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中央对陕北错误“肃反”的纠正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西北根据地正面临着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有“左”倾错误干扰的严重困难局面。1935年9月，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领导者，在西北根据地进行了错误的“肃反”，形势十分危急。
　　陕北错误“肃反”的发生是有其错误指 导思想根源的。1933年2月15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由陕北代表团通过的《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中，批评陕北党组织“并没有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抛弃了阶级路线，在富农路线领导之下，阻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12月下旬，“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批评陕甘边特委，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等。1934年，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中共陕甘边特委戴上“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帽子。1934年冬和1935年春，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批评陕北特委没有去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显出乡下党的偏向等；1935年6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右倾”严重，要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暴露和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
　　1935年6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北后，对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和现实不作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反而指责刘志丹和其他负责人“右倾”，把两块根据地取得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说成是“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战略上退却逃跑以及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革命战争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之配合”。9月，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声称：他们来陕帮助“肃反”是主要任务之一。①
　　9月22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关于进行“肃反”运动的指示，颁布《赤色戒严条例》，提出“火线上反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正式开始“肃反”。“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到洛河川一带逮捕了上至刘志丹(刘志丹见到逮捕他的信后自己前往瓦窑堡)、高岗、习仲勋、杨森、杨琪，下至红二十六军营级和一些连级以上干部，地方上县科以上干部；马文瑞、张秀山、朱子休、蔡子伟、秦武山、惠子俊、刘景范、张策、孔令甫、任浪花、高锦纯、赵启民、高朗亭、黄罗斌、王聚德、刘汉武、张文舟、李启明、郭宝珊等五六十人被关在瓦窑堡监狱。除王世泰、康健民、刘约三、龚逢春、张邦英等几个因负伤或带游击队在边境活动等原因暂未被抓捕外，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抓。“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尚未查清问题的革命同志，审讯时完全袭用法西斯的一套酷刑。他们依据逼供出来的“口供”，证明陕甘边的领导人“已现出反革命的原形”，打算“肉体消灭”。他们已在监狱后院挖下大坑，以备活埋这些所谓的“犯人”。
　　刘志丹等被捕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认为“前方如不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险”②。于是大开杀戒，仅下寺湾和陕甘边南区前马原，陕甘边县级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也有部分连级)干部以及从白区过来的在机关、学校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200多人惨遭杀害。
　　陕北的错误“肃反”，使西北根据地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在根据地党政军内部引起了很大的疑虑和恐惧。干部不敢见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来人，如有人来就上山“打游击”；老百姓听到外地口音的红军也往山上跑。东地区群众听到他们的领导人马文瑞等被捕，大批向白区“跑反”③。仅宜川南原靠近白区一带就跑了700多户；保安、安塞、靖边等几个县发生“反水”(即叛变之意)。有些边沿苏区变成了白区。一些地区党组织瘫痪，游击队离散，红军军心动摇，地主、富农反攻倒算，人民怨声载道，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一面部署指挥消灭尾追之敌，一面调查了解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毛泽东从赤安县游击队第一支队队长张明科、定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玉海、陕甘边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等人的汇报中，了解到陕北正在进行的“肃反”及其造成的严重危机。龚、张明确地表示，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才知道西北苏区正在进行着一场可疑的“肃反”，中央要找的刘志丹也被作为“肃反”对象关押在监牢之中。毛泽东指示龚逢春等要发动群众做好赤化工作，做好边沿苏区群众不要跑到国民党统治区那边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并明确地表示，相信创造了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大家放心，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随即派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的贾拓夫、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
　　贾拓夫等在甘泉县下寺湾遇见郭洪涛，证实刘志丹等人确实被捕，当即电告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11月底，张闻天、毛泽东在下寺湾听取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肃反”问题的汇报时，明确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并指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去瓦窑堡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毛泽东对王首道等人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一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是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为了纠正陕北的错误“肃反”，11月初，中共西北中央局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11月7日，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接管了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党务委员会经过调查审理，认为“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所拿出的许多案卷里列举的刘志丹等人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④。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说明刘志丹坚持了正确路线。随即释放了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刘志丹等同志，接着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同志。
　　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了为刘志丹等的平反大会。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分配工作；还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到达陕北，并采取果断的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制止了错误“肃反”，使刘志丹等一大批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幸免于难，也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
　　① 朱理治：《陕甘宁边区历史座谈会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郭洪涛：《陕北“肃反”的一些情况》(1945年7月5日)。
　　② 朱理治：《陕甘宁边区历史座谈会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郭洪涛《陕北“肃反”的一些情况》(1945年7月5日)。
　　③ 旧时指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
　　④ 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期《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