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处在相对和平的后方环境，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民和革命武装进行抗日斗争的出发点和各解放区指导中心的所在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它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战胜困难，渡过难关，支援前方，为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培育了大量的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的形成、巩固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7年至1940年，为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其特点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提出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大体上完成了。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中央，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和四项保证，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经过国共两党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8月25日，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为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的谈话。宣言和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于8月底9月初，先后从陕西关中的三原、泾阳，富平，耀县一带出发，挺进抗日前线，在与日寇浴血奋战中得到不断壮大。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是比较好的。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饷额，还发放一些犒劳费、河防工事费，枪支弹药、服装医药品、面粉和大米等物质。中共中央从中拨出部分饷额和粮秣补助边区财政，成为这个时期边区财政的重要收入之一。这对支持抗战，减轻民负，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国民党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诸种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
　　边区政府一成立，即从各方面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政权的民主化建设方面更是率先为全国做出了榜样。边区政府的人民民主政权性质及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实践，为中共中央实现对全国抗日的政治领导起到了促进作用，使边区这块统一战线发源地，成为民主的模范，抗日的堡垒，自由的象征，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开始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边区首先制定了《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实行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不记名方式的民主选举。选出了各级议会及政府领导人。并于1939年l月，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人。毛泽东说，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以有利的发展条件。要能坚持全面抗战，必须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这种改革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从政治制度上将国民党的一党一派的独裁改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的民主政权；二是给人民以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边区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就是贯彻关于“三三制”等项政策。这一政策的贯彻，是使边区政治建设更加民主化的重要步骤和组织保证。同时，实行互助合作，减租减息、发放农贷，奖励手工业生产，保护商人利益，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这一切为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是极其复杂的。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日益积极，陕甘宁边区形势日趋复杂严峻。日寇和我隔河对峙，屡次进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进攻、封锁，加以特务破坏，妄图伺机消灭边区。因此，边区虽不是战区，却肩负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进行严密的防卫，以保卫边区。为此，还必须有效地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以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抗敌自卫事业，帮助前方训练干部，整训部队，安置伤病员，保证一度多至总人口8%的军政人员的供给。边区党和政府按人民的需要与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纷繁而紧张的工作，努力克服各种困难。
　　鉴于边区如此严峻的境况，边区党和政府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团结人民，支援前方，努力生产，节衣缩食，并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从1939年到l940年，先后平定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的124起反共摩擦事件，包括63次武装进攻，保卫了民主政权，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陕甘宁边区赢得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为中共中央实现抗日战争的领导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召开，中共中央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都在延安和边区制定及试验，并取得经验后，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推广。延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许多进步书刊。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集思广益，集中集体智慧，在这里发表了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文件、指示和著作，教育和哺育了党、政、军、财、民、文等方面的大量干部。因而，这里人才荟萃，举世瞩目，为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华侨中千百万进步人士、革命青年、知识分子所向往和追求，他们成批来到边区或参观访问，或学习革命理论，再到抗日前线和工作岗位。同时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这里办起了许多革命团体机关学校，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了成千上万名干部和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延安与陕甘宁边区被誉为培养干部的大熔炉、大课堂。在这个阶段，“边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的任务，大体上完成了”。“大体上”就是说还没有都做好。“边区革命秩序的建设不够”，新秩序虽然有了，但很多没有法定与正规化。有的内容有了，形式却不能与内容相适应，有的内容还待充实。凡此种种，都需要在下一阶段不断完善，全面完成抗日的民主的模范的根据地的建设任务。
