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
　　中国共产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就是要在伟大的历史转变关头，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把自己的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便能够正确地领导中国人民，去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达此目的，中共当时迫切需要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和方向。
　　遵义会议以来，中共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共已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全国性的大党，正领导人民向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中共党内还存在着学风、党风和文风不正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共在抗日战争初期吸收了70多万新党员，其中大多数人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很可贵的革命积极性，但是，缺乏革命斗争的锻炼，还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许多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是党内不正之风获得滋长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共党的历史上曾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到抗战初期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予以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歪风还在继续干扰正确路线的贯彻。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是受王明错误路线危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对于曾经发生过重大争论和分歧的革命形势、土地政策、军事、肃反等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党内仍然存在思想分歧和隔阂。抗日战争初期，在边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又出现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倾向，并使革命事业受到一定的损失。这说明陕甘宁根据地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的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相当严重，影响了边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干扰了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边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绝大多数出身工农，与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经过苏维埃运动的锻炼，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然而，他们中大多数的文化程度较低，限制了他们很好地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难以适应抗日时期的斗争需要。恰在这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及时地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开展全党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竞赛的号召。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于1939年6月作出决定，将边区党、政、军干部按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学习《联共(布)党史》；乙类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问题；丙类学习《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上的社论、重要文章等。
　　1940年，边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每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的规定，对全边区在职干部的学习，在进行检查、总结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明确规定：党、政、军机关均增设干部教育科，要配备得力的干部；还规定了干部学习日制度，要定期组织干部讨论学习问题等。边区文化协会甲级组在学习中还能注意联系实际，如在学习《联共(布)党史》时，他们提出“中国有没有民粹派的思想?”等问题进行讨论。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严肃地批评了不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着重阐明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给全党整风学习指明了方向。为克服主观主义、转变作风，中共西北局于1941年9月组织农村考察团到固临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固临调查》一书。同年12月，林伯渠率边区政府考察团去富县、甘泉，深入区、乡调查研究。与此同时，高岗也率领一个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县，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后写出《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指导处各研究组到边区各县，对陕北的工农业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实际考察。
　　在这期间，边区一级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还参加了中共中央120多人的高级干部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是非界限，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这就为开展全边区范围的普遍整风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边区普遍整风阶段
　　(一)边区整风运动的组织领导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进入了全党普遍整风的阶段，即由少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发展为全党各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的整风学习，由政治路线的学习转为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
　　在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延安整风分为5个分区进行，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系统、中央军委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中央党校和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于1942年4月14日，成立了以任弼时、高岗为首的分区总学习委员会，领导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
