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是在边区整风运动开展半年后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组成了以高岗为首的九人主席团，作为会议政治上的领导核心。参加会议的有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300余人，此外，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人员、中央党校部分领导干部以及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非党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旁听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四项：(一)整顿三风(即整党、整政、整军、整关、整民、整财、整学)问题；(二)统一党政民的领导问题；(三)精兵简政问题；(四)财政经济问题。
　　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关怀领导下召开的。会上毛泽东作了《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和《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重要报告，任弼时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朱德、刘少奇、陈云以及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彭真等都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召开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首先，自1942年4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次整风的初步收获直接成为高干会的“胚胎和种子”，为高干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自1942年9月以后，西北局、边区政府、军委和留守兵团领导机关深入下层做调查研究工作，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高干会准备委员会草拟“七整”等有关文件作了具体准备。所有这些对高干会的顺利召开和取得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根据中共中央1942年9月1日发布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精神，以整风的形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问题和当时的若干重大工作方针问题。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检讨了边区党在抗战前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实事求是地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分清了路线是非。会议认为，二战时期边区党内的争论问题，是两条路线的争论。会议肯定了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许多同志，在毛泽东开辟的井岗山道路影响下，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依靠农村山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所执行的路线是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斗争的策略也是正确的。会议指出，一些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以反对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为借口，逮捕了许多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高级干部，其中二百名以上的优秀干部被杀害，犯下了严重错误。这就从思想上、政治上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肃清了它的恶劣影响，使党内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过去边区党内的斗争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增强了团结和统一。会议在检讨历史问题时，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实行同志式的批评与反省，着重从思想上总结经验，既解决了历史争论问题，又团结了同志。1942年11月17日至18日，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大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报告，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11月2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肯定了这个结论。他说：“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质。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个结论要不要呢?要的。七大要做这个结论。”在检讨历史问题、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重新审查了陕北的肃反问题，1942年12月12日作出了《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9、10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而造成这种错误肃反的原因，是以朱理治(原中央代表团书记兼陕甘晋省委书记)为代表执行并发展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中央认为，1935年11月间中央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所作出的决议在根本估计上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估计现在证明都是错误的”。因此，中央除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仍保留以外，原决议其余部分全部撤销。
　　第二，会议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
　　高干会议肯定了边区党自抗战以来克服了曾经存在的对统一战线的右倾和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倾向，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会议同时指出，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问题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边区党政军民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九·一”决定的精神，把整风和各项实际工作相联系，检讨了边区党在思想、组织以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例如，有的工作部门、有的领导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军队工作的军阀主义作风以及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问题等等。会议揭露和批评了向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闹独立性的各种表现，向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即党的领导原则的教育，进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教育，进行了人民军队宗旨的教育，统一了思想，澄清了糊涂认识。会议指出，应确定西北局以高岗为中心加强一元化领导，重申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全归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归地委统一领导，县、区的各方面工作按此原则执行。会议还决定，1943年春节期间由边区政府发动拥军月活动，同时军队由留守兵团发动拥政爱民月活动，以改进和加强军政、军民关系。
　　第三，讨论了边区今后的建设问题，确定了边区建设的任务与方针。会议分析了抗战以来的形势，认为处于抗战相持阶段的今天，敌后根据地进入更加困难的环境，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更趋复杂。我们只有在边区继续贯彻各种进步的政策，才能进一步巩固边区，提高边区，由此来推动抗战和全国的团结与进步。使大家进一步懂得了边区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担负的伟大使命，以便掌握边区环境的特点与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在听取和讨论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提高了认识，纠正了“百废并举”、“样样都想做模范”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明确规定生产和教育为今后边区党和政府的两大中心任务，尤以生产建设为最基本的任务，确定实行精兵简政应是促进边区经济与文化建设工作的总方针，从而使党的干部正确地把握了形势，明确了任务，掌握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这次会议的成功，以及取得的收获，确定的方针、任务，成为边区各项工作转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