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这个光辉的名字，已载入二十世纪的史册之中，并闻名于当今世界。可是它在旧中国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贫瘠山城。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延安却进行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革命圣地的声名远扬中外，震撼世界，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艰苦奋斗十三个春秋，培育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代精英，他们为振兴中华立下了不朽功勋，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在延安战斗过的革命者，人们尊称他们为“老延安”，正是他们的英勇奋斗，才创造了延安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象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他们的优良作风至今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时期培育的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集中体现了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传家宝。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延安精神，和平建设时期仍然需要延安精神。
　　当时的延安，物质条件虽然十分贫乏。但是，出真理，出人才，出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其精神文明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凡当时到过延安的中外友好人士都看到，那里的人们有着高尚的精神境界，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严格而自觉的纪律观念，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延安的社会风尚和延安的精神面貌，深为全国人民所敬仰，深受国际友好人士的赞扬。
　　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好象是不可思议的，但它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建立起了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历史在前进，时代进入了八十年代。中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在谈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大趋势时说：“进入八十年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再也不可能在孤立与封闭的状态下置身于自给自足的一国经济体系之内，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而出现的各种机遇的适应能力、利用能力和面向世界市场、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水平。”
　　中华民族几千年处于世界技术文明的领先地位。但几百年来，由于内政腐败，外强侵略，中华民族的技术——经济——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无数志士仁人近百年前赴后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各方面也有长足进步，但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新的挑战。即搞不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我们的发展，有人打过比喻，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的状况——外国的洋枪洋炮，中国的大刀长矛。
　　面对这一严竣的事实，我们要发扬延安精神，奋发图强，延安精神能创造一个新中国，为什么延安精神就不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早在1980年底，邓小平同志谈到发扬延安精神时说：“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邓小平文选》第327页)。可是，这以后，我们一些同志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对自己的光荣传统不感兴趣，而把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化奉为“圣经”，以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污染，许多青少年受到毒害。
　　要抵制精神污染，就要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扬包括延安精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是我们革命的传家宝。我们靠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取得了胜利，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加以继承和发扬。不是说把那时的具体做法什么都搬来，而是发扬那个时候适用，现在仍然适用的东西。发扬这种精神和优良作风。
　　延安精神，它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它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它的特征是艰苦奋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延安，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小城，为什么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青年和爱国人士奔向这里。他们有的离开了温暖的家庭，有的抛弃了优裕的城市生活，有的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而冒着生命的危险，穿过戒备森严的封锁线，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是财富、权势、金钱、奖金?还是窑洞、小米饭、粗布衣?是那金钱买不到、权势得不到的爱国爱民振兴中华的一片忠心，是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前途。
　　在延安战斗过的老一代，他们回忆延安，总是振奋不已，回到延安会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没有忘记延安，他们年过花甲还不知疲倦地工作，其奥秘何在?
　　过去有一位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的记者叫斯帝尔，他亲自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真的，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中国问题的内脏，到了延安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化了。我觉得在延安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