　　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决定，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3个系统，组织3个学习委员会，领导各该系统的整风运动。
　　边区的党和民众团体学习委员会，由陈正人负责，杨清任秘书，张邦英、李卓然、贾拓夫、杨清、高长久、高朗山、白茜等为委员，负责领导西北局各部局和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会、边区党校、民族学院的整风学习。
　　边区政府系统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负责，高自立任秘书，高自立、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为委员，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师生的整风学习。
　　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司令部系统的学习委员会，由肖劲光负责，莫文骅任秘书，王震、王世泰、莫文骅、曹里怀、吕振球等为委员，负责领导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司令部所属机关学校的整风学习。
　　4月下旬，边区总学委会为了了解各单位的学习情况，收集各单位学习中的问题，吸取各单位学习的经验，由西北局各部门调出水平较高的7位同志组成巡视团，分别到党政军民各部门去，调查情况，参加讨论等，加强对学习的领导。
　　5月下旬，边区总学习委员会为了加强对于整风学习更实际和具体的领导，在巡视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办公室，由包括巡视团成员在内的15人组成，逢飞为主任，陈正人、李卓然、杨清3人专事负责，加强对边区一级整风学习的具体领导，并主编边区的《学习导报》，为边区整风学习开辟一个总结与交流经验的园地。
　　为了集中统一领导整风学习，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总学委会于8月1日共同决定，将边区总学委会办公室并入西北局宣传部，边区各机关的学习统归宣传部领导，由李卓然总负责。
　　在边区总学委会和西北局宣传部的领导下，各机关学校由行政负责人、甲类学习组干部，共同组成中心学习组或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本单位的整风运动。
　　中共西北局规定，在整风运动期间的整风学习由行政负责人领导。这样，边区一级党政机关就由各厅、部、局负责人领导，并任学委会的主任或组长；分区、县、区3级则分别由分区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兼任学委会主任。中共的基层组织，尤其是各支部，必须切实地保证整风计划的实现。支部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整风文件的学习为中心。支部需要及时纠正党员中的不良倾向，不断端正党员学习态度，养成学习习惯，造成学习的热潮。
　　对于参加整风学习的机关干部、部队排长以上干部和学校师生，按照党龄的长短、实际工作经验的多少，主要是文化程度的高低，分甲、乙、丙三类编成整风学习小组，每组10人左右。甲组多数是负责干部，并且文化程度较高；乙组主要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新干部；丙组文化水平较低。甲组的干部除首先自己学好文件外，还需分别参加乙组的学习。丙组人数不多，文化程度较低，甚至有文盲，但又是应该学习文件的干部，他们的学习方式主要是上课。
　　在普遍整风阶段，陕甘宁边区一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参加整风学习的(不包括分区，县级干部)干部有3689人。
　　(二)边区整风运动的内容、任务和方法步骤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等18个文件(后增加为22个文件)精神，联系边区历史实际，以整顿思想方法、思想作风为主，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清除对边区危害最大的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和流毒，是边区整风的重要内容之一。提高认识，掌握思想武器，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学风，是这次整风的基本要求。
　　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系统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整风学习，是在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之后开始发动的。1942年4月21日，任弼时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了有2000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指出，在3个月内，整风的第一个头等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央规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22个文件学好；同时，他对研究文件的态度、目的、方法等问题均作了扼要的说明。会上高岗、谢觉哉也讲了话，并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作了具体安排。
　　边区学习整风文件的方法和基本步骤，与中央直属系统的基本一致，并随中央直属系统学习的发展和计划的变化而变动。
　　为了推动学习深入发展，6月2日，边区总学委会召开各单位的学习委员和学习小组长联席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他指出：全党这样热烈的学习、研究文件是空前的，行政上这样认真的领导文件学习也是空前的，学习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有些干部学习了这些文件以后，处理问题更慎重更仔细了；有的干部以前不愿到基层工作，现在自动要求下乡了；有的干部以前幻想把自己变成空头的“最有学问的理论家”，轻视实际工作，现在觉得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无用，立志为实际工作而学习了。同时，他还指出了学习中存在着的缺点“主要是咬文嚼字者多，能发挥文件中思想者少。相当普遍的偏向是忘记了反省自己”。有的专讲文件而不反省，或反省人家不反省自己，反省自己也只是约略涉及几句。但是，也有人只顾反省，不顾学习文件的，结果是反省和文件学习之间形成生硬的加法关系。还有少数人轻视文件，觉得文件上说的没有什么，自己都知道，或者逃避整风，掩饰自己的错误。但这只是少数人的表现，多数人都是积极学习的。贺龙在会上也讲了话。指出这次整风“是一个最伟大的思想斗争”，鼓励大家安心学习，联系实际，进行自我反省，服从党的集中领导和拥护党的领袖毛泽东。会议要求学委和负责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首先自己要反省自己和自我批评，提倡发扬民主以利引导大家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整风学习的意义，指明了这次整风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广大党员、干部的整风学习。
　　这次会议之后，边区政府学委会还专门给低级组即文化程度较低的50多位老干部举办了整风文件讲习班，取得明显的效果。如有一位曾经做过县苏维埃主席和边区县长的干部在讨论会上诚恳地说：“从前，我不肯学习，我想土地革命是我们工农分子搞出来的，知识分子当然归我们领导，要写个什么，找个知识分子当秘书就对啦。现在文件一学，才知道过去是‘老公鸡带串铃，装大牲口’。文化低，没理论，只有狭隘的经验，在原脚地上转圈子，不能开步往前走，要开展工作和提高工作质量就没办法，就是有一肚子经验，也说不漂亮……，这次在延安赶上整风，能学习、能听课，真美。”有的老干部说：“以前糊里糊涂，不知道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才晓得是犯了主观主义”，“原来是没有调查研究，瞎冲冲，失败啦!”
