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源于时代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邓小平曾经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命题虽说是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来，但实际上这一命题所要求的指导革命的理论要与时俱进的精神，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体现。如果说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一点表现得还不甚明显甚至很不明显的话，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则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总结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程和经验，对于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要成就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制定。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后，中国正处于政治大变动的前夜。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另一方面，在深重的国难面前，国内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阶级矛盾不得暂时不让位于民族矛盾而使后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使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都不能不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表明自己的态度。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1月13日，又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2月17日至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这里虽仍然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基本态度，但与以往相比，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把“‘左’倾关门主义”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看做是党内最危险的敌人。“瓦窑堡会议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开端，但更为重要的在于它证明了共产党总的精神取向的转变。”②这次会议表明，在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人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抛弃过去那种过“左”的政策，顺应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逐渐成熟起来。
　　第二，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一个既关系到中国抗日的大局又关系到中共的前途和命运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做到既维护和巩固这种统一战线而又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一问题又分为两个有密切关系的方面：在政治上保持党自身的独立性而不被统一战线中的其他党派和阶级所“同化”，在军事上充分估量自己的实力而采取灵活务实的战略战术。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出于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奋斗目标因而不是一个太难解决的问题，尽管也有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的短暂干扰。而第二个方面即中共究竟是应该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正规作战还是独立开展山地游击战的问题，尽管从历史上看，其解决也并未花太长的时间，但就理论而言却并非一个像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一则这一问题在当时相当多的一些人看来，似乎是一个有关抗日“道义”的问题，不解决好将有损于共产党的抗日形象。二则共产党的军队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运动战，如要改成游击战一时恐不容易做到。但在像毛泽东这样深谙抗日战争“持久战”的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领导人看来，只有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才能够做到既保护自己又消灭敌人，从而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早在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经提出，后来在洛川会议上他更是明确提出了红军的五项基本任务，强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完全得到了验证，从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转变。
　　第三，陕甘宁边区建立及取得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自己局部执政的早期建立了一个类似于苏联模式的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执行的是比较“激进”的经济社会政策。然而，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由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必须建立全国性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转向人民共和国，从以前的阶级政策转变到社会革命的政策上来。决议规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在农村中实现平分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而且“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④。决议还表示共产党将向所有阶级开放，而不只是城市产业工人和贫农农民，“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⑤。
　　值得注意的是，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三种有害的根源：(1)它不理解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因而不能理解改变我们的战略以适应新形势的必要性。(2)它不能把党的一般性口号和纲领同具体情况下的口号和纲领联系起来。(3)从根本上说，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来崇拜，不能灵活地把它们运用到中国独特的具体环境中来⑥。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精神已经表达得十分鲜明了。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愿意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提出把陕甘宁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的任务。1940年初，毛泽东提出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主要、最集中的理论成果，是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指导性纲领。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该纲领共21条，全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路线和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举凡军事、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三三制”、人权保障、司法、廉正、农业、土地、工商、文化、卫生、妇女、民族、华侨、游民、俘虏、对待外国人等各项政策，都一一做了明确的规定。随后，在这一理论和纲领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各项新民主主义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陕甘宁边区一时间成为中国的民主模范区。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⑦对于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由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政党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比较而言，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前，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十分重视党的建设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频繁的战争、“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党仍然处于不成熟时期等因素的影响，限制了这方面的成就。而在随后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新的领导集体在这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把这一建党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从后来的实践特别是共产党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来看，这一“工程”的提出和实施，堪称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的一个大手笔。它同过去党的建设实践相比，更具全局性、整体性、针对性、计划性和根本性。特别是1942年起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堪称是这一伟大工程的一次伟大而独具匠心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典型体现，不仅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对今天党的建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整风运动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体现，在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只能主要由农民等非无产阶级成分来构成，这一点短期内难以改变，而且从历史教训来看，一个政党是否能够称得上无产阶级政党也不能单纯以工人阶级是否在数量上占多数来简单地加以衡量。党员的出身与生俱来，不能改变，但是，他们的思想是活的，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完全可以改变党员的思想状况，用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他们。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着重视思想修养和“教化”的优良传统，如果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转换，完全可以成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资源。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整风运动这一既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教育运动，成功地在党内实现了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彻底扭转了此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从而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联系实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途径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普遍较低，这是党长期犯教条主义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党中央落脚陕北后，十分重视理论学习，以各种形式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理论和文化素养，逐渐养成了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作风。可以这样说，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学习氛围空前浓厚的时期。
　　193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马列学院。同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把学习理沦的任务提高到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了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⑧接着毛泽东指出了掌握理论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⑨1939年2月17日，为了贯彻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有效组织和领导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共中央特别设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为加强党内对马列原著的学习，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马列学院内专门成立了编译部，翻译出版了30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党的理论学习起到了重要作用。3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以每年的5月5日为干部学习节，各单位要总结全年的学习情况和经验，并进行奖励。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学习理论固然重要，但理论本身不是目的，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用于指导实践才是最终目的。因此，理论联系实际才是真正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时就指出：“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⑩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关系生动地比作箭和靶子的关系，强调要“有的放矢”，不能“无的放矢”。指出：“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11)强调了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同年5月，中共中央还作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指出：“学习理论与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党员不可或缺的责任。”“在革命运动中……共产党员决不能避开这种实际工作去‘专做’理论工作，因此借口学习理论而不愿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埋头实际工作而不在工作中抽暇学习理论的倾向，都必须纠正。”(12)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动员全党同志加强对具体情况的调查和研究，以眼睛向下的态度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毛泽东也经常告诫全党，社会实践是一切真理和知识的源泉，每一位党员都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把人民群众看作良师益友，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与群众相结合。
