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政权要巩固扩大，必须得民心，而得民心的关键之举在于亲民和廉政。在中国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这个问题尤显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政权得民心，重庆政权失民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政府是否清廉。当时在延安，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通常具有的品质，陕甘宁边区作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边区人人心情舒畅，斗志昂扬，边区管辖地域不断扩大，敌后战场捷报频传，人民过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新生活。与之相反，国统区由于许多官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民心不稳、士无斗志，正面战场连遭败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廉政建设对一个政权的巩固发展至关重要。
　　综观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在抗战时期都堪称模范。不仅实现了政治民主，而且在党和政府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抗战后较短的时间内，使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均取得了辉煌成绩。但是，在创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边区的确面临着着许多严重缺欠和不足，特别是消除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和丑恶现象，其任务非常繁重。这主要表现在民间陋俗与社会风气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如赌博、吸毒、“二流子”及巫神等不良习气在当时的边区内还相当盛行，这与模范根据地的目标极不相称。若不及时加以整治，势必会严重影响廉政建设的有效进行。
　　在民俗方面，仅婚丧礼仪中，封建迷信的成分比比皆是。例如，订娃娃亲的就比较普遍，还有包办买卖婚姻、妇女缠足等现象屡见不鲜。又比如在丧葬风俗中，老人断气时，须由儿女背出“望天”，以表示临终恋天之意；安葬前，还要找阴阳看坟地等一整套迷信和礼教的程序。
　　在民风方面，也非常混乱。据调查，延安市1937年前人口不足3000，而流氓地痞将近500，占总人口的16％；而延安县1937年的人口为3万左右，流氓地痞为1629人，占总人口的5％。延安有首民谣说：“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从中反映出边区政权建立以前烟鬼和流氓之多。接管延安前，市内就有官办大烟馆5个，赌场15家，的确是“烟毒”泛滥，赌博成风。此外，还有娼妓54人，巫神60多人。这一批赌棍、娼妓、烟鬼为首的地痞流氓，长期勾结在一起，从事抢劫、贩毒吸毒、卖淫、赌博等罪恶活动，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社会风尚。
　　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巫婆、神汉、阴阳、算命先生人数众多，他们利用边区境内众多的庙会伺机活动，诈骗钱财，从事求神、抽签、占卜等迷信活动。比如延安清凉山道观每年都有盛大庙会，四月初八作为“子孙圣母娘娘诞辰”，与会者络绎不绝，大多数是为求儿求女，祈祷保佑平安；建房打窑、红白喜事也要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地、择日子；有病者请巫婆、神汉“救治”。这些不仅给群众以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的各项生产活动。
　　面对如此严重的丑恶现象，各级领导干部敢不敢认真纠正与查处，不仅是对每个领导同志的严峻考验，也关系着廉政建设的能否有效进行与持续开展。针对上述不良风气，毛泽东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文盲太多，加上巫神作乱，边区缺医少药，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他指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①对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策法令，并于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分别以149票和155票通过了《改革社会不良风俗案》和《严禁鸦片杜绝毒害案》交政府执行。
　　当时关于《改革社会不良风俗案》的理由为：
　　一是婚姻问题，边区群众尚有包办、买卖婚姻、未成年结婚等不合法行为，此种陋习，应予改革；二是缠足问题，边区群众中尚有青年妇女不放足和幼女缠足等风俗和现象，这些妨害妇女健康，与提高她们政治文化经济地位的目标相去甚远；三是迷信问题，边区人民有迎神拜佛之风，有求巫医之举，此种旧习，消耗人力财力物力甚巨。
