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937年)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于l936年12月17日发布“第07413号”训令，决定以何应钦等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对张学良、杨虎城部进行讨伐。同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状字第94号”令，特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西路集团军共10个师，在同心县大水坑、甜水堡、同心城、靖远等地完成集中，分向天水、陇西前进，尔后经宝鸡、凤翔进攻西安。东路集团军亦为10个师。迄19日，樊杜甫部第四十六军(3个师)前卫已进占华阴，潼关至华阴共有5个师，后续5个师亦到达灵宝之线。国民党中央军东(潼关)西(宝鸡)夹击西安的态势正在形成中。
　　中共中央在事变发生后，一面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一面密切注视南京方面的军事动向，决心给予张杨两将军以政治、军事两方面的实际援助。军事上，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切实做好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准备，挫败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反动分子挑起大规模内战的军事阴谋，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在这一总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军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并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红军以战备姿态，在环县、定边、盐池之间地区休整，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做准备。中共中央经由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于12月21日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军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顾祝同军。
　　中央军委按照这一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主要突击集团，立即由定边、环县之间地区南下，准备以10天时间到达长武、邠县，再10天到达咸阳、兴平，尔后进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区，担任对敌东集团军左翼的主要突击，协同东北军、西北军主力，给敌东集团军以打击，以第三十二、第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集中于同心县大水坑附近，准备在敌第一军由大水坑向甜水堡地区南移时，协同在固原县毛居井附近的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监视和钳制该敌，并配合在固原、隆德、静宁、兰州等地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第六十七军、积极钳制敌西集团军。此外，以红二十九军保卫定边、盐池；红三十军位于吴起镇、顺宁、保安地区，对安边、宁条梁、靖边警戒，第八十一师东调延安。
　　12月25日、26日，红军主力进到庆阳南北地区，此时，蒋介石已经接受抗日主张，并在张学良陪同下回南京到达洛阳。“讨逆军”东集团已开始向潼关以东撤退。红军主力即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休整待命。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地监禁张学良，并纵容何应钦等调集25个师部署于陕、甘。从l937年1月起，重新进逼西安。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一面继续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促蒋履行诺言，一面按照同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以红军主力进到关中的淳化、三原、富平、耀县地区，红十五军团进到西安东南商县地区，追击军进到天水东北崇信、泾川、灵台地区，新成立的红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王平)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
　　由于中共中央正确的政治决策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再次粉碎了“讨逆军”的军事阴谋，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红军此次军事行动，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南部区域推进到泾河左岸，并解放了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5座县城，奠定了后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基本区域。(高西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