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
　　1943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由被动转入主动并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在苏德、北非、意大利和太平洋各战场，苏联红军和美英等联军在海陆空方面都占了绝对优势，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接连失败，开始土崩瓦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转入了再上升的新阶段，解放区的军队又发展到47万人，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人口)又上升到8000余万，共产党员发展到90多万。
　　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与国内敌后抗战得到再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仍基本上采取避战、观战政策。他们一方面希望依靠英、美、苏的力量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另一方面仍企图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以便在抗战胜利后继续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于1943年春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首先，国民党大造反共舆论。1943年3月，出版了由陶希圣起草以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歌颂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张，诬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同时，国民党还大量出版反动书籍和反动刊物，配合反共宣传，妄图以量胜质，压倒国统区的进步文化。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借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宣布正式解散之机，指使军统特务、托派分子张涤非等9人，假冒“文化团体”的名义，召开了十几分钟的“座谈会”，即向延安发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
　　其次，伴随舆论宣传的同时，加紧进犯边区的军事部署。6月初，何应钦、白崇禧来西安，偕同胡宗南在陕西耀县召开军事会议，确定进攻边区的作战方案。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决定从驻守河防的三个军中抽调河防第一军开赴邠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赴洛川一带。至此，国民党在边区南线部署的军队达16个师，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至50多万，并在淳化、耀县、铜川、中部、洛川等地设置了兵站基地，在洛川、宜川、韩城等地建立了野战医院、伤兵医院、兵站医院和预备医院，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国民党顽固派在兵力部署完成后，于7、8月间以试探性的武装挑衅连续炮击关中分区达几十次，第三次反共高潮朝着全面发动的险境发展。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6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有力反击。
　　用革命舆论评击反共舆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当时《解放日报》发表了《谁革命、革谁的命》、《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的愚民哲学》、《根绝国内法西斯宣传》、《论诚》、《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的主义》等一系列社论和文章，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呼吁一切真正爱国的国民党人、抗日党派和爱国同胞，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一政治攻势，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警觉性，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召开群众大会，以强大舆论抨击反共逆流，动员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6月14日，延安各界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庆祝“联合抗日”大会，通电蒋介石、敦促国民党当局迅速满足全国人民的团结与民主要求，提出国共两党团结起来，打击日寇的进攻。7月4日和6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要求制止内战。9日，延安召开3万余人的紧急动员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词说，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人民军队的总后方，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它一草一木。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退包围边区的大军，仍然回去保卫河防，并要求严惩那些挑动内战的日寇“第五纵队”。边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讲话中指出，八路军六年来坚持抗战，对中华民族忠心耿耿，现在谁反对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在讲话时正告，如果谁来侵犯边区，我们就坚决地给予打击!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讲话时当面责问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你说蒋委员长广播中没有提到内战，但是河防大军六七个主力师和坦克、重炮纷纷往西调，包围边区，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放在一边不管，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大会通过了《延安军民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警告国民党当局若发动内战，除了牺牲民族利益，别无结果，竭诚要求蒋介石、胡宗南命令包围边区的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10日，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途经西安时，胡宗南为了掩饰自己准备进攻边区的计划，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周恩来在酒会上公开宣布：已当面询问胡宗南是否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①这就将了胡宗南的军，并把他妄图进攻边区的阴谋公之于众。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以确凿的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的行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接着，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等文章，用大量事实说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主力军。同时，绥德、三边、关中、陇东等分区也相继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提出坚持抗战，发展生产，加强自卫，制止内战等口号。边区抗敌救援联合会发出了《为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告边区父老兄弟姐妹书》。国民党元老、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通电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全国同胞，呼吁制止内战，挽救危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先后举行民众大会，发表通电，誓作陕甘宁边区的后盾，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在进行政治反击的同时，加紧军事部署，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1943年7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给八路军、新四军发出指示电：胡宗南军队已经完成进攻边区的准备，边区形势极度紧张，各地军队要严加注意。7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要求部队随时作好准备，严阵以待，如果发生内战，要迅速从五台、太行两区抽调10个大团支援边区。驻守陕甘宁边区的各部队，在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兵力部署，决定调主力部队三五九旅各团全部开往南线，七一八团布防富县地区；七一七团全部及七一九团主力驻守临镇、九龙泉一线；七一九团一个营置于交道镇、牛武镇一带。调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三五八旅、独立一旅从晋绥来边区驻防庆阳一线，加强边区军事实力。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分区，警备一旅驻防关中分区，警备三旅驻防三边分区。边区各县普遍组织和整训自卫军，建立游击队和民兵小组，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延安市杨家湾成立了妇女自卫军。有的工厂成立了自卫军救护队。边区的退伍军人主动地参加整训自卫军。关中分区的广大民众也动员起来，夜间巡逻，白天生产。这样，在边区既增强了主力部队，又加强了群众武装组织，作好了反击进犯者的军事准备。
　　为了作好迎战的物资准备，陕甘宁边区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开展了“加紧生产、准备自卫”的活动。新华化学厂工人提出每人增产肥皂1.5万条，献金2万元。边区被服厂工人，增产节约，提高生产效率，并组织了自卫军，全厂呈现出一派加紧生产，准备战斗的景象。广大农民一面收麦锄草，踊跃交纳抗日救国公粮，一面整训自卫军准备抗击顽固派的进犯。党政军学各机关自己动手，实行生产自给，制造慰劳品，慰劳子弟兵。商人积极繁荣市场经济，主动捐款劳军。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强大攻势，根据地军民的强烈抗议和积极备战，使国民党顽固派陷于被动和孤立，迫使蒋介石只得暂时停止反共的军事进攻。7月10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12日，胡宗南令其第一军军部由邠州撤回华县，九十军军部和第二十八师由洛川一带开回韩城、郃阳。至此，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就被制止了。
　　①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