　　提案指出：“以上诸端，不仅妨碍社会进化，而且减弱抗战与革命的力量，今后为彻底解放妇女与加强边区社会建设，一切不良风俗必须严加改革。针对此情，提出以下改革办法，要求群众团体、剧团、报章，应有计划的进行改良风俗的宣传教育，由边府修正婚姻条例，公布禁止缠足与破除迷信等法令，通令各级政府切实遵行；各地小学教员应以改良风俗问题作为教材；加强各级干部的教育，特别是区乡干部，并在广大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开展边区医药卫生工作，从基本上杜绝人民祈求巫医之陋习。”②随后，边区党和政府依据改革风俗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破除迷信、改造巫神，全体动员、禁毒禁赌，以及改造“二流子”的群众运动。
　　(一)破除迷信，改造巫神
　　由于历史原因，边区卫生和医疗状况落后，医务人员和药品缺乏，疾病死亡率极高。直至1940年后，成人死亡率仍达30％，儿童则高达60％。因此，巫神乘机大搞迷信活动，坑害群众。据1944年10月统计，全边区共有巫神2029人，占150万人口的1.35‰。仅延安县一年统计，全县消耗于巫神招待费即达3361万元，其中59个巫神当年共治死278人，据此推算，2000多巫神每年则要治死1万人左右。这些巫神在各地欺骗百姓、伤财害命，普通百姓长期以来已接受和习惯于听信他们的胡言乱语。
　　边区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绝对不能容许巫神这种“职业”公开或秘密活动。为此，边区政府积极领导群众开展了反对巫神的群众斗争，采取广泛宣传教育与公开揭露其罪恶事实相结合的办法，收到良好的效果。
　　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曾发表《开展反对巫神斗争》的重要社论，揭示了巫神骗人的伎俩，要求中西医互相帮助，来同巫神作斗争。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公开揭露与广泛开展用巫神现身说法反巫神。例如，1943年8月，富县大升号区5乡木瓜村某妇女被蛇惊吓患病，该村巫神借机敲诈，采取以香配种药，修蛇神庙等手段，诈去民财1万余元。政府得知后即召开村民大会，通过揭露其骗人伎俩，激起民愤，展开了反对巫神的斗争。为了彻底禁止巫神活动，还在全边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破除迷信的群众运动，各地党政军民一起行动，召开反巫神大会，用当地巫神作恶的实际事例，向群众广泛宣传；利用庙会，集市等时机，让有悔改之意的巫神坦白交代，以他们为反面教员，启发群众觉悟，认识破除迷信与反对巫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取缔巫神活动的力度，处罚伤害人命与造谣惑众的巫神。与此同时，各地组织中西医、小学教员等联合起来，一方面劝导当地巫神改邪归正，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正当去谋生；另一方面劝说广大群众不要相信巫神，要相信医药，主动给病人介绍医生治疗。在这些政策的感召下，大批巫神得以转变，并能主动坦白，交代自己好逸恶劳、骗人诈财的罪恶。他们还自定公约：“我们约定，再不巫神；遣关斩杀，都是骗人；讲求卫生，破除迷信；各样嗜好，都要改正；参加生产，闹好家务；互相监督，教育别人；违犯此约，甘受处分。”③通过党和政府强有力的措施，终于使毒害群众多年的这股恶习得以有效制止。
　　(二)全体动员，禁赌禁毒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赌博吸毒劣习，在革命后经过政府的严加禁止和坚决取缔，基本上已经绝迹。但在抗战时期，由于日寇在沦陷区大肆纵毒，国民党统治区腐败风气的影响与渗透，一度被肃清了的赌博、吸毒现象，在边区也开始死灰复燃。对此，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及时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坚决予以禁止。
　　为了创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增强抗战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边区政府成立后便及时发出布告，“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④特别指出：凡“强占民房，聚众赌博，包庇或贩卖鸦片者，无论任何机关与人员，均得以法令惩处之。”⑤就禁赌来说，“布告”发挥了较大作用，绝大多数群众对赌博行为殊堪痛恨，比如边区管理局干部郭一鸣，他给政府主席写信反映延大、保育院、中央医院、管理局等单位有赌博输钱情况，要求政府严重注意，迅速处理。他还分析了赌博若不及时禁止，将会产生的恶果。信中说：“今天赌博之风多出于下层事务人员及莠民之中，这些人一无恒产，二元厚禄，仅靠月给块半津贴或节衣缩食的余资，如何弥补此巨大损失，故偷盗之事接踵而来，而且已是既成事实，并非推断。然则小而偷盗变卖公物，大而汉奸利诱作破坏工作，全非吹嘘，而发展之必然规律也。”政府的严厉打击和广大群众认识水平的提高，是禁绝赌博歪风的重要成因。
　　烟毒的危害更甚，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边区政府针对边区实际颁布了《禁烟禁毒条例》，明确规定“鸦片、吗啡、高根、海洛因、各种烟毒配合或化合丸药”，均属禁止之列。对吸食或注射烟毒、买卖贩运烟毒、种植鸦片烟苗、制造吸食注射烟毒之器具者等，要视情节轻重处以徒刑、苦役和罚金。凡吸食注射烟毒者，要向政府登记，限期戒绝，违者论罪。
