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黄土地，在这里经过13年时间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探索，走上了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共和国的康庄大道。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挫折、失败和迷茫之后，开始走向了成熟，而成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求索中善于学习，形成了优良的学风，这是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无可比拟的。
　　一、延安时期党的优良学风形成的环境因素
　　首先，延安时期党的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与党的光荣传统一脉相承的。回顾党的历史，在建党初期，党的创始者就认真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把党的性质明确规定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南陈北李”做出杰出贡献。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积极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又发起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此前，基于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启发，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演说。
　　正是自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开始形成的不断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优良传统，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失败走向成功。建党初期，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还很陌生，军阀官僚对共产主义极其恐惧，用尽各种残忍手段破坏、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李大钊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英勇就义。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各种思潮泛滥，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也处在痛苦的转型期中。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是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走向富强的根本出路，这是摆在先进的共产主义者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共产党人领导的罢工的失败、起义的失败，一次次沉痛的教训，告诫着这个新成立不久的旨在救亡图存的政党的领袖们未来之路会很艰辛，也昭示着只有学习反思，在摸索中前进，才能取得成功。在历经数年的曲折探索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向俄国人学习，行不通；向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也只会陷入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之中，只有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学习，才是走向成功的真正之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试图把以书生之气极浓，甚至偶尔会极其冲动的中国共产党，带上一条全新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富有军事艺术和战斗能力的新型的工人政党道路。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征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不断学习的重要性，形成良好学风的重要意义。没有积极虚心学习的态度，没有大胆探索的勇气，就没有走向新的胜利的可能。在井冈山和瑞金艰难的环境中，党学会了军事斗争的教训和经验，在被迫转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上，党学会了生存的真正本领。凭借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凭借着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热情，凭借着对中国老百姓的鱼水深情，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险，来到了陕北。在长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停下过学习的行动，党学会了向敌人学习，学会了研究敌人的长处和弱点。正因如此，在数十年的不断学习和摸索中，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优良学风才得以逐渐成形。或者可以说，延安时期的优良学风根基于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那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正是因为有了优良的传统，才会有现实中的优良表现。
　　第二，延安时期的优良学风的形成与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密不可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形成第二次合作的局面，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延安时期。在延安时期，中华民族与侵略者的民族矛盾俨然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合作团结，爱国抗日，已经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心声。可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二是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压制，三是面对着共产国际的指挥与干涉。此时，从险象环生环境中刚刚走向相对稳定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以前，从南方到北方，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的光荣传统，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现在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后，学习的重要性显得格外突出。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这是共产党人提出的又一个历史命题。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具体化，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革命的实践探索之后得出的初步结论，但是，这个结论的证实还需要革命斗争实践的一个长期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此时已显得格外重要。此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争形势，此时的革命方略已俨然转向了民族解放战争，此时的革命态势已经出现了长期抗战的相持持阶段，所以学习的对象和任务完全需要全新的界定。环境的变迁影响着延安时期新的学风的形成。
　　第三，党的高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延安时期优良学风形成的内在动因。经过长征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勤奋学习的带头作用。来到延安，毛泽东对学习和研究，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精益求精地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钻研哲学著作。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全神贯注地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还有米丁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同时还阅读了当时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其他中外哲学著作，如塔乐海玛的《现代世界观》，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和《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并对所阅读的哲学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毛泽东与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十余人，定期召开哲学座谈会，采取每周讨论一次的方式，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每次讨论都是由党内哲学家艾思奇等先讲，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毛泽东酷爱研读历史书籍。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了学习历史的问题。他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①可见，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高级领袖的身体力行和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深刻影响着身边的普通群众、战士，使得他们把马列主义的武装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起来，更加准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从而积极地投向革命事业和实际工作。
