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持抗战，发展生产，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陕甘宁边区模范村建设对发展生产的贡献不言而喻，其本身也是在大生产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是动员全边区民众参与生产的体现。边区各级政府把民众组织起来，参与生产大变工，制订生产计划，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多开荒地多纺纱。特别是在模范村建设运动中，妇女成为边区生产建设的重要力量，尤其在纺织方面，成绩最为突出。仅1944年，边区纺织妇女就达152，645人，占边区有劳动能力妇女的60%；织布114，507大匹，占全边区军民用布的三分之一。从1938年到1945年，近20万妇女共纺纱约600万斤，织布约46万大匹；1940年后，妇女织的布就能解决全边区军民需用布匹总数的三分之一。①
　　陕甘宁边区民众对抗战的支持，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〇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②(毛泽东所列的粮食数字，是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各年所缴纳的公粮即农业税的数字)1941年虽然边区已经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但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还是很微弱的，在粮食方面主要还是依靠老百姓。后来随着公营经济的发展，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开始休养民力，但边区老百姓在生产发展后，积极地拥军优抗，甚至多纳公粮，支持抗战。如绥德县沙坪区一乡郝家桥村的抗属生活，不光政府给予物质帮助，逢年过节送肉送馍，减轻他们纳公粮的数目，本村的村干部和村民也是积极帮助他们生产，制订生产计划，遇有难处的积极给予帮助，因而郝家桥村的四户抗属生活都不用发愁了。甚至有抗属在春节劳军中，主动捐出洋芋二十斤，边币二百元，外加黄米馍馍等物。③由此不难看出边区民众对抗战的支持。边区民众多纳公粮更是常有的事，边区著名劳模吴满有不但多纳公粮，还提出要为毛泽东代耕两石细粮(即一石麦子，一石小米)，好让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谋划国家大事。并且吴满有在协助本乡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还指出：“咱们的军队一面打敌人，一面自己生产，我们老百姓专干这一行的，还不好好生产吗?”④朴实的话语中透露出来的是高涨的生产热情，因而得到当时与会干部的高度赞赏，也是边区民众致力生产的典型。
　　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和模范村建设，充分发掘了边区自身的农业生产潜力，摆脱对外部的依赖，走出被封锁的困境，迎来边区财政经济的好转。1943年，陕甘宁边区粮食总产量高达184万石，除去自己消耗160万石外，净剩20多万石，粮食余额达70万石以上，农民手里有了余粮，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按人均占有粮食计，1943年为339斤，1944年为362斤，分别比1942年增长了3.7%和10.7%，这些都说明了农民在大生产运动中生活不断好转，而边区农民生活的好转自然有利于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使其成为全国抗日的总后方。
　　二、教育农民，关心民生，提高了农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
　　在模范村建设中对农民的教育，是从识字读报入手。在“每人认字一千字”的号召下，各个村均开始成立读报纸，通过读报，让大家了解边区的大事，也了解边区生产上的新鲜事，了解新的耕作技术和耕作方法，了解讲卫生的重要性等各种和农民切身有关的事，让农民在生产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实惠。
　　当然，对农民的教育更重要的还在于转变农民旧习惯。如有的农民生病不请医生请巫神，通过免费给农民看病或者只让农民缴纳少量的医药费，但却为农民治好病，让农民切实感受到边区政府对农民生活的关注。在边区经常发生农民生病，娃娃死亡的事，经过边区医务工作者的调查，认为多数是因为农民吃穿不卫生所致，因而边区提出卫生运动周，号召大家讲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食物。当时的延川县特别召开卫生座谈会，要求每个医生选一个村镇作为推动卫生的据点。延安市更是召开卫生动员大会，提出要组织一切力量，扑灭疾病死亡。
　　为了防灾备荒，边区政府鼓励各村开义田、办义仓。最早提出创开义田、办义仓的是关中分区新正县三区一乡党支部书记张清益。1943年1月他在延安开会回到自己所在的雷庄村，在征得了全体党员的同意后，又召集村民开会，一致通过开义田、办义仓的决定：全村开义田二十亩，所有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劳动力规定每人每年给义仓出工五天，义田收获的粮食全部归义仓。⑤开义田活动不仅迅速扩大了当地的耕地面积，而且使义粮年年增加。后来创办义仓扩大到关中分区各县，分区上下普遍掀起了开义田、建义仓的活动。劳动英雄杨朝臣号召全村开义田五十垧防荒。⑥
　　生产上的发展，使边区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清涧县辛家沟村26户农家里面，1940年每天能吃到面食的人家为20户，1941年增至22户，1942年全部26户均能吃到面食，吃细糠的户数则由1940年的6户减少至1943年的2户。⑦延安市枣园村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前，受到贪官污吏的剥削，居住在此的农民被迫种植鸦片，导致这里烟毒泛滥。现在村里的农民都分得土地，“烟鬼”逐渐减少，家家生活日趋完美，常常有面肉吃，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成为边区闻名的模范村。⑧
