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社会救助工作促进边区经济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前，边区是一个农业生产落后的区域，在抗战时期政府通过对民众的一系列的救助活动，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对移难民、“二流子”等实行的优待政策和措施，扩大了边区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也改变了边区农村的阶级结构。
　　首先，边区社会救助政策促进了边区人口增加，从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边区，由于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救助政策和优待移难民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移民、难民，边区的人口大大增加。这虽然增加了边区的经济负担，但同时也为边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农业产量。政府也比较重视对贫困农户和移难民的救助，在工作中积极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普遍存在的耕牛、农具、种子等问题，发动开荒，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经过政府的救助，这些移难民和边区其他经过土地改革地区的贫农、雇农都分得了土地，依靠土地剥削的封建关系基本上消除了，一般的人民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土地，他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据统计，“自1938年至1943年2月以来，边区耕地扩大了240多万亩，其中移民难民开荒就有200万亩。”①此外，边区通过禁烟、禁赌和对“二流子”进行改造，使边区消灭了烟毒，烟赌民和“二流子”也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边区的经济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比如，“陇东分区转变的七百三十二个二流子开了二千九百九十亩荒地，平均每人开荒四亩八分。延安金盆区二十二个二流子开荒二百七十五亩，平均每人十亩多。全边区已转变的二流子生产数字虽无总的统计，但估计如至少每人生产一石五斗细粮，则五千五百余改造了的二流子便可生产八千三百余石细粮，供给万把人食用是不成问题的”。②
　　除了耕地面积扩大、劳动力增加外，由于边区政府组织领导烟赌民、“二流子”参加生产，激励了其他民众的劳动积极性，在边区农业生产中形成了良好的劳动风气和以劳动为荣的社会风尚。许二多人都说：“二流子生产得美了，咱要不好好劳动，就要被二流子赶过去了!”③这种你追我赶的劳动热情极大地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据统计，抗战几年来边区收获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36年收获1，034，301石；1937年收获1，116，381石；1938年收获1，211，192石；1939年收获1，754，258石。④
　　此外，社会救助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引起了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在边区，经过土地革命和社会救助，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由原来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状态转变为自给自足，还有盈余。很多逃到边区的难民，由于享受到了政府的优惠政策，都由贫农上升成为中农、富农，引起了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延安中区五乡的材料：1940年有富农34户，其中8户为老富户，其余的新富农，都是由贫农、中农、雇农上升来的；而在革命前的40户雇农中，1940年只剩了8户，其他都是上升了的。在这些上升的农民中，成为中农的比成为富农的还要多，“因此今天延安县的中农，竟占了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⑤这是在土地革命后的地区，通过边区政府的救助，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往日的贫雇农现在都上升为中农、富农。此外，逃到边区的难民，受到政府的救助和自己的努力劳作，大都解决了温饱，还有很多干得好的人家留有余粮。如甘泉县清泉乡的难民新村，难民们刚来时是赤手空拳，经边区政府的救助，在四年中开垦四百垧荒地，获得了牛羊，建造了房屋，生活一改往昔之困苦遭遇。许多逃来的难民们感慨：“咱受穷了半辈子，现在啥都有了。”⑥正如当时记者们评价的：一无所有的难民和移民，迁移至边区后，“一年即可打下生产基础，二年成家立业，三年以后即可成为中农以致富裕中农——此乃普通现象”⑦。
　　最后，社会救助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了边区工商业发展。通过边区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边区的工商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边区工业在抗战前十分落后，近代工业几乎为零，经济落后。抗战爆发后，为解决一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边区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和商业贸易体系，达到了自给自足。边区建立的难民工厂，不仅解决了一部分难民的生存困难，还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例如当时创办的难民纺织厂，就是边区最早的纺织工业。难民纺织厂在创办之初只有8架纺织机和10个工人，到1940年，“有木织机2台，织毡机5台，纺毛机4台，弹花机3台，织袜机2台，年织布2494匹，毛毡419床。1943年有工人161名，设备有铁织机52台，木织机15台，年产土布7524匹”⑧，发展成为边区纺织业的中心工厂。
