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边区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战场更加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严重关注和认真分析。人们对消极抗日、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逐步丧失信心，而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在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后，英、美等国政府为了最后战胜德、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和财力，不得不重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1944年2月，在重庆的美、英、加、澳等国记者抓住这个时机，联名上书蒋介石，再次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并说明“这是由驻居当地的几乎是全世界的通讯记者签名的”。3月，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派遣记者考察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要求。
　　对外国记者访问和考察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表示极大的热忱。3月9日，周恩来致电在渝的董必武转告外国记者们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周恩来还通知《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外国记者团赴延安。
　　国民党顽固派生怕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冲破他们对边区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的种种造谣诬蔑，因而设置重重障碍，加以刁难和拖延。但是，这次要求主要是美、英等国记者，并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普遍支持，国民党政府也不敢公然拒绝，便玩弄新的花招，把外国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团。为了装璜民主的门面，国民党政府除指派“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等官方报纸的记者参加记者团外，也让个别民间报纸的记者参加，并派CC特务重要骨干加强“领导”，规定中外记者的统一行动纪律。结果组成了共21人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其中包括：
　　国民党官方领队2人：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保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
　　外国记者6人：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冈瑟·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合众社、《泰晤士报》、《先驱论坛报》的哈里逊·福尔曼，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武道，《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科马克·夏南汉神甫，塔斯社的N·普金科；
　　中国记者9人：《大公报》的孔昭恺，《中央日报》的张文伯，《扫荡报》的谢爽秋，《国民公报》的周本渊，《时事新报》的赵炳烛，《新民报》的赵超构，《商务日报》的金东平，“中央社”的徐兆镛和杨嘉勇；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陪同人员4人：魏素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昆。
　　由于中外记者参观团是来延安和边区访问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刊的著名记者参加，中共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并作了周密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持这一工作，责成军委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具体承办，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负责交际的具体接待。周恩来为此召集了多次会议，向延安各有接待任务的单位介绍了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的目的，制定了接待工作的方针政策。要求介绍情况要实事求是，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中外记者交朋友，要区别对象、分别对待、深入宣传，以打破国民党的控制与封锁。并从各机关抽调了陈家康、徐克立、柯柏年、浦化人、区棠亮等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协助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由重庆出发，先后在西安和山西闫锡山总部所在地克难坡访问后，于5月31日由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边区，宿营于凉水崖。6月1日，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率陈家康、徐克立及警卫人员前往迎接，陪同记者团在固临、延长和南泥湾参观。在参观了延长油矿起程时，个别中国记者图谋不轨，受到王震的严厉批评，弄得《中央日报》CC分子张文伯狼狈不堪。在南泥湾，记者团参观了359旅的步兵团、炮兵团、伤兵医院、干休所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他们亲眼看到人民军队有着与国民党军队迥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不可战胜的强大威力，武器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吃的穿的全是自己生产的，使记者们震动很大。更使记者们震惊的是，医院药房架子上是空的，仅有几个瓶子里装的尽是自己配制的中草药丸，医生手中仅有的几副听诊器都是残缺不全，用橡皮膏补了又补。医护人员诉说了胸中的愤慨，揭露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有些记者十分不平，外籍记者爱泼斯坦和普金科当场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重庆政府运送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国记者也表示一定将此情况反映出去，个别心怀叵测的国民党记者无颜再挑衅闹事。
　　6月9日下午5时，记者团抵达延安，下榻边区政府交际处。叶剑英参谋长举行招待宴会为记者团洗尘，杨尚昆秘书长和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等出席作陪。
　　6月10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为中外记者团举行欢迎会，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贺龙、徐向前等出席。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他指出：“这次记者团来延，对于促进国内团结将有很大意义”，他请各位记者在参观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各项工作予以指导，并欢迎大家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他说：“来到延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感到很愉快”。他表示：“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在略述了进入边区沿途参观的情况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
