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思想、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思想、观念形态上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治和新经济，是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关于这种新文化的特点，早在1940年，张闻天就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当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①1942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其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②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的总政策、总方向。民族的，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尊严，有自己民族的特性和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一致；大众的，是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自己的文化。
　　边区地处中国的西北地区，各项文化事业原本就十分落后，在许多方面几乎是空白。教育事业基础极端薄弱，文盲占成年人口的90%以上；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疫病流行，人口死亡率很高；迷信盛行，封建思想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文化领域内做“拓荒”式的卫作。边区党委和政府从一开始就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使边区人民文化翻身解放的大事来抓，按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即民主的)文化发展方向。在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扫除文盲入手，大力开拓边区的基础性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医药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文艺活动，使边区的各项文化事业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文教政策和文教事业建设
　　1.开展识字运动，大力扫除文盲。边区150万人口中约有100多万是文盲。相当多的家庭几辈人都不识字，许多成年人被称为“睁眼瞎子”。这是群众精神上的一种痛苦，也是发展边区政治文明、经济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边区政府建立后，把扫除文盲作为帮助人民文化翻身的“突破口”，以青壮年农民为主要对象、以业余识字为主、以举办冬学(夜校)和各类识字班为主要形式，从1939年秋收以后，就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识字扫盲运动。毛泽东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他提出：每个乡要有一个民办小学，每个农民识1000个字。1939年4月19日，毛泽东亲笔写了“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题词，刊登在《新中华报》上。1940年10月，边区党、政、军机关和工、青、妇组织联合发出《关于办理冬学给各界的信》，动员和组织14岁至40岁的文盲、半文盲入冬学识字，进行扫盲学习。各县、区、乡都成立了冬学委员会，负责主持这项工作。广大农民群众为争取文化翻身，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学习，边区成了识字学文化的大课堂。在冬学里、在田间地头、在窑洞的油灯下，到处都有农民在识字、写字。著名的秧歌剧《夫妻识字》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生动情景。到1944年全边区建立了冬学3470所，每年冬季入学农民约5万人。经过几年的扫盲学习，许多青年农民识字量达到1500字左右，多的达到2000字左右，基本脱盲。有的能看报、写信、打收条、看路条、写选票，再不是“睁眼瞎子”了。在冬学里结合扫盲识字，同时进行时事政治、破除迷信、妇幼卫生等宣传教育及珠算、记账等实用技能培训，提高了政治觉悟，也普及了科学知识。
　　2.建设中、小学校，积极普及义务教育。1937年以前，全边区只有中等学校3所(包括师范学校)、小学320所(大部分在城镇)，在校生5600人。农村的孩子能上学读书的极少。这是新文盲不断增多的重要原因。1940年边区教育厅颁布了《实行义务教育办法》，规定8岁至14岁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为了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在教育投资体制上实行公办、民办公助和民办相结合的政策，对民间兴办教育者予以鼓励和奖励。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40年，全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在校学生4.36万人，分别比抗战前增加4倍多和6倍多。其中，民办或民办公助的小学校达到1057所。到1945年，新建中等学校7所，其中普通中学3所、师范4所，在校学生2400多人。
　　3．大力开展各级各类干部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为了培训抗战和边区建设急需的大批干部，边区除开办专门的干部学校和干部培训班以外，还在中学、师范学校附设干部训练班，担负培训、轮训和储备干部的任务。抗战之前，边区没有高等学校。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恢复设立了红军大学。抗战开始后，高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设立了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民族学院、医科大学、俄文学院、延安大学等。延安成了一个大学校，培养了成千上万军事、政治、党务干部和科技、文化、艺术、教育等各类人才。毛泽东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经常到这些学校去做报告。从大后方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这些学校里接受革命理想、理论、作风教育和各种专业知识技能训练，在革命的环境中熏陶，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长，许多人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党和国家的骨干力量。
　　(二)卫生保健政策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随着边区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边区人民不仅享有广泛的政治民主权利，经济生活也逐年改善提高，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缺医少药、迷信愚昧和不讲卫生的习惯还严重存在，致使许多地方疫病流行。边区民间有巫婆神汉2000多人，他们跳神打鬼，骗钱害人，由于救治不及时和医疗手段落后，病人的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一度高达60%。这是边区人民的极大痛苦。边区党委和政府下决心逐步解决这一问题。1939年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1940年后，边区的医药卫生工作逐步地开展起来。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医药管理机构，积极筹措资金，在边区和县市所在地建立了一批医疗机构，大力培训中西医务人员和农村的卫生员、接生员。到1944年10月，边区已建立地方医院11所、卫生所75个、药店390家，缺医少药的状况大有改变。1944年春，边区在延安召开了卫生动员大会，动员开展群众性的灭害防病运动，边区城乡都行动起来了，打水井、修厕所、建猪圈、灭虱子、清垃圾，大搞环境卫生。同时坚决取缔巫婆神汉的活动，推广新法接生，进行妇婴保健知识宣传，使边区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人民的健康状况显著改善。
　　清朝中期，鸦片烟毒就传入陕北，到清末民初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立即着手禁烟戒毒。1937年5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发布布告，明令禁止种植罂粟，禁止贩卖、吸食鸦片。在边区范围内铲除罂粟植株、封闭烟馆，发动群众收缴烟具。边区政府设立了禁烟督察处，专司查禁鸦片和禁烟禁毒工作，对已吸毒成瘾者实行强制戒毒，较快地控制了烟毒的蔓延，使多数吸毒者成为健康的人。
　　(三)学术自由研究政策和蓬勃开展的科技学术活动
　　为适应抗日战争和建设边区及革命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该决定由毛泽东亲自起草。毛泽东指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动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③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大批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为革命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为边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开展科技、科研、文教、文艺事业打下了人才基础。