　　三、重视提升干部素养，培养了大批农村优秀干部
　　干部素养的高低，对工作的负责程度，在领导具体的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是很大的。以安塞县的生产为例，1942年春耕期间，县上四科干部规定为5人参加，但参加工作的才3人，其中还有1人病在家中；当时安塞县有7个区，大部分区长到正月十五还未参加工作，县上召开区长联席会时，7个只到了5个，对待具体工作态度都不十分积极。因而安塞县1942年的工作没有一项完成计划，并且全县有571户，2，200余人口迁往别处，使当地劳动力受到损失。鉴于此，1943年县上正月初二即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区长及县级干部都没有回家过年，干部亲自下乡，按户做生产计划，发现模范村，召集群众大会，奖励劳动英雄，组织“二流子”参加生产，组织运输合作社，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因而当年的工作不但都完成了任务，而且超出计划很多。原定开荒四万亩，实际开荒73，000亩，全县增加粮食三万石，运盐任务13，000驮，而去年全县只运盐两三千驮，全县成为生产运动中的典烈。⑨可见干部的有效领导非常重要，边区政府也是很重视干部的任用，不管是县上区上的干部，还是对以后农村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都予以大力的培养和引导，特别是对劳动英雄，他们直接参与生产又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经过培养锻炼，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为生产建设的骨干和乡村干部。
　　边区培养干部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在《解放日报》上大量报道优秀干部的事迹，介绍他们在工作中的态度和能力，树立典型，以借助宣传让更多的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如当时的安塞县陈德发模范乡，在春耕时帮助群众解决具体问题时，劳动英雄与支书乡长分赴各行政村，每到一个自然村，就把生产大队长(以村为单位民主选出在农业技术上有经验的人担任，有的是村长兼，有的是另选)、村长及所有参加变工的劳动力召集起来，直接解决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人的问题。其中可以看出，不光乡上的干部对于模范村的具体工作很负责，基层村干部的工作也是落到实处。在开展卫生工作中，延安市市长马豫章亲自主持开展工作，分别成立了南、东两区卫生合作社，还要求村里设卫生小组长，会同村长进行卫生工作，如延安市任家窑子村，在卫生小组长和村长的共同努力下，全村卫生工作成效显著。⑩又如延县柳林区区书王永德，转变了延县柳林区北沟村人的纺纱观念，帮助群众算账，使群众认识纺纱的好处，将北沟村由一个纺纱最消沉的村庄转变为纺纱活跃的村庄。(11)鉴于优秀干部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模范区乡干部优良作风》的报道，文中列举了优秀干部是如何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又是如何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的，如何和人民群众一起创造新的事业，并明确指出他们是边区所有区乡干部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如仝万民区长在鄜县太乐区掀起打井运动，不仅解决了该区居民缺乏饮水的困难，而且也给边区其他地区提供了供给饮水的一个好办法；靖边县二乡支书张玉珍发现苇子茂盛地区，兴修大草原，解决了该乡牲口草料及军草不足的困难；延县尹登高区长采用巫神坦白的办法，来进行反迷信运动；合水县张启贤区书在边境上变工，打破该区一向雇麦客的惯例，为人民节省了很大的一笔费用。(12)由此可见，模范区乡干部之所以能创造事业，是因为他们为了能够替人民做事，能够百折不回地克服困难，能够根据群众的需要做周密的调查，能够在工作中发扬民主，不强迫命令，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服群众，这些都是优秀干部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
　　①参见张秀丽：《简评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历史的地位》，《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页。
　　③参见1944年3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④1944年2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参见王信芳、王志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义仓建设》，《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
　　⑥参见1944年3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
　　⑦参见赵刚印：《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及意义》，《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⑧1943年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⑩参见1944年6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11)参见1944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
　　(12)参见1945年1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