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如果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为其准备阶段的开始算起，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这次整风运动的结束，共历时6年又9个月。持续时间之长、成效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这场伟大的党建工程的成功，为党的自身建设创造了多方面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其主要的经验至今仍极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学习型的政党
　　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党建立之日起，就把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80多年来，每当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关头，党总是特别重视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开展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指导行动。延安整风运动首先就是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开展的一次学习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从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开始，并将学习贯穿运动的全过程，因而使整风运动成了一次自建党以来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运动、一次深刻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教育运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党在诞生后，很快就投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之中并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献身精神。然而，“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①在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统治全党，正是利用了党在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学习不够、认识水平不高这个弱点。党内的经验主义者轻视理论，满足于狭隘的经验；教条主义则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二者的表现虽然不同，但共同点都是主观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延安整风的一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着重解决对党危害最大的教条主义。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②他不仅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而且身体力行，刻苦攻读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写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著作。仅在延安整风中就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如何研究党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等重要著作，深刻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具体地指导了整风运动。为了使干部、党员能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原著，毛泽东倡议成立了专门的翻译班子，翻译和出版马列著作，并亲自审定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为了帮助干部更好地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选编《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刘少奇到中央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讲演，专门就党校的学员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写了《答宋亮同志》的党内通信，指出党的理论修养不够，是一个极大的弱点。“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并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③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多次召开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联系自己的亲身斗争经历，讲述中共历史，讲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延安整风期间，从延安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干部和党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蔚然成风，真正形成了全党的学习竞赛。
　　延安整风中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不是静止地读书，而是把学习理论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还成立了调查研究局。许多党的高级干部身体力行，深入到基层开展调研。张闻天在陕北和晋西北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他在《出发归来记》的报告中写道：“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的心情。”④延安整风中的学习的另一个“结合”就是把学习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了对党的正确路线的认识，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倾向中解脱了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整风运动被称为继五四运动以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提出了“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部署。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固然要从多方面做出努力，而重要的问题在加强学习和善于学习，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摆在重要的位置。邓小平曾经指出：“学习是前进的基础。”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⑤在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江泽民多次号召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他在十六大的报告中提出了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胡锦涛指出：“加强学习不仅是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知识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自身精神境界的重要途径”，“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任务逼人，不进则退”。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带头学习。仅集体学习的内容就有法律、金融、历史、执政建设等许多方面的专题，为全党树立了认真学习的榜样。
　　重视和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成功之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要汲取延安整风建立学习型革命党的成功经验，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建立学习型的执政党，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各项事业。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要不要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延安整风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主要是解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彻底消除和摆脱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消极影响，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教训。两次失败即1927年在大革命中的失败和1934年在南方中央苏区的失败。第一次失败后，已经发展到6万人的党，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只剩下1万多人。第二次失败后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也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党中央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限于当时的情况，只着重解决了军事问题，政治和思想路线问题尚未来得及解决。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的“左”倾错误流毒，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算，而王明在抗战初期一反“左”的面目，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党内还有一定影响。为解决这些问题，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在此次全会之后开始的整风运动，从整顿学风入手，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除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和“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全党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对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具有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的概括：“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他说：“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⑥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便成为全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中国共产党探索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的抵制，而且也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干扰和责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各种抵制和干扰的过程。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成立到1943年6月解散，在长达1/4世纪的活动中，为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也不能完全否定。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前期，共产国际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在1927年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助长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中期，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对中共党内产生“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路线有极大的影响，使土地革命战争遭到严重挫折。后期，共产国际提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但又要求中共无条件地联蒋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明就是打着这个旗号，在抗战初期坚持他的右倾路线的。当延安整风开始以后，特别是对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批评时，又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干扰和责难。当时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认为整风没有必要。他说整风是荒谬的，是毛泽东派利用整风来压制中共领导内一切不同意他们政策的那些人。他认为王明是共产国际的知名人士，毛泽东是通过打击王明来打击共产国际。1943年12月22日，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季米特洛夫就中共整风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指责延安整风运动中批评王明等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毛泽东亲自起草复信对季米特洛夫的批评进行了解释，说对王明也完全会按党内统一和团结的政策来对待，请他不要担心。此时共产国际已宣布解散，季米特洛夫也未再提出任何批评。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毛泽东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他在晚年所犯的错误，也是由于逐渐背离了他自己倡导的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和重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成为首要的和迫切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复出后，反复强调要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⑦邓小平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⑧历史证明，这是中国革命成功之路，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之本。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的基本方法，是在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通过检讨思想和检查工作，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错误的路线、思想和作风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从而正确解决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矛盾。
　　整风一开始，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⑨这一方针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斗争中所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形成鲜明的对照。1943年秋，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的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右的错误，王明称病不参加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与王明促膝谈心。经过工作，王明当时承认了错误，写信给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七大上，经过毛泽东做工作，仍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后来王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对一般党员、干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主要的方法是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进行检讨，弄清存在的问题，如果有错误，则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明确努力的方向。这样，既弄清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总结延安整风的经验时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⑩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从党的七大开始，就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内生活的一条准则和党员的权利写入了党章。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11)建国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继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在执政条件下存在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将这一方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他说：“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12)建国以后，直到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党内民主生活和社会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中共八大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建设的理论成就和制度建设。但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日益发展，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发生了逆转，十年“文化大革命”则是党内民主生活的大混乱、大破坏，党内民主的原则丧失殆尽，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表达和争论被当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路线斗争的表现受到批判，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无从谈起，使党和国家经历了一次空前的灾难。直到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生活才又重新步入了正常健康的运行轨道。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在解决党内矛盾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说明，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力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正常开展，也是衡量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社会民主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的重要标志。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改革体制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入手，建立健全新的能够正常反映党内的不同意见和争论的党内民主制度，保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常开展，以正确解决党内的矛盾。
　　(四)始终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为端正党风的重点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的。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然后又转回到党的高级干部的路线学习上来。在整风的全过程中，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作为重点。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高级干部的理论和路线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内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3)为了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特设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作部长。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班的决定》。当年9月成立了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历时88天，正确地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争论，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明确了边区党的建设和发展生产的任务。半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为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的讨论作了总结。延安整风运动始终把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作为重点，又着重于解决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是保证延安整风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经验。这样做的结果是，培养出了一大批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成为中国革命和革命胜利以后执政和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些干部又都比较年轻。整风之后，在党的七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毛、朱、刘、周、任)平均年龄只有49.2岁。正是这样一个年富力强的领导核心，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驾驭着革命的航船，破浪前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得到巩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关键在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所以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特别关注的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特别是中央领导核心的建设。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14)历史证明了邓小平的分析。在我们党的80多年的历史上，发生的足以影响全局的问题，都是由于党的最高层出了问题。从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到王明的历次错误都几乎使党陷于绝境。延安整风运动正是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真正关系大局的问题，才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全党的大团结、革命的大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干部队伍。
　　为政之道，要在得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党执政政策的制定者、执政活动的组织者、执政使命的践行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抓住这个重点。要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指导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集体。
　　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代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正确道路。延安整风至今已过去了60多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情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年延安整风的某些具体做法也许并不完全适合于新的时期党的建设工程，但是，延安整风的基本经验仍是科学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客观规律，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看，它当然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我们应当永远予以珍视的宝贵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使之得到发展和创新。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222页。
　　④《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页。
　　⑤《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⑧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828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页。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版，第36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