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精神总是在一定时代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而先进的意识或精神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的继承性，就会成为推动历史变革和物质生产的强大动力。延安精神作为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其历史意义和巨大威力就远远超出了地域和时代的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西藏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斗争中，延安精神同样起到了动员人民和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成为西藏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
　　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高度结合。它既体现了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勤劳朴实、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也体现了先进的工人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而顽强拼搏，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在自觉地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重任的同时，也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他们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精华的同时，还赋予这种传统精神以先进科学的理性特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我国传统的民族精神进行了提炼和升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断地概括和总结，直到延安时期，才形成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并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征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全部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几十年来，人们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对延安精神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其中以李维汉的概括为较全面。他将延安精神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①等等。再进一步加以概括，我认为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可以表述为如下三句话：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开拓精神。
　　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和重要内容。毛泽东对此作了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此，实事求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盛衰成败的关键。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凡是较好地坚持这条思想路线时，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得到了顺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反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必然受到挫折，遭受重大损失。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来说，实事求是的根本含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进行认真广泛的调查研究，找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以此作为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间几经反复，走过不少弯路，曾出现过陈独秀的右倾和3次“左”倾错误路线，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直到延安时期才逐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但是这条思想路线的大力提倡者，更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模范实践者。他一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大力提倡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并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光辉道路。他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写成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明确指出“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思想基础都是主观唯心主义。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大力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也就成为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之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这一段话，精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无私奉献精神。这一论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革命事业本来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共产党只是人民群众的向导，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历史使命是要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繁荣、富裕、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一切共产党人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无私奉献的模范。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觉地牺牲个人利益，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是共产党员最可贵的思想品格。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这种可贵的品质加以提炼和升华，形成了“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并积极提倡、亲身实践。他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中，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等光辉思想。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辞劳苦，不畏艰险，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几位亲人也奉献了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在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哺育下，克已奉公、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一大批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对整个社会发生了强烈的感召力，净化了整个社会风气。延安时期及进城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从机关作风到社会秩序、社会风气，至今仍然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和深刻的影响。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延安精神的又一个基本内容。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另一个基本内容。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异常强大，不仅有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还有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革命力量在起初是弱小的，而且处于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新生的人民政权和革命根据地，不但要经受反动势力的长期封锁，还要经受反动军队的一次次疯狂围剿，斗争是极为残酷的。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国际力量的援助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力量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苦性，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超乎常人的吃苦耐劳和献身精神，具有特别顽强的革命意志，具有不被一切艰难困苦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光荣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延安精神的一项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延安和各解放区军民，为了坚持抗日战争，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身先士卒，全党全军人人动手，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发展合作事业，组织长途运输，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终于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阴谋，实现了丰衣足食，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
　　几十年来，延安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的精神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在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这一伟大斗争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一批优秀干部和指战员，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进军号令，为了解放西藏人民和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超乎常人的革命意志和献身精神，进军西藏并长期与西藏人民同甘共苦，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可以说，这是延安精神在进军西藏和建设西藏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是延安精神在西藏高原上结出的丰硕成果。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延安精神的本质特征。西藏是一个具有很大特殊性的民族地区，它不但不同于内地各省市，也不同于国内其他民族地区。因此，能否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根据西藏地区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来制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成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和平解放以前的旧西藏，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治上仍保持着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的旧政权，广大农奴被牢牢地束缚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毫无人身自由而言。在经济上仍然保持着封建农奴主庄园经济，三大领主(即寺庙、官家和贵族)，几乎占有了全部土地和牛羊，广大农奴和奴隶几乎一无所有，受到三大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势力逐步侵入西藏，更使西藏农奴社会半殖民地化。在帝国主义的策划和支持下，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分裂分子，大搞“西藏独立”等分裂活动，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上分裂出去。再加上地处边疆，环境复杂，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宗教影响，民族隔阂等等，形成了西藏地区所独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一直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常常亲自过问，多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系统听取西藏工作汇报，还制订了一整套适合西藏特点的方针政策。早在进军西藏之前，中央就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方针，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前提下，努力争取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经过艰苦的工作，特别是昌都战役的胜利，终于和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针对西藏地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突出的特殊情况，毛泽东指示当时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③并提出：“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作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④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进藏部队在进藏前就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进藏途中，战士们牢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自觉地提出“宁愿饿断肠，不杀群众一只羊，不吃群众一粒粮”，不住民房，不进寺庙，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主动给群众挑水、扫地，送医送药，热情为藏胞服务，被当时的爱国人士和广大农牧民亲切地称之为“新汉人”，“菩萨兵”。针对西藏当时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实际情况，为了减轻西藏人民负担和尽快发展西藏经济，毛泽东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和“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英明指示。当年的进藏部队，担负了勘测和修筑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的艰巨任务。