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党政组织空前地大力地开展了兴办教育事业的工作。1939年1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要普及边区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同年12月，中共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此后，边区政府又颁布了许多决定、指示，规定了群众的教育方针、方法、对象等，在中共中央和边区党政的支持与关怀下，边区已建立了抗大、女大、鲁迅艺术文学院、陕北公学、自然科学研究院、马列学院、卫生学校、青年干部训练班等等。这些学校的教育方针、学制、学期，教材等都依据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与可能来规定，并能及时总结经验和依据情况的变化作适当的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与实际隔离的读经主义教育。
　　1937年7月至1940年，这些学校培养出了大量的军事、政治、文艺、科技工程、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理论、青年、妇女等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工作：抗犬12000多人，陕公6000多人，青训班10000多人，鲁艺200多人。在这些数目中，相互转学的不计算外，大约有25000多人都被分配到前线做抗战工作，或在农村做民众工作。如青训班和鲁艺的毕业学员分配地区的百分比是：
　　可见，到华北战区及边区农村中工作的占大多数，留校及到大后方的只占少数。
　　边区普教最彻底，其特点是：第一，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专门学院，上学一律不收学费、教育费，在大专院校上学则免费提供衣、食、住等条件。所以，边区的人民或来边区的人，除汉奸外，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第二，除学校教育外，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普及教育，如兴办了适合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条件的各种社会教育(冬学、识字组、剧团等)对党、政、军、经济、文教等工作人员也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文化、政治与业务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这各种方式的应用，使得一般老百姓和广大干部，都可以普遍地受到教育。
　　一、国民教育兴旺发达
　　(一)小学教育
　　公办与民办相结合，增设公办，奖励自办，各种类型的办学形式都出现，使小学教育迅猛发展。
　　1937—1940年小学发展情况表：
　　从上表可见，在两年中间，小学生人数增加了10倍。1937年春，只有小学320所，1939年春达890所。这年暑假撤销了一些质量差的学校，所以秋后减少到883所。1940年因边区所辖范围有所增加，小学数量急增至1341所。
　　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建立模范小学暂行条例》指出：“模范小学必须参加各种宣传、优待抗属、放哨、锄奸等社会活动。”边区各小学利用假期、星期天和其它课外活动时间，普遍地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如各种抗战宣传，以及放足、戒烟、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扫盲等。在各小学内都设有俱乐部，通过俱乐部组织群众的识字、读报、或娱乐活动。学生们还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有益于边区的改革与建设的活动。如延安县小学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在半年内抓大烟灯200盏，查获逃兵45人，种地40多垧；延川县王家埝初小在1938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内就抓大烟灯100多盏，赤水土桥镇小学，逢集就派学生在交通要道查路条，查出大烟犯60多个。
　　为使学生能经常了解革命斗争形势，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边区小学在教学中还与抗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相结合，开设了时事教育课。
　　边区小学提倡学生回家后，参加家庭劳动，以养成劳动习惯。学校废除了打骂和体罚学生的制度，实行民主管理，采取说服教育，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如学生代表可以参加学校的会议，并有向学校提出批评和建议之权。学校的各种重要决定，一般都要通过有学生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后执行。并建立在学生会领导下生活检讨会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虽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事业的落后状态。但由于边区原来经济落后，物质条件差，师资力量缺少，加之曾一度片面地强调了增加学校的数量，在动员学生入学中，采取了脱离群众的罚款和强拉等的强迫命令手段，因而在群众中出现了出钱雇人上学与学生逃学的现象。又因发展了一批师资质量低，学生数量不足，学校设备过差，致使一部分学校没有达到应有的教育质量。后来提出“重质不重量”的口号，合并了一部分质量过差的学校，使质量情况才逐步的得到好转。