　　6月2日，边区各单位学习骨干联席会议之后，边区的整风学习就采取与中央直属系统同一的步骤，分为学风、党风、文风三个阶段进行，相应地也就延长了学习时间。
　　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总学委会联合召开会议，对整顿学风以反对主观主义这一阶段的学习作了初步评估，并拟定了各单位对整风进行初步总结的计划。8月4日，边区总学委会召开了边区各机关、学校负责人会议，由杨清传达了8月1日西北局和边区总学委联席会议的精神，由李卓然作了边区整风学习的初步总结。自8月5日以后，各单位拿出3—5日的时间，普遍地对学风阶段学习情况进行了小结。西北局党校、民族学院、教育厅、高等法院等单位，在总结时除了强调继续深入领会整风文件精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外，还举行了测验。这次总结，着重强调反对学习中的形式主义，提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理论上解决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从8月15日起，边区的整风学习进入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阶段。9月2日，西北局召开了有西北局各部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边区分委、特委及直属县委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提高党员素质、整顿下层组织、整顿领导机关、整顿边区全党作风、力求正确地执行党的全部政策，从而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起了促进作用。这次会议以后，部分县的中共组织根据会议精神，进行了党员登记。
　　(三)分区、县级的整风学习
　　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除了边区一级党政军民机关以外，尚有边区政府所属各分区、县级、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这些干部长期在第一线从事基层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学习的好坏、成效的大小，对于边区工作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抓好分区、县级、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度重视分区、县级、区级干部的整风学习。1942年4月中旬，西北局向各地党委发出了关于准备整顿三风工作的信。信中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顿三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和团结全党最重要的问题。”为了使各地方的党在时间上有充分的准备，并且可以随时把延安的经验运用到各级党的组织中去，使各地整顿三风工作获得更大的成效，特决定自6月1日到8月31日止，为省委、分委、县委组织领导各地方学习和研究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的时期。5月30日，西北局又发出《关于在各分区及各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22个文件的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宣传部必须把领导学习整风文件作为1942年下半年最中心的任务”。指示要求各地的主要负责干部，要以身作则，积极地参加整风学习，“并应以领导学习文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应经常亲自检查、指导、帮助所属机关干部的学习”。考虑到县、区级干部的实际困难，将整风学习的时间延长为6个月：分区和县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从7月1日开始，区级干部从7月20日开始。
　　县、区级干部在整风学习中最普遍的困难，就是“无人学”、“学不懂”和文件少等。所谓“无人学”，就是县级、区级干部流动性大，许多干部经常下乡，留在县区机关的干部很少，所谓“学不懂”，就是多数干部文化水平低，能看懂文件的人少。例如延川县经常留在机关的干部只有10多人，3/4的干部出差到乡下工作，全县只有10个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包括学委会的委员在内，只有他们10个人能看懂文件，而大多数干部文化低，有的还是文盲。所谓“文件少”，就是整风文件少，其主要原因是边区纸张少，印刷条件差，文件印得少，基层干部平均三四个人只有1份整风文件汇编，许多人就用手抄。针对上述情况，各县采取了许多具体的补救办法，如每月集中5天或10天进行整风学习，或给每个干部规定具体的学习任务，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吴堡县学委会提出：不怕一切困难，没有文件自己抄，没有时间自己“挤”，读不懂要“钻”，下乡的要带文件自学。有的县举办轮训班，抽出干部专门进行整风学习，对文化低的干部的文件学习采取上课的办法解决。由于各县采取上述措施，收到较好的效果。如蟠龙区区长说：“我过去把一些问题或案件处理错了，总以为是自己性情急躁，现在才‘解下’(念作hài hà，陕北方言；意为明白或理解)，主要原因是自己在工作中不善于走群众路线和不善于调查研究。”还有不少区、乡干部说：过去在工作中不知道调查研究，只凭热情，如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公粮或其他任务，主观地进行估计摊派，东减一点，西加一点，结果不顶事，常常出问题。总之，大多数县、区干部通过整风文件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对整风重要性的认识，对克服主观主义，转变思想和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的整风学习
　　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负有保卫边区的重大责任，又有艰巨的生产任务，并且驻地分散，不便领导。因此，除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机关以外，对一般部队整风学习的要求，则以贯彻红4军第9次党代会决议为中心，重点在克服军队内部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写信给谭政、莫文骅，要求部队学习红4军第9次党代会的决议。信中说：“将4军9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1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为此，留守部队和保安部队肖劲光、莫文骅两主任于4月6日发出训令，指出：“今后的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今后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上至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与灵活的应用这个决议到我们工作中去，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条文作为检查我们过去与现在工作中优缺点的提纲和指南”。并明确规定自4月15日至7月1日为学习红4军第9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时期，但同时也要学习中央规定的其他有关整风文件。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为了加强对所属部从整风学习的领导，5月30日成立了扩大的边区留守部队学委会，由肖劲光、方强、张经武、莫文骅、曹里怀、王震、王世泰、陈伯钧、吕振球9人为委员，肖劲光、方强为正副主任。莫文骅为秘书。规定各单位和保安司令部学委会，统归边区留守部队学习委员会领导。在学委会领导下成立高级学习组。边区留守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学校参加第一期(7月30日结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653人，内有共产党外干部135人。他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态度认真，纪律严格，能联系实际，许多干部反省了自己的主观主义，从而达到了增强党性，转变工作作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目的。
