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
　　在反击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陕甘宁边区坚持党的正确方针，在陇东分区、特别是关中分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1940年春夏期间，陇东分区警备2团和环县独立营2连，先后进行了甜水堡和车道区砖城子等战斗，一举歼灭了作恶多端的贯匪赵老五和反动民团头子张廷芝两股匪徒数百人，保护了人民利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关中分区保安独立3营和警备8团一部，进行了店头镇突围战和井村、转角镇等多次战斗，收复了马栏镇，拔掉了顽军10多处据点，消灭了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团长、土匪头子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两股匪徒共1千多人，粉碎了顽固派打通淳旬线、马(栏)旬线，建立碉堡封锁线，紧缩我军活动范围的企图，使关中分区对面的胡宗南部队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绥德警备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区所属之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和清涧5县的大部分农村原系苏区，抗战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这5县划为警备区。陈奇涵任警备区司令员，下辖文年生任团长的留守部队718团、贺晋年任团长的警备1团和闫红彦任团长的警备3团，负责保卫河防。但国民党当局对其政权组织，既不撤走，又不改组，反而不断加强其反动统治，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这个曾被毛泽东当面斥责为“摩擦专员”的何绍南，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地里却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在各县组织了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板子”(妓女)队，对我驻军大搞暗杀、破坏和特务活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唆使联保长和劣绅们不售给我军粮草，威胁群众不让与中共军政人员接近，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又嫁祸于我军，阴谋挑起群众对我军的不满情绪。何绍南一伙顽固派妄图用这些手段迫使我军退出绥德地区，以达到其独霸该地区，截断中共中央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的阴谋。
　　为了维护团结抗日，起初中共对何绍南的反动行径，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对其晓以民族大义，要求他们放弃摩擦，一致抗日。但何绍南及其党徒视中共为软弱可欺，依然变本加厉地公开进行反共活动。对此，边区政府不得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各种机会无情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还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贴标语，下乡镇深入群众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对何绍南保安队的武装挑衅，则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坚决给予回击。通过多种方式的斗争，何绍南一伙的反动面目昭然若揭，其反动势力逐步在群众中被孤立起来。
　　1939年8月，当王震奉命率359旅从晋西北回师边区，进驻绥德地区并担任警备区司令员后，何绍南一面假惺惺地召开大会表示欢迎，一面又在会后散布流言蜚语，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对此，边区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警告指出：“这种汉奸行为的应声虫，如不迁善改过，如一定要效忠敌人，继续捣乱，是不能不加以制裁的。”①但何绍南置若罔闻，亲赴西安请示对策，返回后召开会议进行秘密策划，准备集中13个保安中队偷袭八路军驻地。359旅得悉后，除在军事上作好必要的准备外，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何绍南的罪状。何绍南见阴谋败露，便煽惑清涧、安定、吴堡等地保安队譁变为匪，袭击我717团，并抢占了一些阵地。我军立即自卫还击，全歼这批匪徒。何绍南于1940年2月29日深夜，率7个保安中队焚毁二郎山的械弹库后向石湾方向逃窜。这批保安队被我追击部队在苗家坪地区歼灭了一大半，何绍南只带少数人逃回榆林。从此，肃清了绥、米、佳、吴、清5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巩固了绥德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联电致请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何绍南，交由民众公审，同时建议将绥德警备区所属5县的行政事宜隶属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司令员为绥德行署专员，以利保卫河防。至此，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事件始告平息。
　　为配合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闫锡山妄图切断边区与晋西北的联系，发动了“晋西事变”，“讨伐”新军(抗日决死队)，以达到其独占山西的目的。经过八路军英勇斗争，终于粉碎了闫锡山的军事进攻，统一了晋西北，使其成为边区的东部屏障。
