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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生产与减租(1945年11月—1946年10月)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挑起全面内战的种种举措,中共中央一方面积极维护停战协议,通过谈判进行斗争,揭露其阴谋;另一方面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坚持自卫原则,保卫解放区。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特别是新解放区,在1945年冬和1946年春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减租运动,不要因为战争而忽视减租和生产,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强调党员要将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作为帮助人民的大事来抓。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进一步强调在解放区应复查减租减息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解放日报》先后以《减租和生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为题发表社论,提出减租与生产的步骤和方法,要求贯彻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
  为贯彻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5年12月29日召集边区建设厅、边区抗联会和延属地委举行农业技术座谈会,探讨生产技术问题。会议认为,改进农业技术是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重要环节,只有组织起来,精耕细作,改良土壤,消灭害虫,改良籽种和生产工具,边区农业生产才能突飞猛进。接着边区政府于1946年1月19日召开边区1000多名机关干部参加的生产动员会,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贾拓夫在动员报告中,号召大家动手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积极备荒,健全财经制度,减轻人民负担。2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前进一步》的社论,专门论述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有利条件和新特点,要求各地干部学会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克服满足于老一套的思想,使今年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为支持春耕生产,边区财政厅拨发救济粮4000石,移民贷款1000万元,积极为工农业投放贷款,推动生产运动。2月19日,边区政府颁发命令,停征公盐代金。到1946年6月,全边区共植棉35.1万亩,比1945年增加50%。在大生产运动中,难民纺织厂3月至4月份就织布173.25万余丈。志丹县原计划开荒2万亩,但到6月上旬,就开垦荒地4万余亩。
  在开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工业生产经过讨论计划,进行资金、运输、人力的调整,胜利完成了生产计划。边区银行发放1.8亿元贷款,贸易公司提供26万斤棉花,有力地促进了民间纺织事业。延川县1万多妇女,参加纺织的达8000余人,所织土布除供本县使用外,还能出售一部分。
  机关、部队生产自给也取得很好的成绩,如蔬菜大部分能自给。据延安16个机关的统计,办公费、生活费自给率达47%。边区政府5个厅干部的个人生产,就收获了870多万斤粮食和蔬菜。
  开展生产运动的期间,边区政府还进行了减租、查租工作。陕甘宁边区自二届参议会以来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但由于发展不平衡,加之两年来放松了查租工作,有些地方发生了部分地主任意倒佃、撤佃、假佃、改定租为活租、变相提高租额、明减暗不减等非法行为,也有少数乡村没有实行减租。边区政府于1946年7月21日发出了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要求在减租比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庆(阳)、合(水)、镇(原)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指示要求各级干部统一认识,严格掌握政策,明确农民是边区经济的动力和民主政治的支柱,深入减租不仅关系到改善农民物质生活,而且关系到边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巩固。各地要按照具体情况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加强农会工作,把减租、查租当作夏收和秋收的中心工作。随之,边区政府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绥德、陇东、三边地区帮助开展减租查租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减租、查租工作,各地普遍取得较好的成绩。在绥德分区佳县某些村庄,发现有7年未减租的情况;关中的淳耀县、延属分区的富县也发现有减租不彻底的地方。这次减租、查租工作除对个别最坏的恶霸清算外,一般采用仲裁说理方式达到了退租保佃的目的。已实行土地分配的地区出现不少地权纠纷,如延安县地主张登云,利用乡长职权改填土地所有权证,收回川地36垧,石窑1孔,树31棵。在查租中村民大会决定,将其土地和几年的租子退回原主。新解放区安边农民在民主政府协助下,收回了被三边天主教堂强占的1400亩土地;同时按照民族政策,对蒙地部分不作分配,地权仍归原属蒙民,可由该地蒙族自治政府收适当的地租,做蒙族人民公益事业之用。绥德、三边的开明绅士和新十一旅军官,也在减租保佃运动中自动献地,要求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如绥德的安文钦、张哲卿、蔡幼轩,新编第十一旅的李友竹团长、高昆山团长、冯世光营长等,都自愿献出多余的土地。共计绥德献地8600余垧,三边献地1.13万余垧。
  通过普遍的减租减息,农村封建势力被减弱,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大大提高了保卫和建设边区的积极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物质基础。
  

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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