　　(五)边区文教界的整风学习
　　边区各类干部学校和一般的文教单位，是边区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区先后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对抗日战争和以后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这些学校在办学方针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毛病。针对这种情况，西北局常委会根据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的指示，于1942年1月29日在讨论行政学院的教育方针时，确定了三条原则：一、学习课目与政府工作沟通；二、学习课目与社会现实沟通；三、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2月10日，中共边区党校亦拟定了当年的教学方针，即：“学用一致，言行一致，和社会现实沟通，教导一致”。确定党校办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党的县、区级干部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能够了解具体情况，掌握政策。课程分为文化、政治、实习三类。“教育实施的原则在于使理论和实践统一，教、学、用一致，实行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具体到抽象，由文化而理论的原则”。并规定由西北局负责人担任各课的主任教员。
　　边区教育厅和边区中等学校，以整风文件为武器，联系校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办学的指导思想。他们一方面对抗日初期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中严重脱离边区实际，甚至照抄国民党的所谓正规办学的内容和方针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也批判了空洞地搬弄马列主义词句的教条主义倾向。他们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成立了教材编审科，重新编写中小学课本，使教育与边区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培养人才方面坚持了新民主主义的方向。
　　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指针，批判了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的倾向。以柯仲平、柳青为代表的许多作家，纷纷深入到农村、部队体验生活；他们把笔头和锄头、铁锤、枪杆子结合起来；他们实行“流动演出”、“街头演出”、“田间演出”；他们深入到抗战前线，同战士们一起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创作。柯仲平等领导的秦腔民众剧团，多次深入到陇东、关中等分区巡回演出，并创作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查路条》、《十二把镰刀》、《穷人恨》、《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优秀戏剧，当时轰动了整个边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总之，陕甘宁边区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在边区一级各单位是从1942年4月20日开始；留守部队从6月1日开始；县级从7月1日开始；区级从7月20日开始；保安部队从8月1日开始。各系统各地区经过半年左右的艰苦细致的整风学习，分别于1942年冬或1943年春基本结束。但有个别分区、县延至1944年才结束。在边区系统普遍整风阶段，广大干部学习了22个文件，提高了认识，掌握了思想武器，并联系实际，检查工作，反省自己，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阶段主要的收获是多数干部认真结合实际，纠正了许多错误思想，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增强了团结，改进了工作，开始兴起了理论同实际相结合与实事求是的作风。这就为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西北局高干会议和边区整风的深入发展
　　(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1942年秋，边区党的整风运动已取得巨大的成绩。为了彻底地清除王明“左”倾路线在陕北的影响，把边区的党建设得更好，中共西北局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一次为期88天的著名的高级干部会议(又叫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不但出席开幕和闭幕式，而且在会议期间作了两个重要报告。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这次会议。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各系统县团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多人。在延安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讨论政府工作和财经工作时，还邀请了有关部门的共产党外的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
　　历时3个月的高干会议，解决了边区党的三个重大问题，即边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统一党的领导问题和当前任务问题。
　　第一，正确地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结束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争论。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发动革命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到1935年2月以前，创立了红26、红27两支红军，创造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但分属于陕西省委和北方局领导。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统一了对两支红军和两个苏区的领导，革命形势正在向前发展。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西北党内在革命形势、土地政策、军事战略等许多问题上出现重大的争论和斗争，特别是1935年九、十月间，党内搞错误的肃反，把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张秀山等干部抓起来，造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停止了错误的肃反，释放了被捕全部人员，才使西北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然而，对于历史上的路线争论和经验教训还来不及也没有条件弄清楚，只有经过普遍的整风运动，才有条件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