　　这位美国记者的延安之行，抓住了延安精神的实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延安精神的核心。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在追悼张思德烈士会上讲的，时间过去了四十四年，我们去参观了张思德生前烧木炭的地方，有幸同去的有原张思德生前的战友，他的介绍，使我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每个人被他的介绍所感动。
　　那是在一个深秋的季节，张思德和他的战友在挖木炭窑，松散的泥土突然从窑顶塌下，张思德在这千钓一发之际用尽全力猛将战友推向洞口，而自己却被土埋在下面，推出去的战友也顾不得危险，返身跪在地上，用手刨土，呼喊救人，其他战士闻讯赶来，投入紧张的抢救，有的手指刨出了血，有的泪水挂满了脸，当张思德的遗体露出地面，被战友们围抱着哭成一片。这个长征过来的优秀战士，把生命留给了战友，而自己却与世长辞了。
　　现在，我们的一些党员、一些同志、领导干部忘记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利和工作条件，去为自己和周围的一些人谋取私利。他们向党伸手，争名誉，争地位，争待遇；他们逃避党和群众的监督，任意挥霍浪费或侵吞国家的财产；他们把党的原则放在一边，靠庸俗的“关系学”吃饭，捞钱做官封官；有的利用手中之权，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成为国人共恨的“官倒爷”；有的甚至违法乱纪，参与和包庇各种犯罪活动……。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造成社会分配不公，扰乱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严重干扰和阻碍改革。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党风所以不纯、党和群众的关系所以疏远、党的形象所以受到损害的根本原因。
　　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就是要求每个同志、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象战争时期那样，“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陕甘宁边区党政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被人们赞颂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那时政府“官”员是真正的民选，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没有那种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说：“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的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政府不断反对渎职贪污，号召人民控告。对于人民的控告，必须认真负责查明，公平处理。”著名的1942年召开的西北商干会上，嘉奖了22名模范干部，同时也惩处了8名贪污腐化干部，延安人民为廉洁政府，赠送了“人民政府”的锦旗，表达了边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爱戴。
　　执法严明，秉公办案，杜绝人情风，受贿风。当年轰动一时的黄克功一案的处理，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望。黄克功少年时代就参加了工农红军，历经井岗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战功累累，身居高位，因恋爱一时感情冲动，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审讯时，他敞开衬衣，指着身上无数伤疤，历数许多战斗过的事例，要求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而戴罪立功，战死在战场上。但在严明的法纪面前，还是判处了死刑。毛泽东主席给当时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
　　“不严肃处理，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言词至今铿锵有声。延安既民主自由，生动活泼，又奉公守法，纪律严明，这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今，社会风气不正、党风不正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不能严以律己，廉洁奉公。
　　然而，要为政者清廉，还需清廉省为政。我们不否认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的，但也不能否认有那么一些人不够廉洁。《人民日报》1988年3月10日头版刊登的《邓克昌被捕之后……》一文，就是一例。邓克昌在文革中是武斗队的一个小头目，亲自开枪打死过一名无辜干部，被判有期徒刑3年。而他居然在改革中受到了赏识和重用，当了权倾一时的大同市同丰运输公司的经理，他便利用手中之权，施行暴力对女职工进行调戏，强奸未遂……。公安分局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对邓实行了拘传、拘留，后经区检察院批准，予以逮捕。不料这样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却惊动了大同市的不少人，出面说情的、做工作的、以权势相压的，就象演戏一样，有的在前台，也有的在后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置国家大法而不顾，展示了一场权与法的斗争。
　　在用人政策上，某人明知有经济问题，在这个地方当官不安稳了，忽然一张调令，挪个地方又当官了，某人任人唯亲，擢亲拔友，收受贿赂，刚处理过不久，却又被委以重任……如此这般，岂能不让人寒心。这些人即使到了位上，谁又能相信他为政清廉呢?因而，老百姓在盼望为政者清廉时，更盼望清廉者为政。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贪官污吏，他们行贿受贿、请吃白吃、送礼收礼，用钱买得人杀人，拿钱换来将军的头衔锦衣。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没见过一个贪官污吏，也没见过行贿受贿、送礼收礼。
　　我们的朱德总司令，他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住在农民家里，有空给农民推磨，和战士一起用野菜、黑豆充饥，农民见他生活苦，送他一只鸡，而被他婉言谢绝，到他53岁生日这一天，他谢绝祝寿，有人送贺信，他收下。有人送钱送物，他就原物退回。他严肃地说：“国民党处处营私舞弊，行贿受贿、送礼收礼是国民党的恶习，共产党不谋私利，不兴送礼收礼!’
　　在艰苦的岁月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北面的肖崖村居住时，给了穷得没衣穿的李怀春一条单衣，又叫医生给无钱治病的李怀春妻子治病，使他感激涕泣。毛泽东走了，李怀春摘了一驮沙果，赶上毛驴，到毛主席驻地，要把沙果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婉言谢绝。事后他对大家说：“这是新解放区，群众不了解我们的底细，如果我们吃了沙果，尽管付了钱，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我们和国民党一样，白吃群众的东西。沙果虽小，影响很大呢!”