　　1940年1月，蒋介石在晋东南命令朱怀冰向八路军前方总部发动军事进攻，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且不听从八路军129师刘伯承的劝告，于2月初再次向太行、冀南进攻。八路军在平汉路以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在姚村一仗歼敌3个师，打退了朱怀冰顽固派的进攻。并击溃了伪逆石友三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完全被打退。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便采取长期封锁围困，相机发动军事进攻的方针，企图借边区土地贫瘠、人烟稀少、自然灾害多，得不到外援等不利因素，以困死饿死陕甘宁边区军民。从1940年9月开始修筑西起宁夏，南沿泾水，北接长城，东迄黄河，绵亘数省的碉堡封锁线，其规模之大，有类似万里长城；而其纵深宽度，且凌驾于当时驰名于全球的马奇诺防线之上。封锁线分为5道，每道之间相距数十里，整个封锁线的纵深达百里以上。每道封锁线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所组成，每个碉堡群有1—2个母堡，还有若干个子堡。每座碉堡的周围有一道道散兵壕、外壕和鹿砦。每个碉堡群之间，有战沟相通。碉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仅洛川至中部(今黄陵)县相隔不过80里，第一道封锁线的碉堡就有518座之多。顽固派利用碉堡封锁线，在军事上加强警戒，阻扰行人通过，发现边区工作人员外出，不是捕捉，便是射击；在经济上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一切物品进入边区。对于一般商人、脚户，除了公开扣留、没收其车辆牲畜财物外，还纵容兵匪沿途抢劫。真可谓“垒筑山变色，丁抽路断行”。
　　1941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约达40万人，其中有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部，另外还有3个保安旅、10个保安队。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部有30万，分布在同心、固原、镇原、西峰、宁县、正宁、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中部、洛川、宜川地区；马步芳驻青海；马鸿逵在灵武、惠安、豫旺等地；邓宝珊驻榆林、三边一线。此外，为了进攻边区，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还扩建或新建了20多个飞机场。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虽然这次的重心是在皖南，但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遥相呼应，积极配合。他们阴谋的第一步是夺取关中分区这个“宝葫芦”，第二步向北进犯，直取延安，同时夺取三边和陇东地区。因此，他们首先进攻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井村、马栏等地，然后又在三边分区的张家畔、绥德分区的吉镇、陇东分区的宁望堡等地挑起摩擦战斗，侵占了边区一部分地盘。
　　为了对付胡宗南对延安的进犯，1941年春，中央军委令王震率359旅的主力进驻延安东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等地区，进行屯垦，把守延安的南大门；又令警备一旅全部开赴关中分区，同年8月正式成立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旅长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汪锋、张仲良任副司令员。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独立团。文年生旅长等率领警1旅3团、8团及一些县的保安大队，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和国民党保安旅激战3天，将其赶回夙王山以南；接着攻打榆林，收复榆林后又转战土桥镇和正宁县，均把来犯之敌赶回原地，保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1941年10月，驻在绥远(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新编第26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三边分区逼进。三边分区是边区的北大门，盛产食盐和甘草，是边区对外贸易的主要物资，是边区财政的命脉。为了对付何文鼎部南下，确保三边分区的安全，毛泽东亲自召见359旅王震旅长和警备3旅贺晋年旅长，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由359旅717团和4支队、警3旅的1团、保安司令部的保2团和骑兵团等部队组建野战兵团，王震、贺晋年分任正副司令员，立即以急行军速度开赴三边前线。10月6日，在靖边县张家畔召开了6000参战部队动员大会，随即进行了战斗部署，一部进到人烟稀少的内蒙古40里铺、黑头梁、银头梁一带，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同时，我们较好地作了对国民党地方系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驻在安边地区该部11旅保持中立的承诺，这是我军抗击何文鼎部入侵的一个有利条件。毛泽东告诉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和郭亚杰，“何来必打”。他们认为“何来则问题甚严重，极力担保说服不来”，“要求我们不要打”，并立即回重庆报告。②何文鼎得知我军已有充分准备，未敢继续向边区推进，于1942年1月14日，又龟缩回在绥远的原防地。至此，陕甘宁边区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又被完全打退。两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策略的胜利。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在斗争中负出了很大的辛劳，毛泽东曾拍着肖劲光的肩膀风趣地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③又说，“这完全是不得已的，只要反共派稍有觉悟，我们仍准备同他们言归于好”。④
　　①《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第237—238页。
　　②《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第329页。
　　③见王平、周仁杰、张序三：《历尽艰险 矢志不移》人民日报1991年5月12日。
　　④见《肖劲光回忆录》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