　　二、延安时期党的优良学风的原生态形式
　　党的优良的学风，不是空穴来风，亦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而是表现在战斗和工作的每一个过程环节之中。党在延安时期的优良学风，既得益于井冈山时期的艰难困苦，又融合于万里长征途中的艰苦玉成，在延安特殊的环境里呈现出了多彩纷呈的景致。
　　第一，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大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之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已经数十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20多年，在这数十年的探索中，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延安时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入思考中国革命的实际之后，把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的更加深入地学习和探索。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问题被摆在首要的位置之上。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这是摆在每一位共产党人面前的最为紧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条条框框，不是老古董，更不是晦涩拗口的八股文，而是始终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武器。中国革命的现状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毛泽东首先在全党大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风。在陕北公学毕业班的典礼上，毛泽东对欲赴抗日前线的革命将士们如此告诫：陕北公学“有许多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②。在抗大学什么，毛泽东号召同学们：第一，首先是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要学做干部。第三，还要下一种决心。毛泽东还撰文指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做教条看待，而应该当做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够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的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的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任弼时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在外国党的前面，学习理论也是像我们党今天一样，成为全党的一个主要任务”③。任弼时强调，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需要经常地研究和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需要面包、空气和水一样。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社会、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规律、关于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不论是哪一行业的同志们，哪怕是技师工作者、医师工作者等等，都要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因为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最基本要求，要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经常性的工作。由此可见，提高广大党员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已经成为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张闻天在纪念“五五”学习节的讲话中特别指出：提高干部马列主义的质量，是当前干部学习中的一个中心任务。他还详细地提出了干部学习中提高马列水平的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培养干部独立阅读的能力与习惯问题。二是关于增加各种具体的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问题。三是关于中级读物和辅助读物的编辑出版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详尽而具体，对于做好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普及马列主义知识，都会起到非常良好的作用。
　　朱德提议并建立起了在职干部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他还特别强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同志去前线越多，越受欢迎。为了解决书籍缺少的问题，前线也向延安学习创办了印刷局，但是还是供不应求，因为抗战前线的同志们都在必修马列主义。
　　正是因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这种重视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好传统，才使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大的提升。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运用。同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进一步对干部学习作了补充规定，并确定每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日为学习节。回顾历史，应该肯定，起源于1940年的“五五”学习节活动，对于增强广大干部学习的自觉性，提高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为我党当时培养出了一大批既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领导干部。
　　广大干部和群众亦形成了自觉的学习之风，正是离不开党的高级干部的身体力行的带头模范作用。延安整风就是对全党发出的号召学习的总动员。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刘少奇不仅主张结合当下的实际，更强调要未雨绸缪，着眼于未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是确定了”，现在“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一定要结合当前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未来的工作，刻苦学习④。当年，周恩来在延安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从不例外，仍然和其他人一样进行大生产运动。著名的《记一辆纺车》一文，就详细地描写了周恩来当时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情况，他纺纱技术快，质量好，在参加比赛时还得了奖。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参加大生产运动的最好例证。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事务多，在国统区时间长为借口而退缩；相反，更为积极地参与大生产的实践和学习运动。周恩来在学习中的认真态度，由此而体现出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伟大可见一斑。
　　第二，大兴创办干部学校之风。延安时期，在党的领袖和党的高级干部的带头下，全党理论学习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党越来越注重创建干部院校，让学员集中精力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斗争的方式方略。据统计，这一时期党在延安创办了三十几所干部院校。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脱胎于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成为延安时期最著名的干部学校。在9年的烽火连天岁月中，抗大在坚定、勇敢、艰苦、灵敏的校训激励下，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培养出了大批的抗日军政人才。毛泽东亲自去抗大给学员作报告，宣传马列主义的根本要义，号召全体学员干部积极努力为全民族的抗战掌握最先进的理论。在抗大三周年纪念的讲话中，毛泽东精辟地指出：“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们的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个方面革命性进步性，抗大绝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他还清楚地表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的成功，成为延安时期全党优良学风养成的前沿阵地，所以毛泽东很自豪地说“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⑤