　　(二)中学教育
　　边区的中学一般是在边区政府成立后陆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抗战以前，在绥德只设立有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在延安设立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以及米脂中学三所中等学校。1937年初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9月8日，在延安成立了边区中学，后来因日机轰炸于11月迁至安塞县吊儿沟。鲁迅师范和边区中学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国民教育培养师资，先后共毕业600多人。1939年9月6日，边区中学与鲁迅师范学校合并改成边区师范。1940年9月成立陇东中学，并接收了米脂中学(其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三民二中，1939年改为省立米脂中学)，接着又成立了三边公学。1940年强调了正规化，并把培养地方干部作为中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一些学校设立了行政人员训练班。
　　教学方法，既坚持课堂教学又注重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除课堂外，还利用课外活动和假期从事社会活动。如配合政府中心工作，组织工作团或秧歌队进行各种宣传，或者直接参与反奸、拥军、征粮、查哨、慰劳军队，优待抗属、检查春耕等活动；或帮助政府作记录、写报告、填表册，或帮助乡村干部宣传政策法令，开展卫生运动以及帮助群众进行社去教育，组织群众的生产等。通过社会实践，不仅使学生加深了对基本知识的理解，而且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减少经济与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又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获取实际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学生们普遍参加了以种粮、纺毛线、打盐、烧炭、建房舍等生产劳动。
　　课外辅导活动，每周开展3至4次。如讨论会、研究会、讲演会和时事报告会，其内容有政治、军事、社会科学、时事等研究会分文艺小组、社会科学小组、美术小组以及时事研究会等。专题讲演每周一次。时事报告会每两周1次。
　　(三)社会教育
　　1937年9月，边区开展了识字运动，开办了冬学。随后，又建立了以小学为中心的半日校和夜校，组织了扫盲教育，并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广泛开展社会教育。如民众教育馆设立于各地区教育中心，领导与组织群众的社会教育和文化娱乐工作，用出版通信小报和墙报等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配合当地政府开展各种抗战动员工作。
　　俱乐部内开展识字读报(每周1—2次)、政治教育、墙报工作(10天或半月出刊1期，刊登时事、工作和抗战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地方工作(参加宣传、优待抗属等)和娱乐活动(通过唱歌、演戏、讲故事、拉弦、体育活动等宣传抗战)。
　　读报组，利用群众的空闲时间，向群众宣传和传授抗战与生产等方面的知识。
　　识字组，将社会上的文盲或半文盲，以3至5人为一组，或者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扫盲活动。
　　夜校，把白天无时间上学的人组织起来在夜晚开展教学活动。
　　半日校，以工作或生产较忙，不能进全日制学校的学龄儿童或青年为对象，一般附设在小学里，采用单级复式教学，学期1年。
　　午校，利用午间的休息时间向妇女进行识字教育。
　　冬学，利用冬季农闲季节进行教学，学期1冬(3个月)或两冬。
　　轮学，根据不同对象，对几个村或单位开展轮流教学。
　　巡回教学，对偏僻落后地区，组织巡回训练团，每1—2星期巡回教学1次，每次数日。
　　文化栅，利用群众赶庙会集会机会，搭栅设宣传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讲解生产、生活与抗战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请看1939年边区参议会的统计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文化落后的边区农民，在1939年之内已有50000人以上，在不脱离生产的条件下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文化更落后，边区的党政领导也特别重视提高妇女的文化教育水平。
　　两年多来，庆环、关中、三边、神府等4个分区，办了5个特别为训练农村妇女干部的干部训练班，受训的有238人，组织在识字班里的农村妇女有9000人左右。
　　另外，还举办了读书会、自乐班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教育活动。
　　同时，通过墙报、壁报、戏剧、电影、报纸、秧歌队、唱歌、说书等各种民间文娱形式，将边区人民群众广泛地组织到社会教育热潮中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社会教育运动。据统计，1937年边区创办冬学382所，有学员10337人。1939年，有识字组3852个；组员24107人；夜校535所，学生8086人；半日校202所，学生3323个；冬学643所，学生17750人。1941年有识字组1937个，组员12259人；夜校505所，学生7907人；半日校393所，学生5990人，冬学659所，学生20915个。平均每450个人中有1个读报组，有秧歌队949个(平均1500人有1个秧歌队)。有自乐班114个，皮影戏62班，旧戏25班。板报668块，出版各种报纸、杂志六、七十种(平均每70人有1份报)。①