　　现在许多人变了，“想着人民，为着人民”，“党的影响，国家的利益”的观念淡薄。忘记了我党的优良的传统。
　　因此，延安精神是端正党风和转变社会风气的强有力的武器。首先要从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起，大力倡导延安精神，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以律己、大公无私；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做到事事讲民主、讲团结、顾大局；做到继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铺张浪费，不贪图个人享受。把为政廉洁工作真正提到领导机关的重要议程上来，增强办事的透明度，接受群众的监督；切切实实地进行制度建设，使各项管理工作一步一步走上规范化、程序化，使弄权者无可乘之隙。如能这样，我们的党风、社会风气就会逐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人心就能大顺，风气就能大正，党和政府的威望就能大增。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是毛泽东主席在1943年为中央党校题的校训。后来党校修了个大礼堂，毛泽东主席又挥笔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大家把这四个光辉的大字，雕刻在四块二尺见方的石块上，并庄重地镶嵌于党校大礼堂的门壁之上。从此“实事求是”就成为中央党校的办学宗旨和全校师生的座右铭。实际上也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延安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实事求是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原理，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就是要教育全党理论联系实际，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要犯教条主义。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文章，他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全国民众了解中国情况，并且作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结论。这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某些不深入实际、不作调查研究、脱离群众的同志，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后来毛泽东又在他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强调了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性，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而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有力武器。
　　延安时代，反对教条主义后，按当时实际，提出了一系列与共产主义理论不相容的政策。如：除公营经济外，还允许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民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消灭封建地主剥削，只限制地主剥削，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有名的南区合作社，其性质就是合股雇佣企业；延安机关学校开展生产自给，可以和当地农民伙种土地；为解决移民、难民的生产困难，允许租种农民土地。总之，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抗日，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
　　那时，在毛泽东同志倡导下，经过了整风运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和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工作，办事情，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下车伊始的瞎指挥，反对哗众取宠的空谈、假话、大话，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因而各项工作生龙活虎，蒸蒸日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今天仍然是全党进行改革和开放的主导思想路线。在这一条路线的指导下，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有的人却忘记了我党的这一宝贵作风，不顾中国实际一味强调“高消费”，忽视生产力水平，忽视粮食生产，讲排场，图阔气，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慷国家之慨，滥用公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比比皆是；楼堂馆所院，越盖越豪华；沙发、空调、轿车，越来越讲究；据统计，1987年全国社会集团购买力是五百五十三亿元，超过全国教育经费的两倍以上，今年上半年有增无减，真是惊人!不少工作做不好，吃亏就在于不实事求是，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人民。这些如不加以解决，势必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讲实事求是，就是要“实事”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办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个基本原则，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从此，我们党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引下，在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冲破过去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它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所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必须大力提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
　　艰苦奋斗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我们规划了宏伟的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靠什么来实现这个全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呢?这就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本质，是延安精神的特征，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优秀遗产。艰苦奋斗是我们祖先与自然作斗争所反映的顽强精神。他们不怕困难，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开拓拼博，终生奋斗，使得我们民族繁衍生息，沿续至今。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造的一代新风，使这一民族精神，注入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内容，使它变成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在斗争中成为自觉行动。
　　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强大的敌人，是饿死，还是解散，它威胁着每一个革命者，要生存、要发展的欲望激发了每一个人最大限度的积极性。延安的党政军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己动手”，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动，终于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摆脱了困境，迎来了胜利。
　　近年来，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条件下，有些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说，革命战争时期那一套“没有可行性”了，“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老讲过去的事激不起人们的热情”。在许多场合下，艰苦朴素，埋头苦干，常常成为人们讽刺、挖苦的对象。延安精神的宣传，出现了“偃旗息鼓”之势。
　　现在，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有的人就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奖金一再增加也不满足。认为艰苦奋斗是“旧观念”，八十年代的青年就应该“吃穿讲高档，生活讲排场”。我们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很可能就想不起延安了，把延安精神丢掉，而去学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腐朽的东西。
　　从根本上说，面对人口众多而又经济落后的现实，面对传统产业的技术革命和新技术革命双重的历史性挑战，如果我们不付出艰苦的劳动，那就不能开拓进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从我国整个国情来说，我们还很穷。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困难会很多，因此需要发扬延安精神，长期艰苦奋斗。
　　当今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又有哪一个不是靠本国人民的流血流汗、苦战奋斗得来的呢?美国的富裕，固然于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洋财有关，但是谁能否认美国人民那种脚踏实地、开拓拚搏、艰苦创业的精神呢?苏联的强大，不正是当年列宁、斯大林领导苏维埃人民奋发努力，埋头苦干，奠定了雄厚的国民经济基础吗?战后西德、日本的经济腾飞，除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外，没有他们本国劳动人民的不屈不挠、勤奋工作能实现吗?!