　　在普遍整风的基础上，西北高干会议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着重检讨了边区党在历史上的路线争论与历史经验教训问题。与会者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分析的态度，开展了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分清了路线是非，肯定了刘志丹等执行的正确路线。最后，由高岗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高岗在结论中分析了西北近20年的政治社会历史状况，对于过去的争论为什么说是路线争论，为什么说错误路线不懂得中国和西北的实际情况，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这个根本原则，为什么说一个错误路线必然要对党、对人民造成不堪设想的损失与罪恶等等，作了详细的说明；并勉励过去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切勿自满，要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时，希望革命知识分子多深入基层，和工农兵相结合，以免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任弼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演说，总结了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从西北党的历史检讨中证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对革命的成败是起决定作用的。正如有的干部所说的：“过去毛主席的报告讲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如果发展到极点的时候，可以闹到亡国、亡党、亡头的地步，总是不能深刻地理解，想着也许是过分的夸张之词吧!但是，参加了这次高干会之后，才了解了毛主席这些话的真实内容。”
　　11月21—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12个条件的讲演，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指出了边区党内当前存在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为会议解决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指明了方向。
　　第二，检讨了边区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内当前的主要偏向，解决了边区党统一领导的问题。边区党从1938年5月，克服了党内部分干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和在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以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党内也没有产生过其他的错误路线。但是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干部，对党的政策和组织都还有不尊重的方面，整个边区党的领导也还不够健全。这些都不利于党统一领导军民克服困难，迎接抗战胜利。会议从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检讨了现实工作中存在的偏向问题，主要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以及军阀主义等。例如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调查研究，观察处理问题时往往犯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错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或者只讲联合不注意斗争，或者只注意斗争不讲联合；妨碍“三三制”政策贯彻的关门主义残余；对宽大政策的错误解释等。同时，搞好经济建设是处在相对和平环境的边区党政军民的共同的中心任务，为此，就需要实行精兵简政，减少开支，厉行节约。在这些方面，军队和政府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也有一部分人有不正确的认识，如以为军队用不着承担建设责任，或者以为减轻人民负担不必用加强生产的政策，或者以为边区是后方，应该“百废俱举”，一切“正规化”，样样做模范，用不着精兵简政……在组织方面，边区党的某些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的指示不够尊重，甚至不贯彻、不执行；军队中某些干部欺上瞒下；政府的部门自成系统，各自为政；民众团体的领导部门也是自成系统，脱离下级组织和基层群众，等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高岗作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的报告，林伯渠作了关于整顿政府问题的报告，贺龙作了关于整顿军队问题的报告，陈正人作了关于整党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干部结合这些报告以及毛泽东关于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12条的讲演，进行了热烈的议论，联系实际，开展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过去某些党员干部把党政军等领导机关平列看待的观点，明确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切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原则。大会一致决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归党的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的解决，使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形成了在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巩固的团结。
　　第三，讨论决定了边区的中心任务，明确了今后努力方向。