　　边区是提倡科学研究和实行学术民主的地方。1941年5月1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宣布：边区“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奖励自由研究》的社论，全面阐述了党和边区政府鼓励自由的科学研究的政策。社论指出：“在边区，不但要大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还要团结各派学者和理论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帮助和奖励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动。”④这样开放的和学术自由的政策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钳制思想、限制自由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边区的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都呈现了生动的、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延安的窑洞出马列主义。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研究是全党的光辉榜样。他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他经常日以继夜，挥笔著述，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涉及哲学、政治、军事、党的建设、经济、文化等广泛领域的光辉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59篇文章，有112篇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油灯下写成的。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其主体部分是毛泽东创立的。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大本营，矗立着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吸引着千千万万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有识之士。他们纷纷来到边区，投入科技文化事业和各类科学研究，在物质生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人才济济，在窑洞中完成了不少传世之作。如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吕振羽的《中国史研究提纲》、黄松龄的《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史论纲》、钱亦石的《中国经济史》等。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边区于1940年2月成立了西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后又建立了医药、农学、地质、矿冶、生物、机械电机、化学等专门学会，共有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工作。著名的工程师沈鸿等一批专家，历尽艰辛，来到边区，成为根据地的科技骨干，他们研制了抗战急需的一批工业技术装备和军工产品，炸药、子弹、手榴弹、步枪、追击炮弹都造了出来。
　　(四)开创革命的新闻、广播、出版事业
　　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1937年1月29日，边区政府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创刊。该报的前身是中央根据地的《红色中华报》。2月，《新中华报》改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该报同《今日新闻》合并为著名的《解放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出版的第一张大型的日报，报社第一任社长是博古(秦邦宪)。中共中央的重要政策、主张都通过《解放日报》公开发表，进行宣传。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亲自为该报撰写社论、文章。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许多著作都是首先在该报上发表的。1939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为该刊写了发刊词。边区的报纸主要有《解放日报》(1942年9月起兼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机关报)、《群众报》、《救亡报》、《抗战报》等，加上各市县的小报共40多种。虽然大部分为石印和油印，但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此外，还有机关、学校等办的墙报、黑板报，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舆论宣传网络，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和激励群众抗战，传播新文化，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原在中央根据地创建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937年1月更名为新华通讯社。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中央于1940年底建成了新华广播电台，用三种语言播送，红色电波迅速传到国内外，有力地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为了更好地作好马列著作的编译和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于1938年5月成立了马列著作编译部(后扩大为编译局)。出版了马列著作32种，达数百万字。1937年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1939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创建了新华书店，发行边区的报刊、书籍数百种。
　　(五)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革命的文化艺术事业，认为革命文艺“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⑤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⑥为了使文化艺术能够充分发挥这样的重要作用，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抗战文化艺术事业的方针政策。
　　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化艺术领域建立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以广泛团结各类文化人投入抗日文化活动，发挥他们的才能和作用，为抗战服务。1938年3月，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40年1月，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⑦世纪194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发展文化运动作出指示，再次强调开展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性。指出：开展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要把建设一个印刷厂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同时，针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随着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扩大，全国各地的大批文化人和各种文艺人才纷纷奔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有的是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艺术家，有的是海外赤子，许多人抛开优越的生活，不远万里来到延安。边区成了众望所归、人才汇集的地方。在此基础上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组织了各类文艺社团组织，几乎包括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所有艺术门类，组成了阵容宏大的文化艺术大军。
　　为了使边区的文化运动更健康地发展，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针对当时文艺界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毛泽东的讲话高屋建瓴、透彻明晰，使许多人感到豁然开朗。
　　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在端正方向、转变思想的基础上，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演出，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高潮。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和抗日战争的优秀文学、文艺作品涌现出来，文学艺术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创作出新歌剧《白毛女》、秦腔现代剧《血泪仇》、秧歌剧《兄妹开荒》，歌曲《黄河大合唱》、《歌唱南泥湾》等优秀作品。新编平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赞为“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王贵与李香香》是我国革命叙事长诗的开山之作；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许多优秀版画、绘画作品享誉世界，成为革命文化的瑰宝。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长，涌现了丁玲、刘白羽、赵树理、柳青、艾青、萧三、柯仲平、李季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代巨匠。
　　群众文化活动蓬蓬勃勃开展。群众喜爱并广泛参与的大秧歌在原来民间活动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扭得红红火火。据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的统计，当时全边区有相对固定的民间秧歌队994个，差不多每1500人就有1个秧歌队。每逢新年、春节和重大活动，到处都有秧歌队的活动。毛泽东当年曾风趣地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150万人民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9000万人民，都在闹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
　　陕甘宁边区实行法制建设的成功实践、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正确政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使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边区改变了面貌，人民在政治上当家做主人的基础上，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也得到翻身解放，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种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陕甘宁边区构造了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民主、团结、和谐的社会，创造了“民主中国的模型”，亦即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模型。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中，充分地显示了驾驭经济建设、发展文化事业、富于创新的执政能力，为全国解放以后在全国执政，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培养了大量的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25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20页。
　　④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3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⑦《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