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中国青年的古城”，“延安也是建立中国新文艺的古城”——这是许多青年人自己说出来的话。延安之所以为延安，并不是偶然的，它的确有历史和时代的背景。尤其在全国反帝反法西斯蒂的今天，它自然地会吸引全世界前进青年的注意。这一座古城现已成为全世界进步青年瞩目的古城，他们在盼望着延安青年的进步，他们在盼望着世界青年学习延安青年刻苦奋斗、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精神。
　　在艰苦奋斗，惨淡经营里，延安建立了军政训练的伟大场所，培养了千万个抗战勇士。它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唯一的艺术学院——鲁艺。鲁艺的创立，虽然才短短的一年，然而它却尽了它的艺术的职责，培育了相当数量的艺术工作者，并分发到各战区去工作。特别是音乐系，它们在努力建立中国的新兴音乐。
　　中国新兴音乐酝酿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它煽动着、组织着、教育着群众去争取独立与自由；它发出雄亮的歌声来反抗侵略者；它歌颂着全国团结的力量；它鼓励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去反抗。这种雄亮的救亡歌声为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音乐史迹!虽然我国远在周唐两代，近在1920年以后都曾经提倡过音乐教育，但那些音乐教育只不过停留在欣赏或研究圈子里面，从没有领导群众去配合政治、军事斗争，反映时代的需求，加强反封建反帝的力量。
　　鲁艺音乐系的创立，虽然处在物质条件缺乏和斗争的环境，但它是步步向着建立中国新兴音乐的大路迈进的。学员们不但努力学习，而且结合实际生活努力创作。中国的新兴音乐绝对不是从空想偶然得来，而实在是从民族艰苦抗战的宝贵经验，或从整个民族流血的代价所建立起来的。
　　在学习期间，师生们创作了三个新型的歌剧：一为《农村曲》(向隅主编)，一为《军民进行曲》(冼星海作曲)，一为《异国之秋》(李焕之作曲)。还写了两个新型的大合唱：一为《生产运动大合唱》(冼星海作曲)，一为《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作曲)。这些作品都比较接近大众，显示了中国新兴音乐的力量。民歌的搜集已在一千首以上，民歌创作也继续不断地产生。在一年的时间内和艰苦奋斗的抗战环境中，能这样地建立起新型的音乐，在全国统算一下，恐怕只有鲁艺能够做到。这不能不说是延安的政治环境给于每一个音乐青年的便利条件。
　　建立中国新兴音乐，是否只能在延安呢?如果这样武断地说是不妥当的。现在是抗战已进入新阶段的时期，全国的音乐工作者，都需要认定自己的使命，联合起来，推动这重要的工作。如果做到这点，那末，建立新兴音乐，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
　　今后，我们必须：(一)从实际生活中努力创作新兴音乐的作品；(二)结合创作经验，建立新兴音乐的理论；(三)为着扩大影响，我们要组织和培养更多的音乐干部。从第一项说，我们要创作怎样的新兴音乐呢?我的回答是：以“大众化”为首要任务。音乐要有力量，节奏要明显，通过民族形式和内容来创作民族的新兴音乐。从作风上说，我们第一不要抄袭或模仿欧洲的音乐；第二不要趋向封建的形式和内容，或颓废的作风。创作者可以利用欧洲的曲体来创作中国的新兴音乐，但要有新的和声，旋律性与调性要是“中国的”、民众的、通俗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我国民歌小调、旧剧、大鼓及中国乐器研究做基础。从第二项说，是建立什么音乐理论?我的回答是：我们要有新兴音乐运动的理论，有民族音乐研究(包括民谣、小调等)的理论，有中国和声学的理论，还要有我国古乐研究的理论，也应有西欧乐理的借鉴，这是创立中国新兴音乐的理论基础所要求的。比以上更要紧的是学习苏联新兴音乐的理论和新写实派的音乐理论。我们要从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入手，进而去研究整个东方及一切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音乐理论。这是需要很长时间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做到的。第三项的组织和教育问题，是新兴音乐最实际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组织工作和音乐教育工作，中国新兴音乐会永远停留在散漫的状况里。欧洲最初的音乐教育学校是意大利的圣玛利院，它建立在1537年；法国的国立巴黎音乐院，它建立在1784年；德国的柏林国立音乐院，它建立在1822年。我们的鲁艺虽然建立在1938年，但是如果我们理解自己的光荣职责，教职员都能努力去进行组织教育工作，扩大学院的影响，我们鲁艺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鲁艺好比是一朵鲜花，它要能够开花、结果，就需要太阳和泥土。艺术领导工作者就是这种太阳和泥土。我们不仅希望在太阳和泥土培植之下，生出美丽鲜艳的花朵，我们更希望天天有太阳和肥沃的泥土，去培植更多的更美丽的花朵。
　　鲁艺不怕建立得比西欧各国音乐学院较迟，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从艰苦的大时代里建立起来，担负着光荣伟大的任务的话，我们不仅可以巩固中国新兴音乐的基础，而且可以走到世界音乐教育的前列。
　　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
　　1939年4月29日
　　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