　　为了确定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毛泽东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搜集和整理了大量历史和现实的材料，于12月下旬向大会提供了长达10多万字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指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它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和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西北高干会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确定边区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而在这两项中间又以生产更具有决定意义，这就为陕甘宁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指明了方向。
　　总之，这次西北高干会议，以整风精神典型地解剖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提高了与会干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觉悟水平，增强了共产党的团结，从思想政治组织方面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正确地制定了边区今后的中心任务与工作方针。它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在边区党的历史上和在边区的整风运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的一个成功的典型。
　　这次高干会也有缺点，如对历史上发生的路线错误太看重了某些个人的责任；对某些犯错误的干部的教育不够耐心细致，导致对某些问题或个别干部作了不够正确的结论和处理；又过高地突出了个别人的历史作用。这些缺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是难免的，也是次要的，但作为经验教训是应记取的。
　　(二)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巨大成就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边区的整风运动有了深入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把整风与边区的党、政、军、民、财、学等各项实际工作特别是与边区的中心工作，即生产和教育工作具体地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不但改进了干部的思想和作风，而且改进了边区的各项工作，大大推动了边区的生产建设。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边区的整风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贯彻高干会议的精神，改造干部个人的思想与作风，巩固和加强共产党对边区各项工作的统一的领导。
　　高干会议以后，从边区一级到分区和各县，都先后在党内和党外人士中广泛而深入地传达了高干会议的精神。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请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中任职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贾拓夫向他们传达了高干会议的精神。他们听了传达后，一致赞誉高干会议的成功。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我对高干会这些决定，觉得很满意。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他还说：“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的精神。而这究竟是为的什么呢?据我看是为了与全国人民携手；以伟大的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
　　传达高干会议精神以后，边区的整风运动首先着重地分析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自由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所谓自由主义，第一就是一些共产党人对遵义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所采取的自由放任的态度；第二是不少干部对自己的错误只反省不改正；对别人的错误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所谓教条主义，是指在整风学习中一些干部不能把文件的精神实质同自身的思想、工作作风以及边区的实际相结合，即理论脱离实际。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深入整风学习的主要障碍，不克服干部中的这种思想障碍，整风运动就很难深入。
　　在普遍扫清思想障碍的同时，边区的整风学习以贯彻统一领导的原则为主，参加整风的干部把中央文件和高干会议的精神同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联系起来，清算自身在贯彻统一领导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纠正和克服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政策和上级组织闹独立性的现象。
　　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精神和高干会议提出的关于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财、整关、整学的要求，在各个系统深入地进行整风，具体地改造各部门的工作，而以抓好精兵简政和发展生产为重点。
　　整党，主要是整顿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同时洗刷极少数的坏分子。在整顿基层组织的过程中，还调整了党的组织与政权工作的关系，纠正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各项工作由书记“一把抓”的现象；确立了党政工作的正确关系，既加强了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又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的独立工作，尤其是乡一级政府的独立工作。
　　整政，主要是进一步贯彻“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等政策。当时贯彻“三三制”政策的重点是进一步克服共产党内的关门主义残余，做到与共产党外人士真诚合作，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从而在实际上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相对立。在精兵简政方面，1943年3月，边区政府正式公布了《简政实施纲要》，明确地规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方针，把政府的力量集中于解决急需的和首要的生产与教育两大任务方面，并相应地规定了许多重要的具体措施。接着，边区政府又公布了各级政府的组织条例和有关政务人员的法纪以及简编方案等，为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做了许多思想与组织工作。