　　虽然政府三令五申厉行禁种禁吸烟毒，但仍有少数贪图重利之徒，不惜干违犯禁政，偷运贩卖烟毒竟愈演愈烈。据统计，1939年前，延安市有烟民1500人以上。为此，边府专门设立了“禁烟督察处”，专司其事，并通过《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及《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以利进行。此后，凡隐藏暗地运入之仇货而经检举者，除运货人得受处罚外，其隐藏货物者，亦受同等之处罚。在禁止烟毒的过程中，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严以执法，从不姑息迁就，表现了禁毒的严正态度。为了进行彻底查处，还规定了查缉人员不得滥用权力，挟嫌诬陷，不得任意侮辱被检查人，或其他舞弊徇私行为，违者依法重处。而对查出的吸食者，集中举办戒烟所，对其实行强行措施。截至1941年，仅延安市政府禁烟委员会戒烟所，就戒掉了瘾君子1398名。边区的烟毒吸食者得到了有效的改造。
　　至此，边区彻底消除了赌博，禁止了种植、贩运与吸食毒品的劣迹，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与健康，净化了社会风气。
　　(三)改造“二流子”
　　所谓二流子，系指那些游手好闲，沿门乞讨，抽大烟，耍赌博，当巫神等不务正业的人。他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据1943年初统计，全边区尚有二流子9554名，占总人口的6‰。这些人对社会上的影响很恶劣，他们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是不劳而食、好吃懒做、飘风浪荡、宣传迷信、挑拨是非、偷糜盗谷、偷驴盗马、妨害别人生产。他们不但不交粮送草，还说怪话：“咱不种地，就没有这些麻烦!”他们仗着一张油嘴，惯用流氓手段，在农村中游来游去，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
　　边区政府建立后，广大群众支援抗战，发展生产，为从事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供了革命的政权保证。在边区开展各种建设的同时，又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采取了多种渠道和方法步骤，终于使大部分二流子得到改造，变成了健康勤劳的农民，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边区改造二流子工作进行得最早的是延安县和华池县。1937年，延安县就采取各种方法，动员了299名二流子参加开荒生产，第二年又有578名成功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具体办法是：深入做宣传教育说服工作，让其好好生产；政府给他们一定的生产任务，按时检查，并指定专人监督；发动群众向他们作斗争，迫使他们生产，帮助二流子解决生产方面的具体困难。随后，边区党政领导在总结上述两县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了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的号召。到1942年10月西北局高干会议时，将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开始变成了普遍的群众运动。之所以此项工作在边区能顺利进行，缘于党和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教育、引导和改造方法。
　　(1)明确划分二流子的界限。以前因界限不明，含义不清，被误认为二流子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边区规定的标准是：第一，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维持生活者；第二，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第三，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者，不算作二流子，而应算作二流子习气的公民。按照这个标准，又发动群众评议，被确认为二流子，由区政府登记，有的给挂白布条，改造好后取掉。
　　(2)干部分工负责，进行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区乡干部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负责本地区及职权范围内的二流子改造，利用各种形式，动员说服二流子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去，改过自新。定边县长孙璞、清涧县长黄静波和吴堡县长王恩惠等，都亲自参加有关区乡召开改造二流子的会议，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宣传做二流子可耻，劝他们改邪归正，群众对此深为拥护。