在广大藏胞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筑路大军发扬“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了高山缺氧和粮食供应不上及筑路工具缺乏等种种困难，终于在1954年将两条公路同时修到拉萨，将北京和拉萨紧紧地连接起来，从根本上改善了驻藏部队的物质供应，促进了西藏的建设步伐。在此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广大农牧区，一方面做好上层统战工作，争取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一方面做影响群众的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广大农牧民发展生产。由于党的各项政策符合西藏实际，深受西藏各族人民的欢迎，各项工作进展很快，于1956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方面部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在大好形势下，一部分同志曾经产生了急躁情绪，在各方面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了民主改革的宣传和准备工作，使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种急躁情绪。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⑤1959年春，由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使得西藏民主改革提前到来。驻藏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干部，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与此同时在西藏高原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在民主改革中，中共中央从西藏实际出发，在牧区实行了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对未参与叛乱的领主、代理人实行了赎买政策；将农区和牧区、叛与未叛严格区别开来，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经过民主改革，彻底推翻了三大领主的残酷统治，百万农奴翻身作了主人，从而使西藏这个“世界屋脊”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向社会主义的飞跃，创造了人间奇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在进军西藏和建设西藏的伟大斗争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当年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干部，被中央领导人称赞为：“四个特别”，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这是对他们的英雄行为的最公正的评价。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四个特别”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西藏人民的无限热爱，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胆忠心。当年进藏的同志们，远离家乡，爬山涉水，忍饥挨饿，风餐露宿，不畏严寒，不怕缺氧，放下家乡的白面大米，捧起西藏的酥油糌巴，经受了多少磨练，战胜了多少艰险。他们完全是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他们可以说是无私奉献的典范。进藏初期，毛泽东曾提出：“进藏部队，三年一换”。驻藏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以勇于吃大苦、耐大劳的大无畏精神，主动上书毛泽东，请求“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扎根于西藏高原。为了扎根西藏，他们学会了吃酥油糌粑，学会了藏语藏文，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群众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正是这些“老西藏”，在长达40余年的西藏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奋不顾身，顽强拼搏，尽心全力，埋头苦干，他们有的为藏族人民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还有的又把自己子女派到西藏，一代接一代，子子孙孙奉献不止，堪称革命的“新愚公”。张国华、谭冠三、卢耀增、蒋英等，就是这种奉献精神的典型代表。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已经成为驻藏人民解放军、广大进藏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的伟大斗争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没有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就没有西藏的解放，更不可能有西藏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疆，平均海拔达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境内雪山纵横，水流湍急，地域辽阔，交通不便，高山缺氧，气候多变，有些地方甚至荒无人烟。当年，解放军指战员身背武器和给养，从四川省的甘孜到拉萨长途行军1600多公里，翻越终年积雪的10多座大雪山，跨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怒江等数十条河流，穿越了原始森林，踏过了沼泽地带，其艰难程度，几乎可以说又是一次长征。高山缺氧也给战士们行军打仗带来极大困难。人到海拔4000米以上，即感到周身不适，轻则气喘头疼，重则四肢无力，许多战士是忍着极度痛苦拉着马尾巴翻过几座大雪山的，有的则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当年的进藏战士不但特别能吃苦，而且特别能忍耐。他们不但忍受了行军打仗之苦，翻山涉水之苦，高山缺氧之苦，还要忍受饥饿之苦。当年进军西藏，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极端困难，千军万马，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供给困难，常常出现断粮的情况；另一方面，西藏上层集团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不许藏族人民卖粮食给解放军，妄图把解放军饿死，饿跑，重演其满清时代饿跑赵尔丰部队的故伎。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绝不做第二个赵尔丰，而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怕高山反应，在雪域高原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上至将军，下至战士，人人动手，开荒种地。经过艰苦的劳动，从1951年冬至1954年冬，共开垦荒地6.1万多亩，修水渠两万多米，收获粮食85万多公斤，土豆76万多公斤，蔬菜600多万公斤，大大缓解了部队的供给困难，挫败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阴谋，在西藏高原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此后，进藏部队遵照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大办农场、牧场，各机关单位大搞机关生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直保持至今。
　　三
　　几十年后的今天，和当年的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进军西藏的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以实事求是、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为基本特征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而是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传家法宝，继续闪烁着不息的光芒。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⑥江泽民在西藏视察工作时，也强调“要发扬老西藏精神，戌边卫国立新功。”⑦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继承与发扬延安精神，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延安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强大动力。我们的国家，经过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还很不发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再加上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贫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等等这样一些不利因素，这就使得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重，难度更大。这个基本国情，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坚持四项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同志最近在南巡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顺利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为了使我国的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进入良性循环，就必须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但又是一条充满风险、荆棘的道路，其宏伟、艰巨的程度，不亚于中国共产党以往领导的任何一次重大变革。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敢闯敢干，敢于试验，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而延安精神中那种实事求是、勇于开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乐于奉献的可贵精神，正是当前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就西藏地区来说，和平解放4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工、交、农、牧和民族手工业、旅游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起点比较低，和国内先进省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为了加快西藏经济的发展，尽快改变落后面貌，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就更需要发扬延安精神和当年进军西藏那种革命精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承认差距，不甘落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开展边境贸易，争取在若干年内使西藏经济跃上一个新台阶。
　　延安精神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法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在谈到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进一步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我们的思想从各种旧思想、旧观念和传统积习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现在举国上下都在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这实际是又一次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就是一次全党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的结果大大促进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延安整风的基本做法和基本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借鉴。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建设，在南巡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又说：“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延安时代的精神风貌、社会风尚、军民关系和干群关系，以及人们那种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当年进军西藏的同志们那种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于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正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材。它不仅能够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而且能够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与鞭策，足以震撼人们的灵魂，催人奋进，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有力的推动。
　　延安精神还是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民族分裂活动的有力武器。目前的国际形势，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敌对势力更加卖力地推行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流亡国外的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也加紧了叛国分裂活动，一方面在国外摇唇鼓舌，四出游说，争取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加紧了对西藏地区的渗透颠覆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更加紧迫。而延安精神和50年代进军西藏时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就是这种教育的最生动、最形象、最早体、最有力的活教材。因此，延安精神是挫折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搞叛国分裂活动的强有力的武器。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依靠延安精神这样的强大精神武器，团结，教育和鼓舞了全国人民，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了全中国。那么在物质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天，我们也一定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团结、教育和鼓舞我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赢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注 释：
　　①《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③张国华：《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人民日报》1962年12月25日。
　　④同上。
　　⑤《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7页。
　　⑥《陕西日报》1989年9月15日。
　　⑦《西藏日报》1990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