　　抗战前，边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很落后，以延安为例，1936年年底，全县仅有工商业和服装业128户，从业人员456名；手工业年产值只有2万元左右(法币)，商业奖金总数也不过13.6万元(法币)上下⑨。为了发展手工业，同时也为了解决一部分难民、生活困难者的生活来源，政府在农村经济中大力提倡发展各种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作坊。对于那些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移民、难民和“二流子”等，政府借贷给他们资本，让其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商业贸易。这些民众的参与，给当地市场增添了活力。农村的手工业从业人数大增，1945年，延安市、县的私营商户已有523家，从业人员817名。⑩
　　随着社会救助制度的不断完善，边区贫困人数大大减少，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于商品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外面的工业品和商品进不来，就更要求边区发展工业和商业，满足边区民众的消费要求。在边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靠消费合作社和集市贸易点。边区的消费合作社在抗战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边区的县、区、乡均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合作社在边区民众生活中起到了供给群众日用品和帮助群众调剂交换、互通有无的作用。边区的集市贸易也有了很快的发展，尤其是有大量难民移入的地区，如关中的马栏区，由于河南、大关中等地移来难民，人口由500户激增至1，200余户。
　　这些难民经过政府救助和生产自救，一般生活已达到温饱，群众购买力空前提高，仅马栏合作社一家，每日销货在万元以上。马栏镇上，三年前仅有出售粗布、火柴等简单日用必需品的小店铺1家，1943年公私商店就达18家，街上小摊贩也很多，购货群众往来不绝。由于商贸繁荣，该镇设立了逢四、逢十日的集期。(11)这都从侧面反映了边区商业的快速发展。
　　二、边区社会救助与民众思想观念变迁
　　陕甘宁边区地处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黄土高原，在抗战前虽受到一些新思想的影响，但绝大多数地区社会风气仍处于极落后的状态，人民思想保守，小农意识强烈，民族意识淡漠。抗战期间，边区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民众的思想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完善的社会救助工作，使民众切身体会到新旧社会制度的不同。通过他们自身生活的变化，从而使他们对抗战、对国家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感受，这对边区民众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得到进一步发扬。社会心理学指出，个体在群体中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受到群体的压力，而在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行为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倾向。(12)在边区，抗日救亡思潮高涨，从政府到民众，从难民到妇女儿童，都被这股潮流卷入其中，成为抗战不可或缺的力量。从国统区、沦陷区逃往边区的难民，一路上亲眼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甚至自己就亲身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创伤，对抗日救亡就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对于边区内的民众来说，他们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改变也是深有感触：社会上的老弱病残得到政府的救助，生活有了保障；烟赌民在边区已经绝迹了，本来生活困难又不愿劳动、扰乱社会治安的“二流子”经过改造和救助，已经完全靠劳动解决了温饱问题；发生了灾荒有政府及时发放赈济粮款等，这些变化与他们在旧社会的黑暗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事实使边区民众深刻认识到了国家与民族的观念，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以及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边区民众的这种思想上的认识表现在行动上，则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来。抗战时期，边区群众踊跃参军，保家卫国。边区的征兵任务每次都是超额完成的。1938年冬，边区政府决定1939年3月以前动员3，500名新战士参加八路军，实际上不到3个月就超额完成任务。据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年底，边区“总共动员了三万壮丁，开赴前线，他们并非由强迫征兵而来”(13)。
　　除了参军，边区的青年男女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自卫军，儿童也参加儿童团。不仅穷苦农民参加自卫军，富农、地主也加入进来，如1944年陇东分区16，212名自卫军中，就有富农266人，地主129人。(14)1941年年初不完全统计，全边区有自卫军224，325人之多。(15)自卫军在保卫边区、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攻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如1938年春，日寇曾一夜偷渡黄河，逼近边区边界，固临、延长、延川有四千多自卫军，一千多牲口，为了保卫家乡，配合主力军开赴前线，而且曾冲过黄河，扰乱并钳制敌人，在火线上运回胜利品近六十万斤，受伤战士全由他们抬回了。至于剿匪战斗，差不多没有一次没有自卫军参加，而且常起着重要作用。(16)
