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祸”与天灾
　　1947年，胡宗南军进犯并占领延安后，“遍踏边区各县，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毫无人性，罪恶滔天，”并实行惨无人道的“七光”政策，即房舍烧光，农具毁光，牲畜杀光，粮食抢光，家禽吃光，财产掠光，壮丁拉光。1947年5月1日，彭德怀、习仲勋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敌军所到之处，木器门板大都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损坏，壮丁抓走亦不少，与日本“三光”政策同。据记载：子洲、米脂、佳县、清涧、镇川、靖边6县被拉壮丁死伤345人，损失粮食3.7万石，毛驴3572头，牛194头，骡马106匹，猪羊、鸡鸭5.51万只，踏坏麦苗98.92万亩，强奸妇女174人，其余生产、生活物品损失无数。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边区被敌杀、伤和拉走的青壮年达四千人以上(实际不止此数)；被劫走的粮食达19万石，牲口遭宰杀与劫走的有100多万头，农器、家具被毁56万多件，树木被砍伐140多万株，窑房门窗均遭破坏；其他财产被抢者有衣物36万多件，棉花15.2万多斤，布匹6万余丈。①胡、马部的侵犯，给陕北解放区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和空前的浩劫。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国民党、坏中央，胡匪来了民遭殃，吃了你的米和面，砸烂你的酸菜缸，又牵牛驴又牵羊，强奸妇女烧民房。”这就是让人不忍叙述甚至笔墨无法形容的“胡祸”。
　　在“胡匪”猖撅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又遭受了天灾的频繁袭击。1947年，陕北普遍春旱、秋涝、霜冻，个别地方还遭受冰雹、旱灾，庄稼被毁，产量锐减，灾情遍及绥德、米脂、佳县、横山、镇川、子洲、子长等16个县、66区、330多个乡，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苦难。如米脂县平均亩产谷子2升、黑豆5升、高粱2.7升、糜子1升。4000户2万人没粮吃。佳县、子长某些地方又发生了瘟疫。
　　天灾人祸并行，给边区人民造成严重的死亡威胁和生存考验。因此，努力救灾、防疫，发展生产，就成为边区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
　　(二)生产自救运动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烧杀抢掠和日趋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高度重视，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灾情并研究对策。毛泽东指出：“陕甘宁和晋西北的灾荒是很大的问题。一定要努力解决好。”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内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生产自救运动的主要内容有：
　　1.成立边区生产救灾委员会指导救灾
　　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成立边区生产救灾委员会，于1947年1月召开生产救灾会议，确立了“组织起来，团结互助、生产自助，并辅之以政府救济”的救灾方针，发动机关干部节衣缩食，支援灾区，先后将900石救济粮分发给灾区人民。提出“胡祸必灭、人必胜天”的号召，动员灾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与“胡祸”、天灾及瘟疫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2.采取多种措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政府首先采取多种措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随即发动和组织群众生产，主要是种夏田、瓜菜和小日月庄稼。为了克服生产工具和耕畜少的困难，边区政府发放农贷38亿元，调剂农具1.3万余件，解决籽种2514石，并投出专款发展水利事业，缓解了由于缺少生产工具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压力。4月底边区春耕春播胜利结束，播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边府还动员群众大搞农副业生产，如纺棉、织布、熬硝、运输等，以增加农民收入。
　　3.鼓励与扶持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鼓励与扶持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是生产救灾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3月，边区政府宣布：坚持贯彻新民主主义的工商业政策，凡遭“胡祸”破坏的工商业，无论属公属私，均应扶持其恢复营业；凡土改中受到侵犯的工商业，应一律退还或赔偿损失；凡属工商业的借贷、账债，应予保护；免征1948年商业税和营业税，以促进工商业发展。绥德市政府坚决退还了因错定成分而没收的商人的财产，并登报公布；还召开商人座谈会，解释政府的工商业政策，以消除他们的顾虑，有些县还用贷款的办法扶持商人扩大营业，促进物资交流。这些措施稳定了人心，维护了边区的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了边区的工商业，有利于边区人民度过难关。
　　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以惊人的毅力和非凡的智慧战胜了天灾人祸，共同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打下了良好基础。
　　① 转引自秦生：《横扫千军如卷席——西北解放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