　　12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休息厅接见并宴请了记者团全体成员，长达三个小时。毛泽东首先致词，他对记者团来延表示欢迎，对第二战场的开辟表示祝贺。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他说：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此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致词之后，毛泽东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谈到记者们提出关于中共的希望和中共的工作时，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指出：“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出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当斯坦因问他“以什么权利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时，毛泽东回答：“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8600万人民的信任”。周恩来一直陪同毛泽东接见，秦邦宪参加翻译工作。当晚，毛泽东同记者团一起观看京剧《古城会》等节目。此后，记者团中有人提出单独会见毛泽东主席，由美国记者斯坦因带头，所有外国记者和几个中国记者冲破参观团的统一纪律，陆续单独地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
　　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团发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谈话。他说：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是中共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中国政府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明白，就连中国人也有很多不明白。”“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之久，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极其复杂、曲折的”。他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业绩，指出了抗战胜利在望的光明前景。
　　24日，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吴玉章、周扬、范文澜、丁玲、艾青、柯仲平、周立波、吴伯箫、陈家康等数十人出席。诗人柯仲平介绍了延安文艺协会的一般情况。吴伯箫在发言中告诉记者们，听说在西安有一批人扮做他的朋友，在今年3月份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他说：“大家看，我现在不是健康地活着吗?”记者们听后不由得捧腹大笑。艾青在发言中说：大后方有个名叫《良心话》的刊物，实际上是发表些没有良心的话。他们在那里造谣说什么我要逃出边区，走到富县被保安队抓住了。“这真是活见鬼。现今的中国，那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更好的地方呢?我们为什么要逃呢?”
　　25日，朱德和叶剑英应斯坦因及福尔曼的要求，分别和他们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从军事方面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战后的潜在力量，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美国、英国各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共产党军队在战后为保持远东和平能够担负的任务等问题。
　　6月27日至7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待了中外记者团。因林伯渠主席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李维汉秘书长主持了接待工作。为了使中外记者能够自由地提出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也为了言语上的方便，接待是分别进行的，方法是首先由记者书面提出问题，然后由有关部门按问题作情况介绍，并发给书面材料，也当场回答记者的提问。李维汉全面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散发了《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并回答了记者们即席提出的问题。边府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作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介绍。他说：我们的总政策只有一个，就是抗战。在这个总政策下面，边区作了四件事：第一，抗战。尽管中央政府对边区施加种种压力，进行骚扰和破坏，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抗战；第二，团结。抗战中间，边区政府没作一件有碍团结、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第三，民主。主张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第四，生产。由于中央政府停发军饷，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边区党政军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发展生产。外国记者对李鼎铭的谈话很感兴趣，并提出要与他就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是否有职有权问题进行座谈。通过与李鼎铭的自由交谈，他们说李鼎铭确实是“有职有权的”，“他对我们的谈话是真心实意的，皮笑肉也笑了”。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边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副厅长霍子乐、教育厅厅长柳湜、贸易局经理叶季壮、银行行长黄亚光，分别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有关主管部门的情况，并回答了各种提问，基本上满足了记者们的要求。
　　从6月11日开始，与听取情况介绍交替进行，中外记者团参观了延安市容及机关、工厂、学校，如《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被服厂、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纸厂、自然科学院、光华农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科大学、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日本工农学校、洛杉矶托儿所等，观看了多次文艺演出，并参加了为庆祝联合国国旗日举行的万人群众大会，对边区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了解。
　　7月12日，记者们都想赴八路军抗日前线访问，但由于国民党官方领队谢保樵、邓友德采取阻挠与分裂的办法，全体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夏南汉，离开延安返回重庆，朱德总司令为之饯行。8月中旬，外籍记者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普金科和国民党中宣部张湖生离开延安，赴边区绥德等地参观访问。8月22日，由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副专员杨和亭主持，开明士绅安文钦、刘绍庭、刘述三、张喆卿、王德安、丁子文、张敬斋、王文卿等，同记者们进行了毫无拘束的座谈，坦然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8月30日，东渡黄河离开边区，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访问。10月下旬，由晋西北回到延安后不久就返回重庆。
　　中外记者参观团在延安和边区为期数月的访问，向大后方和全世界客观地、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边区和敌后军民的抗日伟绩，从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解放区的新闻封锁，使国内外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访问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0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