　　抗战时期边区民众民族意识的提高还表现在他们在人力、物力上对抗战的支持。为了支持抗战，边区民众省吃俭用，积极交纳救国公粮，给军队运送粮草、做鞋袜、送慰问品等。据统计，抗战八年，边区人民共交纳救国公粮101.39万石。(17)这虽然加重了农民负担，但他们毫无怨言。边区妇女们说：“八路军在前方英勇抗战，我们宁肯自己吃稀一些，也不能饿着战士。”(18)边区民众们将自己的命运与抗战、边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想要进攻边区的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来自河南的难民说：“边区是俺的救命恩人，要不是有边区，俺这条老命早不知道在哪个荒山里了。俺找它就像找到了天堂，现在俺拼死也要保卫它!”(19)群众还自己编了很多歌颂共产党、边区的歌，如“水有源，树有根，麻雀儿还报奶娘的恩；共产党对咱这样好，叫咱八辈子也忘不了”“石榴树上开红花，边区就是咱的家；谁敢动它一星土，咱拿性命保卫它”(20)等。通过这些认识上和行动上的表现，可以看出向来保守、封闭的边区，农民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发扬。
　　社会风气与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边区在抗战前是一个比较封闭、落后的区域，陕北地区农民民风淳朴，“工则拙于制造，无他奇技艺能；商则小本营生，不出远方贸易。贵儒农，贱工商，重男轻女”(21)。特定的地理环境使人们思想保守，小农意识强烈，较难接受新鲜事物。抗战以来，随着红军及大量逃往边区的各地难民和青年学生、文化工作者的到来，边区民众的眼界得到开阔，他们接触到了很多新鲜事物，与外界的交往也随之增多，打破了原来的地域界限，引起了民众社会意识的更新。
　　抗战时期的边区，社会风气和人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边区，“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他们叫做二流子，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22)，整个边区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政府通过法令和实施的一系列工作，禁止了鸦片、赌障、“二流子”等不良习气，而劳动光荣、抗战光荣则成为边区民众新的追求。在边区生产劳动过程中，很多人通过政府的救助和自己的辛勤劳动，使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在各行业涌现出了一批劳动英雄、劳动模范，他们成为领导生产和开展各项政治运动的群众领袖。边区于1943年11月举行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表彰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英雄，如农业劳动英雄吴满有、刘玉厚，移民英雄冯云鹏，工厂劳动能手赵占魁，妇女中的英雄郭凤英等。当地政府把这些劳动英雄的模范事迹通过奖励、登报、演戏、互相参观及请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讲话等适合当地群众的形式进行宣传，使许多群众受到了感染，纷纷向劳动英雄们学习，开展劳动竞赛。如石明德当了劳动英雄，附近几个村子的群众就纷纷说：“石明德能当状元，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石明德能干好，咱也能干好”，(23)于是就有许多群众和石明德比赛，结果这几个村子的生产和工作效率就提高了很多。由于党和边区政府的大力倡导，促进了艰苦奋斗、以劳动为荣的观念深入人心，过去那种“劳动者卑贱”、“穷是命里注定的”等旧思想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则是“劳动光荣”、“劳动者致富”的新思想、新理念，充分展现了延安及各根据地特有的新民主主义的新观念和社会新风尚。
　　在边区的社会救助工作中，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发挥他们的力量帮助生活有困难的灾民、难民，帮助改造烟赌民、“二流子”等。民众的参与，不仅使边区社会救助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还改变了农民在小农经济状况下封闭、自私的心态，增强了他们的民族、国家观念和团结合作意识，团结互助成为边区的新风尚。这些对边区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各方面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三、边区社会救助与民众社会生活变化
　　边区的民众受到政府的救助，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提高，生活方式也开始逐步向近代转变，民众的文化生活丰富了，产生了新的娱乐方式，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过去，边区民众的娱乐方式就是在劳动之余听听说书人和地方戏曲的表演，唱唱民歌，还没有近代化的文化娱乐方式。在政府的救助下，边区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必然会带动精神生活的追求。边区成立了许多民众组织，如民众娱乐改进会、边区文化学会、群众剧团、秧歌队等，开展了各种娱乐休闲活动。边区政府也采取多种手段来丰富民众的业余生活，如在对烟民、赌民、“二流子”等社会闲散人员进行改造时，就运用了放映电影、组织群众学文化、组织巡回演出、表演话剧等形式，为民众生活增添了新内容。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出版发行了大量报纸，主要有《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这些报纸的内容除了介绍国内外大事、边区大事外，还刊载了很多介绍边区劳动英雄事迹、卫生常识、生活常识等内容的文章。有的地方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了大众办报的形式——黑板报，这样与群众的生活更加贴近。读书看报成为边区民众业余生活的一种新形式，这样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生活，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1938年7月，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1944年春节，电影团到边区各地放映电影。1938年7月又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剧团以群众喜爱的秦腔、眉户、秧歌剧的形式编演了《查路条》、《血泪仇》、《大家喜欢》等剧目，在边区巡回演出。至1944年，走遍边区24个县(市)，演出1475场次，观众260万人次，受到了边区民众的热烈欢迎，被边区军民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剧团”(24)。