　　正是通过这种不懈的学习并将学习的成果努力运用到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了一大批在各方面都过得硬的干部，从而为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经验
　　总结上述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简要论述，我们认为，其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经验启示有：
　　首先，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延安时期党所经历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思想路线对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至关重要：正确的思想路线将能够使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相反，如果党采取的是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则必然会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从而危害党的事业，甚至走向绝境。因此，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是一个关系到党和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然而，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才能不断地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党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直到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全党才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后来邓小平有一精辟的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13)
　　所谓实事求是，就抗日战争时期来说，对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一个方面，就是具体如何妥善地、务实地处理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革命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从最终理想上来说，共产党人的目标无疑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在民族问题成为中国社会首要问题的抗日战争时期，阶级解放的目标不得不暂时让位于民族解放的目标。从理论上说，也只有作出这样的调整，才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的任务，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仍然僵硬地坚持土地革命后期的政治路线不变，必将失去民众的拥护，对抗战不利，而且最终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因此，顺应形势的变化，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最终共产党人成功地实现了战略和策略转变，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民族敌人，而且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不过，对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政治路线的转变的确来之不易，它只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之上。而正是后者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后所采取的策略的联系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对于这一点，就连许多西方学者也持有比较公正的观点。有的认为，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期，毛泽东的政治主张确有很大的不同：前期反抗国民党，后期联合国民党；前期提“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后期提“人民政府”的口号；前期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后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但在其中有一点是没有变化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政治现实主义，以及他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关于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主张。还有的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在长征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但认为，这种变化对共产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而已，在实质性内容上，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改变(14)。
　　其次，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坚持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真地、系统地总结了自己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得出了一个此后一直坚持的重要结论并转化为自己坚定不移的政策，那就是建立、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同盟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如果说此前由于同盟者的背叛和自身政策的某些失误等原因，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和同盟者问题尚不够重视，某些时期甚至还为了所谓“革命队伍的纯洁”而把可能的同盟者有意识地排除在革命阵营之外，乃至作为“最危险的敌人”来对待，那么，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终于明白了加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意义，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寻找同盟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不放弃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始终不渝地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确保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使自己的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再次，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确保人民当家做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宗旨。不过，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期间显得特别突出，需要共产党付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来求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因为当时在中国存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权，人民在对两个政权的比较中进行自己的选择。得民心者得天下。延安之所以为全国人民所向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因而凝聚了人心，赢得了民众的爱戴和拥护。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15)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不仅制定了与时俱进、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和总政策，还制定了各方面的许多具体政策，诸如全面抗战路线、“三三制”的政权政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及劳动、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无不体现着强烈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欢迎和拥护。
　　最后，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党的建设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作为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党的建设对党的事业的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何使这一问题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却需要党在党的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上花大力气，下大工夫。在这个问题上，延安整风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这一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党的建设史上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第一，创造了用整风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的新形式。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和倾向，毛泽东主张采用学习、对照、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加以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新的创举，既不同于苏联共产党的“清党”的做法，也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对党内“异己”实施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践证明，这种“和风细雨”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利于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使党通过思想上的一致，达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第二，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极端重视道德修养的优秀资源，并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提出了“党风”这一新的科学概念，论述了党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阐述了党风的内容和本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第三，用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在延安时期之前，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等原因，中国共产党不习惯于、不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也不知道如何总结经验。在延安时期，随着党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学会开展这一工作，并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采用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形成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方式来总结自己长期的革命经验和教训。这种集中集体的智慧用历史决议的形式来总结历史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个新的创举。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访问学者、中山大学教授)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②杨炳章著，郭伟译：《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④《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0页。
　　⑤《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4页。
　　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8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799页。
　　(12)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14)杨炳章著，郭伟译：《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