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引用了延安县同志如何解决开荒问题，如何解决难民问题与如何解决“二流子”问题的报告。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象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吗!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①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延安县同志们精神的基本概念，并对其内涵作了精辟论述。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的内涵
　　从内容来看，毛泽东讲“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实际上讲了延安精神的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即马列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是从理想信念方面揭示了延安精神；二是“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完全没有主观主义”，这是从思想路线方面揭示了延安精神；三是“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的。当然，对于“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内涵的理解，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毛泽东的这一段讲话，也不能局限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全文，否则，我们很难从具体的并不充足的资料中去梳理、凝练、提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的内涵。这就需要从整风运动准备以来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思考以及党员干部工作方法的要求来看，从这么一个大的视角去分析。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对于毛泽东这里讲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应该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讲话之前应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邀请，于11月21、23日两天所讲的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谈起。
　　毛泽东在讲解中首先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接着，逐条进行讲解。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么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斯大林的第九条讲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斯大林的第十条讲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讲党必须有铁的无产阶级纪律。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讲党应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指出，这次高干会议以后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有威信的人去进行。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以及毛泽东对这十二条的论述，是整风以来对干部全方位的多层次的要求。毛泽东讲延安县同志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是对延安县党员干部整风所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认同。当然，这种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干部的政治素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更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实践上，诸如开荒、改造“二流子”等。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一词，在古代中国是指“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的治学态度，后作为一种学风，形成实学思潮，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研究及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长期的重大影响。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哲学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1943年，毛泽东又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延安县同志们的布尔什维克精神里面本来就蕴含着实事求是精神与调查研究精神，但是，实事求是是从思想路线的政治高度来概括的，也就是说，延安县同志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延安县开荒、难民问题、改造“二流子”等诸多具体工作密切联系起来，而不是停留在空谈口号上，这既不同于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也不同于经验主义。联系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延安县同志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就是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调查研究的精神。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草案，在7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9月13日，毛泽东向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另一方面，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讲，一是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二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的”。
　　综上所述，“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的内涵是丰富的，从实质上来讲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道德的，而这种崇高品德的实现的理论依据是实事求是，实践途径则是调查研究，三者相辅相成。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的价值
　　第一，“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蕴含着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力。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对延安县委、县政府予以团体奖励，肯定了延安县的主要成绩：一是1938年至1942年共安置难民3.8万人；二是积极组织开荒，组织劳动力(如扎工、变工、集体工、强迫二流子生产等)，五年来开荒34万余亩，超过原有熟地数；三是领导了南区合作社及其他各区合作社，1942年全县合作社扩大股金数占边区合作社之半；四是1937年有羊80头，现有羊6005头；1941年首先运盐，去年8000驮任务也能较早完成；五是机关生产办法好，有成绩。毛泽东给延安县的领导刘秉温、王丕年题词是：“善于领导同志。”
