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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大生产运动

雷云峰 张宏志


  (1939年—1943年)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西北部,这里地广人稀,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生产落后,且“三年一旱,五年两旱”,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抗战不久,国民党和日寇乘八路军主力挺进华北前线之机,唆使土匪、汉奸对边区进行扰乱和破坏。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反共方针,掀起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和包围,停发八路军军费,使边区在财政和物资上遇到了极大困难,部队、机关、学校每人每天只能领取5分钱菜金。另外,三五九旅由前线调回边区,国统区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奔赴延安,又使边区的脱产人员急剧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引起了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为了摆脱困境,抵御自然灾害造成的财政困难,党和政府领导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38年,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保安警卫营在驻地进行生产劳动,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秋后做到了蔬菜自给,每周还能吃两次肉,部分地解决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及时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在留守部队、机关、学校进行推广。1939年1月17日,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高克林、高长久等12人向大会提出并通过了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的议案,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中央经济部长李富春代表党中央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要求1939年全边区增产粮食20%,主要措施是开荒60万亩和改良耕作技术。规定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具体任务是:边区政府系统(包括保安部队)生产粮食1.5万石(每石300斤),军事系统(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及所属学校)生产粮食2.5万石,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所属学校)生产粮食1,OOO石,同时要求所有机关,部队、学校大量种菜,从七月份起自给一部分。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决定,响应毛泽东号召,推动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发展,2月4日,边区党委和政府下达了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县均应成立以县长或县委书记为首的生产委员会,大力动员与组织落实生产任务,保证完成党中央下达的生产细粮1.5万石的任务。2月22日,由高岗、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5人组成陕甘宁边区生产总委员会,作为大生产运动的指导机关。4月1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之后,中共中央驻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单位和边区政府各单位,举行会议动员、讨论,落实生产任务,制定生产计划,成立领导生产运动的组织机构,大生产运动迅速、广泛、深入地发展起来。
  党中央和边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都亲自参加生产。毛泽东在杨家岭自己住地附近开荒种菜,并拿出自己的部分稿费同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在杨家岭沟口开办了一个机关合作社,朱德总司令从前线回到延安后和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生产小组,一面领导生产,一面参加生产,开垦了3亩菜地,亲自下种、浇水、施肥、移苗。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和边区政府主席和几位副主席也身体力行,均承担了生产任务。领导同志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生产积极性。
  生产运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初期阶段(1938年至1940年),开头只是为了部分地改善部队生活。1939年以后,即在自己动手,生产自给方针的指导下,党和政府有计划地组织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进行农副业的生产,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提高了大家对生产运动的认识,并且探索了自力更生的新路子。
  第二阶段(1941年至1942年底),形势迫使人们,只有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才能真正解决军需民用的困难。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作的《抗日时期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确定: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1942年12月,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确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工作方针,指示各级政府抓住生产和教育两个环节,掀起大生产运动的新高潮。仅1942年,边区军民就开荒180万亩,增产细粮47万石以边区留守部队为例,1941年至1942年两年中,边区政府向军队生产投资600—700万元,但部队两年不仅保障了3万万元以上的供给,还在所经营的农、工、商业中积累了约8千万元的资本,开辟了几万亩土地。截止1942年底,一切公用生活资料和事业经费取之于已的部分,从总量上超过了取之于民的部分,边区的公营经济事业已经成为保证财政供给的主要基础,实现了由半自给到完全自给的转变,解决了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自给经济的基础。
  第三阶段(1943年),这是实现丰衣足食,建立革命家务的时期。1943年1月8日,党中央召开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指出了1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3月,边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干部下基层,宣传党中央的政策,组织发动劳动生产竞赛。1943年5月,朱德提出:“建设革命家务”的号召,要求把发展工业和公营经济摆到仅次于农业的地位。1943年以后边区的生产运动形成更有计划、更大规模的深入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
  农业:耕地面积,到1945年达到1,520万余亩,增长了79.4%,粮食产量到1944年增加到200万石,棉花面积增加到35万亩,产量增加到300万斤(皮棉)。牛、羊总头(只)数增长2—3倍。工业:公营工厂发展到70多个,包括造纸、肥皂、印刷、纺织、陶瓷、炼铁等。私营工厂也有发展,私营纺织厂到1943年发展到50个,年产布1—2万匹。家庭手工业发展也很快。边区政府先后开办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土产公司等,组织土产品出境,日用品入境,平抑物价,稳定边区金融。大生产运动还改造了懒汉二流子4,500个,产生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同时举办了生产成绩展览。11月29日,中共中央招待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作了《组织起来》的讲演,号召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在大生产运动中,把群众组织起来,组成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大会之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决定在全边区开展创造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使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出现了更高的水平。
  大生产运动从边区始,而向各解放区相继展开。它不仅为我党克服经济困难、建设边区、坚持抗战的战略措施之一,而且也培育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主编:雷云峰;副主编:张宏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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