　　边区民间传统的娱乐方式在内容上也有了革新。自抗战以来，群众亲身感受到了他们新生活的变化，对于带领他们走上新生活的共产党、边区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将这种感情蕴藏在陕北地区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中，编创了大量的新民歌、新秧歌，内容多以歌颂共产党和边区的幸福生活为主，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四季生产歌》等革命民歌，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和时代潮流。再比如陕北说书，曲目主要来自古代戏曲、古典小说，在这一时期，民间艺人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创作了大量反应边区生活的新作品，如《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翻身记》等。边区传统的娱乐项目秧歌，也呈现出了新的形式，如群众创作的“翻身秧歌”、“胜利腰鼓”，反映难民开荒的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都丰富了传统民间艺术的内容，给它们注入了新的活力。
　　抗战时期通过政府的社会救助，改变了边区民众的生活方式，还改变了民众的生活观念。边区由于交通不便，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外界交流较少，具有农民在小农经济状况下封闭、自私的心态。抗战时期大量难民涌入边区，使边区与外界民众有了接触，通过政府的教育和救助，边区民众从刚开始的疑惧、抗拒心理转变为团结互助、互相尊重的新风气，这样淡化了地域观念，开阔了彼此的视野，对于团结抗战、民族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抗战以来，作为抗战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共产党在边区的局部执政，边区政府通过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救助工作，改变了边区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了边区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使这个处于包围封锁中的落后区域不仅在物质上达到了自给自足，而且使边区社会的经济、民众思想有了很大发展。边区进行的社会救助工作，也对边区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难民的救助，促进了人口和边区耕地面积的增加，加快了农业发展的速度；在经济上，促进了边区近代工商业发展；在边区的社会救助中教育和改造了一大批吸毒、“二流子”等社会闲散人员，扭转了社会风气，促进了新文明、新思想的传播。
　　边区的社会救助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解决了抗战初期边区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边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
　　①胡民新、李忠全、阎树声：《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
　　③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
　　④参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52页。
　　⑤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⑥1943年8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
　　⑦1943年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⑧安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塞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⑨参见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⑩参见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11)参见1943年10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12)参见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1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14)参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7页。
　　(15)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16)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17)参见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18)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
　　(19)1943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
　　(20)1943年7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
　　(21)洛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洛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22)黄炎培：《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34年上海再版，第29页。
　　(2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9页。
　　(24)延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地区志》，西安出版社2000年版，第9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