　　毫无疑问，对于延安县来说“善于领导”的表现之一，就是县委、县政府政治动员工作有力。如在开荒方面，延安县1942年开荒8万亩，县委、县政府的政治动员工作有：首先，帮助农户制订生产计划。1942年延安县农户的生产计划，由政府统一领导、制订表格，农户本人自愿。在制订的过程中，坚持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则：(1)去年生产情形；(2)今年可能扩大生产的条件；(3)劳动力(人力牛力)的变化；(4)农户本人自愿；(5)进行经常地检查监督。其次，是积极推行农贷政策。1942年老户劳动力、畜力开荒共计2.94万亩左右，5.06万亩左右则要依靠移民、难民来完成，而移民、难民来到延安县后，生产资料短缺，尤其是难民，就连开荒的最基本工作“梢镢”、镢头都没有。县政府针对这种情况，积极组织发放农贷，解决了难民开荒缺少生产工具的大难题。再次，是动员工作时间安排恰当。冬季等农闲时，政府要做大量的动员工作，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春耕时，动员工作尽量减少，让农民有充足的时间去开荒，去生产。最后，政府对开荒工作坚持不懈。县府对于开荒工作，1942年前后开区长会两次，发指示信三次，县府干部下区乡达三次之多；区对乡工作的检查有的达七八次，至少三次；乡对村的检查次数也不少。
　　第二，“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当前，有一种错误认识，就是认为延安精神只是一种精神上空虚王国，对我们今天经济建设毫无用处。其错误之处在于，没有看到延安精神就是在发展经济建设中产生的，延安精神有着深刻的经济属性。为了战胜自然灾害，战胜国民党政府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的物质困难，以保证抗战经费的供给，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一系列口号，鼓励边区人民“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房、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实现“自己生产，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不仅仅使党战胜了经济困难，更在于它促进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根本的延安精神的形成。换句话来说，就是在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延安精神，必然也烙上了深深的经济属性。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在1989年9月视察延安时说：“把经济搞上去，靠什么方针?还得靠发扬延安精神，归根到底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持家，勤俭建国。”
　　当然，我们讲上述内容是延安精神，是延安大生产的精神，但是，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就是与大生产经济密切相关的，就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熟发展的。毛泽东引用延安县三项工作，其中就有两项是经济方面的，即开荒和难民生产。可见，“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也是一种生产的精神，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割断“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就是否定历史的本原，就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据延安县领导人王丕年后来回忆道：从1940年到1942年，全县开荒15万亩，三年粮食总产30多万石，上缴公粮5.48万多石，占陕甘宁边区23个县交粮总数的十分之一。
　　第三，“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首先是把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从事生产。在陕北，传统习俗认为，妇女就是“烧火做饭，养儿抱蛋”，而这样的工作，从来被认为是一种生产，一种劳动，而是把妇女作为深受夫权统治的理论根基。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妇女享受到平等的社会地位，这种平等地位的凸显之一就是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从事生产，得到男人的、社会的公认。妇女参加生产，一年比一年多。特别是难民妇女，开荒的有，除草的有，收割也有。如川口区三乡难民妇女没有镢头开荒，就跑到山里等别人累了休息的时候，拿了镢头开荒，人家休息过了把镢头还回，又等着③。
　　其次是对“二流子”的改造。“二流子”是指没有正当职业而只能靠不良行为，诸如偷人、嫁汉、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当神婆神汉等，来维持生活的人。延安的民谣说：“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可见延安县的“二流子”是比较多的。据延安市的调查，1937年前全市人口不到3000人，而流氓地痞就将近500人，占人口总数的16%；延安县则是1937年人口为3万左右，流氓地痞的数字为1692人，占总人口比率的5%④。延安县委和政府通过领导教育与群众监督结合，劝说感化与强制处罚结合，加以实际解决生产上的困难等方法，“二流子”得到了预期改造效果，让这一部分人积极参加到社会生产中来。
　　以“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为原生形态的延安精神研究的思考
　　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延安精神原生形态之一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并作了论述。毛泽东的论述，表明延安精神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们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没有“官僚主义”。可见，延安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只有准确地认识到延安精神的两个属性，才能充分认识其先进性，认识其永不过时的原因。当前，有人在研究延安精神中，一味强调它的民族性，看不到它的马克思主义属性，故有用延安精神和美利坚民族精神比较的现象，试问这样的比较二者究竟有多少共性，用延安精神的片面，即只看到民族精神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得出的结果并不能是科学的，同时也是对延安精神的一种贬低。
　　对于延安精神的认识，目前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就是主张新中国成立60年后的今天应和延安时期一样吃小米，穿补丁衣服，主张延安精神一成不变；另一种是“右”的倾向，就是认为延安精神产生于抗战岁月中，在今天倡导延安精神已经过时。前一种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加以反对的，在现实中的影响越来越弱，不足为道。至于延安精神过时论，固然有来自一些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执政的合法性，但是我们应明确这种潮流究竟有多大，不能过分夸张。笔者认为，真正的冲击是来自对延安精神理解的僵化、片面，导致认为新的时代应用新的精神代替延安精神。
　　当然，延安精神绝不是包含一切、指导一切。当前，从延安精神的宣传力度、广度、深度来讲都是空前的，都是卓有成效的，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问题，就是把延安精神庸俗化，什么事情都与延安精神挂钩，什么理论都是延安精神的内涵，什么精神都是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延安精神是前承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后启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它是特定时间的产物，是在特定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人优良品质的一个集大成，其价值是独一无二的。但价值上的独一无二，绝不是说她包含一切，指导一切，否则，只能是把延安精神内涵上庸俗化，功能上边缘化，价值上可替化。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4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③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延安精神探源》，中共党史出版社、红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④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延安精神探源》，中共党史出版社、红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