　　1941年——1942年，是边区军民战胜困难阶段。其特点是：边区党与政府贯彻了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为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摸索出了经验，在实践中也使自己受到了磨炼和提高，确保了新民主主义示范区的荣誉。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为配合第二次反共高潮，伺机进攻并妄图一举吃掉陕甘宁边区。国民政府在边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不仅给八总军停发了军饷，实行了禁运，而且分三个封锁地带，五条封锁线，对边区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包围，其总兵力达40万之众，并做好了进攻边区的军事准备，企图困死、饿死边区的军民，使边区断绝外援。在这种形势下，边区的经济生活陷入了最困难的时期。然而，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单靠人民负担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自救运动。边区党和政府全面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以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中心的十大政策。在生产自救方面，边区军队和机关、学校一律参加生产，并建起自给性的公营经济与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疏通了流通渠道，货畅其流。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并提出“公私兼顾”、“军民兼顾”“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等一系列政策。这样，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经济收入占了整个需要的部分或大部分，仅1942年，边区军民开荒180万亩，增产细粮17万石，公营经济事业已成为保证财政供给的重要基础，逐步实现了由半自给到完全自给的转变，开拓了边区发展经济的渠道。困难终于被克服了。
　　1941年5月，中央将西北工作委员会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通过连续数次精简，基本克服了“鱼大水小”、“头重脚轻”，不协调的政治体制，初步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1942年开始，全边区有12000余名乡以上各级干部和各类干部学校师生参加的整风运动。同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是中央到陕北前，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会者提高了觉悟，分清了路线是非，增强了团结；第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从组织、思想、政治上加强了党的统一。第三，确定边区两大任务是生产和教育，而以生产为第一。这次大会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召开的，它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党内历史遗留问题，纠正了当时工作中的偏向和失误，明确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中心，从而大大推动了边区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1943年1月——1945年8月是边区建设的大发展阶段。其特点是：边区全面实行了抗战第一的军事建设、农业第一的经济建设，干部教育第一的文化建设，使边区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为支援前线、准备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军事建设方面，坚持了练兵，生产与巩固军民团结，从1943年开始，每年搞一次大规模冬训，涌现出了许多练兵英雄与学习模范；在部队生产中，实行了首长负责、官兵齐动手，涌现出了许多劳动英雄和突击手。同时在部队中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政府和人民也积极拥军优抗。军民关系空前团结巩固，胜利地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
　　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抗战的方针，首先边区政府成立了财政经济办事处，专区、县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具体领导和指导生产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边区工作的第一位，把组织劳动力作为发展生产的“中心关键”，实行了各种合作政策，即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并按照自愿原则联合起来的农合、工合与消费合作社。这样，把半数以上的劳动力组织到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中，至1944年，全边区办起了以纺织为主的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合作社634个，资金达7亿3千元边币，使群众生活日用品的绝大部分经过合作社买入，农产品又经过合作社运销，解决了军民衣食、零用等问题；出现了南区合作社这个全边区合作事业的典型，得到毛泽东的视察和表彰；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定和落实了计划，实行了奖励劳动英雄的政策，开展生产竞赛，号召工人，农民向赵占魁、吴满有、张治国等英雄人物学习，发挥他们的带头和桥梁作用；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推广农业技术精耕细作；改造“懒汉”、“二流子”，使他们成为勤劳朴实的农民劳动者，有的还成为劳动模范；发展公营经济，鼓励和扶持私有经济；实行贸易自由；发放贷款，支援生产，巩固金融，争取外汇，发行边币，严禁伪法币流通；稳定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发展以盐业为基础的对外贸易，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基础上，改善了人民生活，支援了抗战。
　　在文化建设方面，坚持干部教育第一，逐渐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文化运动，实行了公私合作，鼓励自由竞争，自由办教育事业，医药卫生事业和其它文化事业，政府给以必要的帮助。上下合作，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办文化教育事业的积极性。实行新旧合作，鼓励新文化下乡。如医疗机关与部队内的西医下乡，秧歌队如鲁艺，西北文工团等下乡，文化作家如丁玲、艾青、欧阳山、柯仲平、马健翎、张庚等下乡。大批知识分子下乡，既当学生又当先生，帮助改造旧文化。如中医、私学、旧艺人、旧秧歌、旧剧、旧知识分子等，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提高了一部分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培养了一部分边区的中等知识分子，为进一步建设边区打下了初步基础。八年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为其它解放区输送了4万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上万的文化技术干部。
　　总之，经过长期努力，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民主的模范、生产的模范、文化工作的模范、统一战线的模范。即不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出版、新闻、卫生、外事等各项事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的实施结果，形成了边区经济、文化建设欣欣向荣的局面，为准备对日反攻、迎接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正如毛泽东在当时谈到全党工作的步骤时说：“第一步，打败日本侵略者，第二步，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两步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和指挥中心就是陕甘宁边区。”边区真正发挥了抗日的民主的模范的根据地的巨大作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者在这里撰写了许多重要著作，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使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雷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