　　我国与发达国家对比，同样创造一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我国消耗的能源相当于日本的6.1倍、美国的2.3倍、苏联的1.7倍；同样一个采煤工，我国一工只能采煤一吨，而美国可采8.62吨，联邦德国可采3.18吨，日本可采2.8吨，同样一个水泥工人，我国一年生产量是255吨，日本是4363吨。这些对比表明，我们和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这样的差距，只有通过艰苦创业，改变技术落后、管理落后的状况，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才能逐步缩小。
　　当然，我们所说的艰苦奋斗，是要振奋起全休人民献身于现代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决不是要重弹“穷光荣”、“越穷越革命”的“左”调，我们搞改革搞建设，就是要摘掉贫穷的帽子，让人们都过上幸福的日子。但是，生活上的改善与提高不能要求得过急过快，只能从实际出发，只想如何享受，不准备付出艰苦劳动的思想，更是要不得的。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本质，但却不是奋斗目标，我们也希望吃得好一些。”这是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招待美国人罗德里克先生所讲的话。有人认为延安精神就是意味着“吃苦”、“过贫穷的日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是的，延安时期，物质生活确实是十分艰苦的。那时边区政府规定每人每月伙食费二元九角，每人每天一斤四两小米，衣服都是自己生产的粗布。办公费也少得可怜，边区政府每月三十元，分区每月十五元，县政府每月十二元。钱就这么一点点，该办的事还要办，物质生活的困难却激发了人们的主观积极性，人们团结一致，一心一意创业、开拓、前进。
　　党中央领导人的作风，为全边区军民树立了光辉榜样。
　　毛泽东主席的伙食由炊事员掌握，日清月结，不准超支，一旦超支要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给主席管理伙食的贺清华同志经常为给主席办好伙食犯愁，“巧媳难作无米炊”，他体会最深刻，买菜总要拣便宜的买。来客吃饭，主席是不准报销的，只能从主席伙食中扣除。贺清华说：“贼来不怕，客来怕。”穿的衣服是粗布衣，几年才换一套，经常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信封用了再用，铅笔捉不住了也舍不得扔掉。工作废寝忘食，通霄达旦。在凤凰山旧居赶写《论持久战》，累病了还不休息，棉鞋在木炭火盆上烧着了还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就是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指挥着中国革命。
　　朱德总司令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司务长想买点好菜，单独给做一点，却遭到总司令的批评，并告诫工作人员说：“不要让我特殊，我心里不安。”总司令每天起得很早，背上粪筐，到大路上拾粪。过冬床铺上铺着麦草和仅有的一张狗皮褥子。在王家坪有他亲自耕种的菜园，他种的菜又大又好，人人都很羡慕，群众称他的菜园是“小南泥湾”。
　　周恩来副主席决不随便花一分钱。如果工作人员在他的餐桌上增加一道菜，办公室里增添一把椅子，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他常常教育周围的人员说：“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前方在流血，根据地的同志在吃窝窝头，我们怎能多花一分钱呢”。
　　续范亭曾赞誉当时艰苦奋斗的领导干部：
　　“少骑公马多徒步，
　　不要随从来照护；
　　携带两个冷馍馍，
　　一天开会好几处。”
　　任弼时同志说：“严重的经济困难，迫使革命者下定战胜困难的决心，从而探寻出一些生产建设的规律。”并且形成了一代新的精神风貌——延安精神。
　　西北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在《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全面总结了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验，他在报告中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的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象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1949年11月，毛泽东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来了复电，他在复电中说：“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应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历史进入了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2日《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说：“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
　　一块苦过来了，一块富却是个考验。现在我们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相比，确实是富了。但我们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世界经济导报》中说：“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28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20位，与索马里、坦桑尼亚相近。”这不使人难堪吗?不使有志者振奋吗?不使人有紧迫感吗?满足于“富了”就可以忘掉历史，不再勤奋，不再艰苦奋斗了吗?!纽约《美洲华侨时报》刊载海外人士的忧虑说：“对于中华民族和十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更深的忧虑，恐非物价上涨，而是世风的衰败。……世风衰败后再欲恢复康健，也许一代的时间都不够。”这些身居海外的中华儿女的忧患恐怕不无道理。
　　有人说：“经济要上去，政府要廉洁”，不妨这样说：“经济要上去，延安精神要回来。”这是人民的呼唤，时代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