫最深，这是引导他们参加革命的基础，党应加强在农民组织中做有系统的妇女工作”，“应直接提出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继承权、离婚权、反对买卖妇女、保护女雇农的劳动”。(13)1933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颁布了《女工农妇代表会议的组织暨工作大纲》，从此逐步建立了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制度。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政权建设，在苏维埃选举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1933年9月的一次选举活动中，多数区乡的妇女代表达到25%，个别地区达60%，1934年2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畅、邓颖超、张琴秋、李坚真等13位女同志当选为中共执行委员，康克清等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真正体验了妇女政治权利的平等，她们同男子一样在苏维埃法律上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文化、婚姻制度等方面，妇女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继续贯彻党的妇女政策，宣传男女平等，妇女放脚、剪短发等，尤其经过长征的妇女干部，她们到达边区后，为发动、联合当地妇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6年2月，中央妇女部邓六金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题为《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的文章，强调了妇女参加生产的重要性，她指出：“我们要响亮地提出妇女参加生产，是最光荣的事业。坚决地反对过去认为妇女种地是羞耻的、侮辱的不正确观点。”(14)要求党团员带头学会耕种，在各乡的春耕委员会下成立妇女生产小组，学会各种农活。基于妇女小脚占多数的特点，中央妇女部从实际出发，把妇女组织起来后又进行适当的分工，小脚妇女做饭、送饭、抚养小孩、料理家务，大脚妇女学习犁耙、撒种等工作。到1936年夏秋时，全根据地已有34万人组成的548个互助组，有2万妇女参加生产学习小组，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1937年，红军进驻庆阳后，召开了庆阳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蔡畅在讲话中要求妇女把缠足布放开，动员家长再也不要给女孩子缠足了。之后，蔡畅和红军女战士动员当地妇女放足，在蔡畅和进步学生的动员下，庆阳女校的学生全部放了足。(15)1937年7月，在边区召开的县、区长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案。(16)
　　党的妇女政策是发动边区妇女政治参与的前提，中央妇女部对边区各界妇女的动员、宣传，既贯彻了党在边区的妇女政策，也为妇女参政运动做了准备，使边区广大妇女能够团结在党的周围，拥护党的政策，使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方针得以实施。
　　①“便易”，当地方言，就是“方便”的意思。
　　②参见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陕西省妇女联合会：《陕西妇女运动(1919—1937)》，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③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④延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市妇女运动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⑤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页。
　　⑥参见陈永恭、秦生：《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
　　⑧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381页。
　　⑨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妇女联合会：《陕西妇女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⑩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11)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12)丁卫平：《争取解放的足迹——简述中国共产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党史纵横》1992年第2期。
　　(13)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212页。
　　(1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381页。
　　(15)中国妇女出版社：《妇女运动先驱——蔡畅》，中国妇女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16)陕甘宁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资料)，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