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我去中组部机关在陕西的扶贫点考察。事毕，省里安排我去延安参观。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座塞北的闹市：街道宽阔，商店一家挨着一家，行人熙熙攘攘。陪同的同志告诉我，这是延安新城，全国解放前，这里贫困得很。1935年底红军来到这里的时候，全城只有5000余居民，其规模同现在南方的一个乡镇差不了多少。我就很诧异：共产党是怎样在这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站住脚的，又是怎样得以积蓄力量，最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地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其政权形态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一年的秋天，我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史界泰斗章开沅教授。章教授建议我主要从社会学而不是我熟悉的政治学的角度入手，深入研究这个专题，并且同我一起讨论有关问题，给我很多启示。一年以后，我的论文开题报告出来了，章教授和导师马敏教授、严昌洪教授又邀请罗福惠、朱英等教授，从论文的主要观点、理论框架到结构谋篇，进行了细致的审议，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陕西省社科院李忠全研究员是边区研究专家，浸润近半个世纪，著述等身。听说我研究这个专题后十分高兴，将他数十年收集珍藏的相关资料悉数借给我使用，包括已成孤本的十分难觅的三四十年代的手写资料原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虞和平、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阎晓宏和陕西省委组织部的刘敏同志，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帮我收集资料……没有上述师长、学友的鼓励和帮助，不可能有这本文字。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论文的写作，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既是因为想把收集到的图书、资料都浏览一遍，有些则要反复阅读，以充分掌握那一段的史实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是因为工作忙，只能利用每天的早晨和节假日，思绪断了，再续上，要多花一点时间。论文开始写了近30万字，后为了答辩的方便，删减去了近五分之二。原打算出书时再恢复的，后觉得短一点，全书的立论、脉络倒更清晰，故未再扩展。付梓之时，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发表了。这篇《讲话》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纵观两个世纪的历史风云，总结中共建党前后两个80年的历史经验，全面阐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有许多重大的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聆听之余，体会颇多，考虑到这是一篇博士论文，已经答辩，为保持原貌，也未将新的体会补充进去。
　　最后，本人学识尚浅，论文中谬误一定不少，祈盼读者教正。
　　2001年7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