　　(3)发动群众，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改造二流子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全社会教育，靠群众的力量给予经常性的教育、监督和改造，效果较好。政府各级部门也加强联系，综合施治。如经济部门给二流子下达生产任务；政治部门负责日常的说服教育工作；教育部门施以科学文化、医药卫生知识、劳动观点、生产知识的教育；文化部门则利用各种形式编写戏剧等促进改造；军队中的各级机构也积极协助地方，帮助促使二流子转变。
　　(4)区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做到“对症下药”。由于二流子的表现程度不同，不能采用单一方法，还必须实行相关辅助办法。一是强制和半强制。因为宣传教育不是万能的，光靠一般性检查，监督还不够。当时就有允许二流子寻保人的做法，这样既能加强保人对二流子教育的责任心，使二流子有经常的教育和监督人，二流子必须随时随地接受保人的批评、教育，二流子转变不了政府追究保人责任。这样，在无形中政府给予了保人一种管理、教育二流子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使保人敢于批评教育，使其既逃不脱，也滑不掉。这种办法在促进二流子转变上发挥了很大的效力，使改造的计划与任务落到了实处，也使其转变和生产计划的完成有了保证；二是用纪律约束，互相监督。比如制订村民公约，规定不吃烟、不赌钱、不当二流子等内容，互相监督；谁违犯公约就处罚谁。
　　总而言之，改造二流子的运动是成功的，经过1943年一年，改造了二流子4500名，占其总数的47.1％；1944年，边府计划并改造二流子存数的90％，此后不久边区的二流子最终销声匿迹。
　　(四)改革婚丧礼俗
　　对于过去长期存在的不良风俗习惯，民间的婚丧嫁娶礼节非常繁琐，备极奢侈，而且带着严重的封建迷信色彩。那种旧婚丧礼俗，浪费财力和时间，还影响整个社会秩序。
　　为了彻底破除迷信和改革风俗，在征求广大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在尊重当地一般习惯的原则下，1941年6月25日，边区政府民政厅向各专署及县市政府发出指示信，明文规定：(1)破除迷信，以着重对人民教育，建设卫生医药设备，不必强迫打庙，劝令巫道法师改业，并限制阴阳巫道之剥削，“埋人”工资不得超过农村工人。(2)改进婚姻制度，严禁买卖包办婚姻及童养媳、童养婿，禁止早婚，慎重处理抗属结婚离婚问题，但不能置之不理。(3)广设人民意见箱，各专署县市区乡政府所在地，以及大的市镇要道，广设人民意见箱，指定专人管理，吸收人民之意见，应善为处理民事诉讼。⑥
　　在民政厅这个指示下达后，边区逐步实行婚丧旧俗的改革。边区政府率先执行，机关干部结婚极为简单，周末开个座谈会或文艺晚会就办完了婚礼；凡遇死了人都采取开追悼会的办法，以表哀思；对革命有功者，政府发文立碑纪念。这些办法当地群众也能接受，并被普遍实行。但是，长期约定俗成的婚丧礼仪，并非朝夕易事，牵涉各个方面的因素，需要长期坚持改革。1946年边区三届一次参议会上，又通过了关于《为改革丧事礼俗，提倡简素并改造阴阳案》，针对三边丧事一次浪费10万以上边币的状况，政府提出改革办法是：(1)先从青年阴阳着手改造，在区乡开座谈会，内容以教育为主，并将迷信的事实逐渐说明，使阴阳第一步不迷信，人死后，争取越快丧埋越好。(2)简素：孝布只是孝子孝孙家庭人，女婿女儿外甥同是半孝布(自备)，其余同是纸花，纪念时争取时间短促。(3)阴阳丧埋也要付工资(超不过工人工资的两倍至三倍，以日子计算)，各级政府将此事应列为工作之一。在关于《为提高文化改良习俗礼节案》中，提出的办法是：(1)加强深入宣传教育；(2)具体规定婚丧礼节；(3)定出法令给以必要的限制和禁止。通过上述这些提案，交政府研究办理。为此，边区政府认真对改革婚丧礼俗案进行了落实。在当时发出的一个命令中要求：“各县除依当地具体情形拟定办法提倡执行外，并应特别注重宣传解释，使人民能够自觉的逐渐改革，不得求之过急，采用强迫命令方式。”⑦因为婚丧礼俗关系到每家每户，只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认真对待，逐步改革，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正是由于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坚持不懈，十多年来通过对普遍存在的民间陋俗的改革、整顿，使这些丑恶现象基本绝迹，使边区的社会风气迅速改观。一位友人针对此情感慨地说：“在堕落腐败的旧社会制度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也决不可能有办法解决的。然而凡是到过解放区的人，却会获得一个相反的强烈而新鲜的印象，就是没有乞丐和小偷；老解放区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⑧这个看法，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边区当时社会面貌的新气象。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②《民政厅提案录》1941年11月，见陕西省档案馆藏件。
　　③陕西省档案馆藏件，民政类4号全宗332卷，见陕西档案馆馆藏件。
　　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⑤《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⑥1941年6月26日《解放日报》。
　　⑦《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⑧1949年香港群众周刊社出版的《群众》第3卷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