　　同样，延安新女性的学习成为我党优良学风养成过程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宣告成立。“女大”的教育方针是毛泽东制定的“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针，提倡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学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博古等都曾亲自为“女大”讲中共党史课。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批精英女才。“当着全国妇女起来，风起云涌之际，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妇女运动。”
　　在这一时期，延安还创办了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校，延安大学，安吴堡青训班等等干部院校。干部院校的创办，使得党的干部学习的系统性、专业性和理论性更加突出，为革命事业培养人才的口径更加多元化。
　　第三，大兴实践出真知之风。延安时期党的优良学风的形成不仅表现在蔚为壮观的学习气象之上，更重要的是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的生动的实践中去。在延安艰苦的岁月中，物质资源相对匮乏，大生产运动显得格外重要，但是，生产的实践首先要统一思想，要为抗战的前线和后方做好全力服务。在生产的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各种消极思想随时可见，这样在生产一线上的党员干部们的思想觉悟事实上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能不能认识到生产与战斗的关系，能不能紧跟着服从抗战的大局，能不能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是关系到生产者生产效能的深层次问题。因此，马列主义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延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报纸不断宣传干部训练和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在生产中要不断和主观主义、消极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要同志们在对周围的生产环境的系统的周密的分析和研究中，找出工作的方法，得出工作的启示。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窑洞里，我们的学习都是有的放矢的，都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从而寻找其中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来正确指导我们的世界观并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寻求工作改进和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
　　三、延安时期党的优良学风对现代干部教育的启示
　　首先，实事求是是党的优良学风的养成和继承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统一。在我党的优良学风中，实事求是贯彻始终。阅读党的领导人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都是围绕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命题。延安时期，我们所面对的“实事”归根结蒂就是抗战，就是民族的解放事业；“是”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就是实现民族自主独立富强民主的逻辑规律；而“求”就是我们所要实现这些“内在联系”的路径和方法。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探索民族、民主、民生、民权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去研究中国的实际，研究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大潮中的地位，研究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必由之路。这正是我党延安时期形成优良学习之风的根源所在，也是我们现代干部教育事业所要遵循的核心原则所在。
　　对于我们现在的干部教育事业来说，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是通向新的胜利的唯一法宝。我们现在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就是要在全党形成与时代更加贴近的，原汁原味的求实精神，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关系。这就要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以大局为重，以史为鉴，以科学的理论为先导，大力弘扬创新之风，与一切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虚无主义等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作斗争。这就要求广大党员重温延安时期的优良学风，回到当时的环境中来，回味延安时期优良的学习传统，真实地感受当年实事求是精神养成的必然逻辑。
　　其次，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是形成优良学风关键之处。好的领导能够带领一个集体从胜利走向胜利，坏的领导只会把一个集体从失败引向更大的深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学风的养成，离不开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的躬亲示范作用，离不开干群一家、鱼水情深的深厚革命感情。领导干部在百忙之中，把学习当做每日的必修之课，全心全意投入到学习之中，实质上就是把生命真正投入到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伟大历程之中。反观国统区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延安所呈现出的质朴而又忙碌的学习之风，其实早已昭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和最终归宿的不言真理。中国共产党最终会被中国人民选择，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既是一个善于学习马列主义，又是一个完全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优秀集体。在这样正确的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干部和群众亲如一家，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完全一致，人民的期望与党的目标高度统一，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在蒸蒸日上，在不久的将来夺取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
　　综观历史，回到现实，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在当今的干部教育培训的学风养成上起到关键作用。上行下效，我们只有用优良的传统来鞭笞自己，才能够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迎风破浪，奋勇向前，在实事求是中实现自我的升华和事业的飞跃，为人民的利益谋福利，为万世谋太平。
　　2010年5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举行的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特别强调，毛泽东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⑥可见学风的意义之重大。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学风传统，对于全党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来说，更是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李源潮在多次讲话中，也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真学真用，这是新时期我们党的重大课题。现实中，领导干部队伍在学习上会良莠不齐，不过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用，把学到的道理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但少数却会流于华而不实，更会弄虚作假，包括学习材料总结体会一切都由秘书代劳，甚至学习的全过程都由替身来完成，这样的学习态度，害己害人，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以及个人能力素质的提升毫无益处，必须深刻反思。总之，学风关系到党风，学风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不得不摆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干部、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耿向东：《“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延安时期毛泽东谈学习历史》，《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卷)，2010年，第104页。
　　④2010年4月7日《学习时报》。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⑥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求是》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