　　整军，当时着重在边区的部队中克服三风不正的残余，贯彻精兵简政政策，调整军队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边区的军队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当时整军中反对的主要倾向是军阀主义的残余，如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足，不重视军队参加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对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不够尊重，闹独立性，有的人甚至认为“军权高于一切”，等等。整军的主要作法是：首先在思想上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进行拥护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教育；第二是实行精兵政策，整编部队，充实主力，统—领导；第三是集中进行半年到8个月的整训，对部队进行政策与军事教育以及技术训练；第四是实行“南泥湾”政策，教育与组织军队积极参加生产运动。经过整军，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整民，主要是纠正民众团体领导机关脱离下层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组织工作方法。边区的民众团体在动员群众支援与参加抗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毛病。主观主义的毛病，表现在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中，脱离边区的实际，空喊抗日的口号多，组织群众做实际工作少，尤其是忽视组织群众参加生产运动。民众团体本身的组织机构庞大，系统多，干部缺乏深入下层，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因此，西北高干会议对整顿民众团体的要求是：做民众团体工作的干部要根本转变对群众的态度，要完全和群众生活在一起，除了极少数领导人外，都不要脱离生产，不要和党政机关人员生活在一起，使群众看作是“公家人”。同时要求把组织生产和办好教育作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整民”不但使民众团体的干部在思想上根本转变了对群众的态度，而且群众团体的实际工作也实现了一次根本转变。
　　整财，主要是在经济财政部门进一步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发展生产，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在西北高干会议以前，许多干部对经济建设工作是当时边区条件下的唯一的中心工作还没有深刻理解，有些干部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持消极怀疑的态度，使工作受到了不少损失。直到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才使边区党内干部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了一致的认识，高干会议要求把边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转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方向来，号召干部和党员扫除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思想，普遍地参加生产运动。接着，边区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颁布租佃条例，贯彻减租减息，坚持农贷政策，优待移民、难民，改造“二流子”，提倡劳动合作政策，奖励劳动英雄等。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整顿关系，就是协调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党同军政民之间的关系和军队同政府及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党同政军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在贯彻统一领导原则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为了解决军队同政府及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特决定分别开展了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政府及人民拥护军队的拥军运动。军队和政府方面，以整风的精神，各自作自我批评，克服各自存在的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从而加强了军政、军民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团结。
　　整学，就是整顿学校和文教部门的不正之风。对此，高干会议虽未来得及详细讨论，但高岗在总结中已经提出要在边区的干部与群众中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和文化教育，要改造干部学校，对国民教育实行重质不重量的方针。提出重质不重量的要求的原因有二，一是在边区干部教育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只强调工农出身，忽视文化、政治等条件，使学校成了“收容所”；二是在中小学方面，有些人主张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校看齐，只注重追求数量的发展，而不注重质量；有些学校成为坏人易于藏身之所，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因此，对边区的中、小学校教育需要进行通盘的审查与改造，强调要注重质量，有目的的办学。对于边区各类高级学校(延大、鲁艺等)的教育方针和师生状况，都要重视审查、改组，要缩小数量，提高质量，要防止无目的办学。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工作。
　　第一，边区的广大党员、干部把整风学习与改造世界观紧密地结合起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以整风文件为武器、镜子，对照检查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工作表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每个人认真写了思想小结，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觉悟，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人生观；明确了必须遵循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这个基本方向；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第二，把整风学习与边区的实际特别是边区的中心工作——生产和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工作。如：促进了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等等。
　　第三，把整风学习和解决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加强了边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领导下的团结。同时，通过整风学习，尤其是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加深了军队同政府及人民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团结。
　　边区的整风运动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