　　社会教育的开展，使边区形成了一个大学校。它采取了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条件允许怎样学，就怎样学的教学方法。
　　文化课以识字为主；政治课以时事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主；自然课以自然常识、农业生产知识和医药卫生及一般生活常识为主；社会常识课，以社会发展简史为主；军事课以游击战争的基本常识和一般的防卫技术(如防空、防毒等)及战时工作技术(如构筑工事、救护、慰劳、侦察等)为主。
　　同时，依据不同对象和具体情况，特别是群众最迫切的需要来规定教学内容，如镇原县刘家城村有妇女54人，其中43人有病，在194次生育中，有106个婴儿死亡，群众深为此苦恼。教员李珠在刘家城村便从宣传妇幼卫生着手，吸收妇女上冬学；又以妇幼卫生知识为教学内容，辅之以识字。既使妇女识了字，又使她们懂得了卫生常识。②
　　有的根据群众情趣来确定教学内容。如关中中心区老庄子冬学的寇金魁编了个《毛主席爱老百姓》的歌，受到区上的奖励。在他的影响下，群众兴起了编歌热潮，教员便以他们的歌词为教材，教他们识字。
　　有的则联系群众的职业活动来确定教学内容。如华池县温台冬学给驮盐组编了一首“*(左口右么)上毛驴走三边，去驮盐”的《驮盐歌》当教材，让他们在驮盐路上边走边唱边识字。有的则按照年龄等特点来确定教学内容。如盐池石家炕冬学对8岁儿童选择他们是有兴趣、最熟悉的东西编为生字、进行扫盲教育；对16岁左右的放羊娃则从经常接触的山、河、牛、羊教起；对成年农民，从他们最关心的经常接触的庄稼、牲畜教起。
　　教学形式灵活多样。有的集中，如靖边县牛家沟冬学，就是由牛家沟、张家沟、扭子园3个村集中教学。有的取分，如定边县梁圈冬学，依据居住的远近将全村分为3处，每处选一个较大的热炕，作为集中教学地点；每个点选一个组长，负责教学工作。
　　有的则根据农活忙闲，安排教学。家庭即学校，父兄即教员。有的则按职业分类确定教学方法，如子洲周家圪塔冬学就按职业分成几个组：运输组，学员领字条，在路途中学习；熬硝组，忙时早晚学，闲时全天学；推粉组，午前推粉，下午漏粉，中午、晚上学；卖饭组，利用闲暇时间学，学习3天，工作两天，逢五和十赶集卖饭；杂务组，没有工作任务时，全天教学；拦羊娃娃组，清早领字，揽羊时间学，夜晚检查温习；拾粪组，平时全天学，适五逢十集日，放假拾粪。有的还根据教育对象的具体实际确立教学方式，如延安市洋芋渠冬学，采取男子进夜校，女子进半日校和识字组的办法，将全村90％以上的文盲都组织到社会教育中来；又如米脂高家湾冬学，采取娃娃全日上课，稍识字的变工组晚上学习，不识字的变工组晚饭前后学习，拦羊娃早饭前后学习，妇女午前学习，出外揽生意的毡匠带字学习，由其中识字的人教；对于拖累大，不能离家上学的妇女则采用送字上门，就地教学的方式。有的根据季节变化确定教学方式，如延安市桥镇乡冬学，采取天暖时集合起来上课，天稍冷后，按地区划分为5个小组进行分组教学，而以适当的学生家庭作为固定的教学点；天大冷时，则改为上门实行个别教学。有些还根据节气的顺序与生产的具体情况按月按日分阶段地安排教学，如庆阳县赤城区扭子湾冬学的教学进程是：农历10月13日至11月初5，启发识字兴趣，从11月初8至16，把字送到场里教，从11月17日至腊月初8，分早晚两班集中教学，场活完毕后，则分午班和晚班教学。③
　　有的还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用不同的轮流教学方法，如轮教师：冬天冷，妇女、小孩多不下炕，乃将学员按居住情况分成小组，由教员轮流到各家炕头教学；或轮学生，将学生分成小组实行轮流教学：关中中心区一区三乡冬学是6个村合办的，这6个村相距约4.5里，人口比较集中，教员便按地区将学员分成10个组，依次每10天轮流教学1次④
　　有的还采取学员与教员都轮流的办法。
　　在经费上，有全部由群众解决的，有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如赤水东风岭寺就是靠群众开药铺，积累资金，兴办民校、识字班和自乐班的。⑤
　　在解决师资问题方面，采取培训、选派及群众兼任的办法。或由小学教员和当地知识分子兼任，或聘用附近机关、部队的同志担任，或采用“小先生制”——由小学生担任识字组的教师，或实行民教民的办法，夫教妻，子教父母，兄教弟，互教互学。特别是“小先生制”，在边区扫盲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性高，在自己村庄或家庭动员群众识字，很容易收到效果。如绥德市的小学生，在1个月的时间里，动员了700多妇女，儿童进入识字班。⑥在办学的工作上，主要依靠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劳动英雄、知名人士和变工队长、自卫军干部和热心教育的人士及驻军、学校等进行。如盐池五区劳动英雄牛天业在1个月中就办起了冬学3处⑦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办、自己管、自己教、因陋就简，没有校舍，将冬学、半日校、午校、夜校设在小学内；没有黑板，用石板代；没粉笔、用粘土、木炭代；没有纸，用沙盘代；没有课本，自己抄。甚至将地当纸、指头当笔，就地练字。
　　不足之处是有的地方强调广泛性，忽略了扎实性，有些夜校，识字组等几乎徒有虚名，影响了实效。
　　①《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1944年6月《新华日报》6—8日第4版
　　②《陕甘宁边区的冬学教学经验》陈昭1944年《解放区群众教育的道路》东北书店1948年11月版。
　　③《陕甘宁边区冬学的种种形式》郭林1944年教育汇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
　　④同③
　　⑤《赤水东风岭寺开办文教合作社集资开药铺、赚钱办学校》1944年8月20《解放日报》第2版
　　⑥《绥德市的儿童识字组》克悠、尹椎1944年7月15日《解放日报》②
　　⑦《三边分区1944年冬学工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