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确定边区的中心任务和转变领导作风
　　为了确定边区今后的中心任务和方针，毛泽东亲自动手，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大量搜集各方面的历史和现实材料，写了10万多字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小册子，并于1942年12月中旬，以此为题向边区高干会作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它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和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在讲到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是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和军队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来解决。因此，解决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的报告，为高干会确定边区今后的中心任务，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从12月21日起，代表和约请到会的延安财经单位、各工厂、机关、部队、学校生产部门的党与非党负责人，根据毛泽东及贺龙关于经财问题的报告，都在大会上纷纷发表意见，一致认为毛泽东对经财问题所提出的方针与办法，是最适合边区实际的。经过六天大会与小组会的热烈讨论，使大家对经济建设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弄通了今天边区应以发展生产为全部工作的第一位，纠正了百端并举，样样都想做模范和轻视经济建设的错误倾向；弄通了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的道理，纠正了不在发展生产上下功夫，只在财政收支上打圈子的偏向；弄通了发展经济的基本方向是农业和手工业，纠正了不合实际的大工业、大盐业、大兵工的计划；弄通了发展经济的基本方法是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组织劳动力，在民营经济中主要的是组织合作社和变工扎工等形式；弄通了公营经济应该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纠正了只有集中而无分散或只有分散而无集中的偏向；弄通了要彻底解决财经问题，必须厉行精兵简政，以便大量减少消费人员，增加生产人员，纠正了不愿彻底精简的思想倾向；弄通了经济建设工作，是边区和平条件下的唯一中心工作，而总结其经验，研究其规律，则是党政军民高级领导者，尤其是经济工作领导者重要的职责。会议确定生产与教育为边区今后的中心任务。
　　为了使边区党的领导适应中心任务的转移，大会请刘少奇做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他深刻地论述了领导工作的特殊重要意义，指出领导者不能只限于努力工作就算尽职，还必须善于掌握领导的艺术。任弼时在《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讲演中，也专门提出党的领导作风问题，指出由过去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领导作风，必须迅速转变为完全适应于今天建设时期的新作风。详细阐明了今后领导中的四个主要问题，即(1)抓住中心环节，彻底转变“老一套”作风。(2)反对官僚主义，建立正确领导。(3)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4)适应当前任务，改进组织工作。强调指出，如不改变领导作风，则高干会的任务是不能真正完成的。毛泽东在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中，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通俗的话，全面深刻地阐明了领导问题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领导作风的精辟论述，使到会的干部党员对什么是领导和如何实现正确领导，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领悟和认识。
　　总之，这次边区高干会是以整风的精神，紧密地联系边区历史与现实中带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通过总结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广大干部认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增强了党的团结，从思想政治组织方面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与转变了党的领导作风，确定了边区今后的中心任务。这些重大问题的正确解决，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工作，在边区党的历史上和边区整风运动中占着重要地位，而且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了一个先河。但是，这次高干会也有缺点，如对历史上发生的路线错误，太着重了某些个人的责任；对某些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不够耐心，导致对某些问题作了不够正确的结论；又过高地突出了个别人的历史作用。这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